媒體本應是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具有監督政府、反映民意、維繫社會的功能。媒體監督社會，但誰來監督媒體？當媒體犯了錯或侵犯人權時，小市民又該如何是好？

除了拒看、拒聽等比較消極的做法，針對媒體侵犯人權的惡形惡狀，台灣目前也有以監督媒體為職責的非營利民間組織，其中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最具代表性。

媒體，英文來自於Medium一字，意指事物之間的「中介者」。理論上，媒體一方面要將社會現況忠實地傳遞給人們知曉，一方面要讓個人能在意思不受扭曲的狀況下，自由地向社會發聲、表達意見。理想的媒體，因此被認為是一塊不容商業與政治力量染指的公共領域，能讓社會上各種意見與觀點在此理性溝通、尋求共識。

媒體的良善境界，在現代社會裡卻常受到各種因素牽制而無法企及，為了衝刺收視率，媒體裡充滿了各種偏頗、煽情及意識型態之爭，原本應該是保護人民的第四權，如今卻成為侵犯人權的劊子手。

社會大眾對於媒體的表現不滿卻又無力反抗，民間因此出現了監督媒體的公民團體，他們以集體形式發聲，逐漸形成一股制衡媒體的社會力量。

打地鼠

成立於1999年的「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是台灣目前最活躍，也最具有公信力的媒體監督團體。現任董事長、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管中祥用了一個「打地鼠」的比喻來形容「媒觀」的立場。他認為監督媒體亂象，就像在玩遊樂場的「打地鼠」遊戲，面對層出不窮亂竄出頭的地鼠，勢單力薄的媒體監督者只能有兩種應對之道，一是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幫忙進行監督，二是「把遊戲機的插頭拔掉」，藉此反省是什麼樣的遊戲規則，使得媒體亂象一再出現，無法遏止。

過去有許多對媒體的監督，常只針對個別的節目內容進行道德式的撻伐，卻忽略了媒體環境的整體問題，「結果罵完胡瓜低俗，馬上看到吳宗憲在旁邊得意洋洋，而他的後面還有康康等無數人在排隊等著。」「媒觀」因此不只著重在媒體內容的監督，也希望把媒體內容是如何受到商業力量的箝制，帶入討論與改善範疇裡。

即便是針對媒體內容進行批判，「媒觀」也有其堅持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媒體是否侵犯了「人權」。例如媒體在報導社會案件時，時常會將精神病患污名化，嚴重違反精神病患的人權。他們曾因為聯合報多次在報導社會案件時，動輒使用「又是精神病患惹的禍」、「不定時炸彈」、「難控管」等充滿歧視與偏見的字眼描述精神病患，而與身心障礙者團體合作，透過網路串連及現場示威等方式進行抗議，如今媒體在報導這類議題時，遣詞用字顯然謹慎許多。而對於近年來許多八卦媒體爭相報導名人緋聞，「媒觀」則是站在保護隱私權的角度進行批判。

全民監看

「媒觀」也鼓勵民眾對媒體的不良表現儘量發聲。他們的網站上有「全民監看電視節目記錄表」，民眾可以填寫傳真給媒觀進行申訴，媒觀會將意見反映給媒體及相關單位處理。他們也在今年完成了線上的媒體監看系統，民眾只要上網填寫，「媒觀」便會在第一時間內處理，並定期對外公布監看及改善結果。這套系統啟用半年來，已接獲近兩百件的檢舉案，內容包括戲劇節目怪力亂神、節目內容廣告化等，顯見台灣民眾對媒體表現的不滿程度。

過去的媒體監督常會被人質疑，是以一種「作之君、作之師」的威權態度進行價值判斷，「媒觀」意識到這個陷阱，因此對所謂的「媒體內容低俗」議題著力不多，因為在台灣，「媒體監督的當務之急，是捍衛民眾的人權不受媒體侵犯，而不是急著成為品味或價值觀的衛道者，」管中祥說。

管中祥認為台灣媒體內容的問題，主要在於面向不夠多元，無法服務社會上多樣分殊的群體，尤其缺乏好的兒童青少年節目。「媒觀」因此不只監督壞媒體，也每季進行優質兒童節目評鑑，並將評鑑結果製作成「優質節目單」，希望提供民眾觀看電視的選擇，如今已成「媒觀」的招牌活動。

弱勢發聲

倘若「媒觀」代表著一般公民對媒體的監督，那麼由眾多非政府組織所串連而成的「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簡稱「公民媒改聯盟」），則代表著台灣弱勢團體面對媒體的集體發聲。

2005年7月衛星頻道換照時，由婦女、同志、兒少權益、身心障礙者等21個民間團體串連組成的「公民媒改聯盟」，運作一年來，目前已有近70個非政府組織加入，成員包括醫療、教育、環保、原運、社區大學等團體，陣容龐大。

婦女新知基金會是「公民媒改聯盟」的發起單位之一。婦女新知的媒體與教育推廣部主任王正彤說，社運界當初是有感於台灣新聞媒體，常對女性、同志、兒童，及身心障礙者有各種刻板印象或污名化的描述，長期以來造成嚴重的社會偏見，因此才會串連起來，希望形成一股監督媒體的民間力量。

和「媒觀」一樣，參加「公民媒改聯盟」的弱勢團體最在意的，也是媒體對人權的侵害。「公民媒改聯盟」因此在成立時，便提出「新聞報導與人權守則」，針對現今媒體煽色腥風格下，新聞處理上常侵犯人權的方式，提出建言。

在「公民媒改聯盟」的努力施壓下，由有線電視頻道業者組成的「衛星電視公會」今年3月成立時，特別設立了新聞自律委員會及新聞諮詢委員。「公民媒改聯盟」不但參與了公會自律公約的訂定，成功地將「新聞報導與人權守則」的精神納入其中，在24席的諮詢委員名單裡，聯盟成員更佔了7席之多，是社運界與媒體間過去少見的密切互動。

過去弱勢團體與媒體的關係多是彼此對立，充滿抗爭激情，公民媒改聯盟試圖換個角度，嘗試建立彼此溝通合作的管道。雖然衛星電視公會的自律公約並無罰則，媒體近日來的表現也仍有很多違反自律公約之處，但王正彤認為這樣的溝通，至少讓弱勢團體要求媒體公平報導時，更具有正當性。「我們嘗試在體制內積極參與，努力建言，但若經過一段時間後證明這樣的努力沒有實效，我們也有隨時返回體制外抗爭的心理準備。」

從媒觀與公民媒改聯盟的例子可見，如今無論是一般民眾或弱勢團體，在面對強勢媒體時，已逐漸懂得用集體的力量維護自身權益。而媒體與公民之間的關係，既非單純的彼此對抗，亦非全然的互相合作，就像媒體總在檢視著社會現況，這個社會也不斷用放大鏡監督著媒體的表現良莠。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06年0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