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於崔媽媽推動搬家評鑑制十年，寄望台灣市民社會的成熟

夏鑄九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在無住屋運動爆發了17年之後，也就是當時伴生的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持續了17年之後，以及，日後延生的搬家事務10年，也就是推動「優良搬家公司評鑑及推薦制度」之後，有機會說幾句話，我想把我曾經替李幸長《小卒變英雄》所寫的序言改寫一下，向崔媽媽基金會與呂秉怡致意，與送給關心台灣社會的朋友。

　　戰後的台灣都市化過程與都市問題的形成是台灣特殊的經濟發展模型的平行產物。當1970年代的台灣，納入新國際分工中的外銷剩餘，在島內的房地產市場中逐利，造成房價狂飆，其實正暴露了國家長期忽視都市土地政策與都市政策的缺失。台灣，做為發展中國家，加工出口貿易才是國家真正關心的政策。對台灣的社會而言，在工業化過程中取得了經濟成長，然而，參與生產的各類勞動者卻未能享有制度化的財富。在這個過程中，非正式經濟的活力、彈性與網絡起了重要作用，而都市非正式部門所提供的各項服務，成為台灣經濟保持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的主要機制之一。國家的住宅政策，一則因為龐大的非正式化勞動關係使人們無法獲得足夠高的薪資在市場中解決住宅服務的需求，二則也沒有條件讓人們有能力來組織他們自己，形成足夠的政治壓力，像在歐洲的國家那樣，得到公部門提供的住宅服務。所以，這種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特殊性，以及，住宅做為一種昂貴商品且建造於土地上的特殊性，在反共冷戰、以海峽區隔的國際形勢所結構的國家與社會的歷史關係下，都市的住宅問題缺乏形成立即的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條件。於是，台灣戰後的住宅政策就從來不曾受到像「唯二」的發展中國家，新加坡與香港，那種程度的重視。也因此，都市集體消費的消費不足日趨嚴重，住宅，又是其中最需政府長期細膩政策干預才能應付的一支。終於，1980年代末房價一再狂飆，使得住宅運動有了歷史的機會，超過了早期台灣政治運動的悲情訴求，一躍站上對抗國家對都市與工業化社會控制的最前線。無住屋運動成為台灣社會早起的都市運動。而在歐美社會，1960到1970年代正是都市運動崛起的歷史。台灣的無住屋運動與它所引發的市民運動，正是市民社會浮現的徵兆。

　　1989年夏天，一群為台灣都市飆漲的房價激怒的小學老師，一群樸實的小市民義工，與一群優秀有社會分析能力，有社會改革理想與行動能力的研究生等等，共同推動了一場跨階級的，或者說，多階級的住宅運動。由於缺乏更結構性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就運動本身的直接成果言，當時的威權保守的國家與它的住宅政策，除了一些表面說詞與政治姿態之外，並沒有真正改變。但是，這運動卻開始釋放了因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後，台灣市民社會初初浮現時的社會力量。前前後後，我們看得到，由階級運動到原住民族，由草根社區到宗教社群，由古蹟保存到生態環境，由性別到性慾特質，甚至由違建到公娼，社會運動可謂遍地開花，使台灣社會已然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國之中最具活力的代表。社會運動是社會劇烈變動過程中，受剝削、壓迫與污名者組織起來集體表達委屈的直接方式，是歷史性的社會定義的鬥爭。它當然衝擊著社會與個人，塑造為文化，經由反省、成熟而改變了自身。這是社會與個人成熟過程所必須。假如我們把城市(city)不只是看做人口的空間集中而已，而視為一種歷史產物，因此是特定的社會文化建造的話，城市是一種特定的空間，是不同的歷史行動者賦予都市意義的衝突過程。台灣的城市，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被土地開發資本界定為房地產市場，住宅成為商品，都市空間是交換價值的實現，加上國家政策的僵固，造成了炒作泡沫，這也是投機城市的意義打造。與之相對抗的，無住屋運動則認為「土地、愛情、與家」都不該成為商品，追求的是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實現，這是市民的城市。台灣城市的都市意義是社會結構的不同表現，發展性國家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遭受到各種挑戰，市民城市的意義營造，挑戰了國家的領導權與其正當性。今日回首，這竟然是城市市民身影的歷史性浮現。城市，因此也歷史地是市民們共享都市意義的空間。

　　伴隨無住屋運動所產生的兩個組織團體，一個是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一個就是崔媽媽基金會的租屋與搬家服務工作及公寓大廈公共事務推動，到今天，這兩個社會團體都還頑強地存活者，他們的辦公室在新生南路、公館一帶搬動。前者是空間規劃與設計專業者的社會實踐，提供社區服務與專業者自身的改造。而崔媽媽這部分，則是相較更溫和的市民參與，讓市場得以運作。他們透過資訊交換服務，讓租屋「市場」得以資訊流通與透明，提供房屋市場中的弱勢消費者直接的服務；以及，透過對搬家公司的評鑑與推薦制度，讓搬家服務「市場」得以運作，並藉由正派經營搬家業者及消費者的共同參與，運用市場競爭的邏輯，在知名公益團體的評鑑與背書下，用良幣來驅逐劣幣，藉由消費者的共同扺制來完成一場顛覆台灣傳統劣質市場結構的搬家消費運動。這是短視的資本所不為的事，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應該做而做不到的事，這也是學者專家們會說而不屑而為的事。然而，崔媽碼組織的義工們投入勞動，長期辛勞，讓人動容。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做為市民社會浮現時「市民城市」價值觀與意義的表現，是台灣社會之所以成為今天的台灣社會的代表。

　　台灣的國家，即使民主化了，表現的卻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忘記了昔日打動自己與支持它的人的主張，沒有能力「為人民服務」，實在不可愛；台灣的經濟，有活力卻常常造成破壞，流露得是「愛拼才會贏」之下的貪婪動力。台灣的社會，有活力卻比較有點意思，既有相對與國家的社會自主性的人民素質，又具備了某種自律的能力；也因此，台灣的城市，既混亂又難看，然而，它卻慢慢地在改變，「我很醜，我卻很溫柔」。這是台灣城市魅力的來源。

江明修　政治大學 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主任
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　教授

　　「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的成立，緣起於十七年前( 1989 )的九月廿八日，無殼蝸牛組織在中正紀念堂舉辦了「百對佳偶街頭婚禮」的住宅運動，復因崔陳水金女士的參與及病逝，催生了該組織，也開始了崔媽媽基金會對台灣居住服務工作的奉獻，並以租屋服務、搬家公司推薦、社會發展工作及網路社區生活資訊…等不同功能與形式，投入改善弱勢者居住服務的工作。有鑑於搬家市場亂象未獲公部門應有的重視，加上廣大租屋消費者的殷切需求，在1996年年底開始試辦優良搬家公司之評鑑與推薦工作，藉由優質業者的刺激，改變調整原有市場經營的形態，進而迫使劣質業者轉型或退出。這項工作除發揮了非營利組織監督市場之功能、適時補充政府功能之不足，更是公民社會中社會力實踐的最佳範例。

　　在崔媽媽基金會推出搬家評鑑制度十週年的當下，除表達由衷的祝福之外，並期許崔媽媽的優良搬家評鑑服務於下一個十年，能朝向其所建構的願景，更為普遍化、專業化、邁向認證制度及積極參與搬家服務消保爭議處理，此外並希望崔媽媽基金會於尋求非營利組織事業化的歷程之中，更加堅持原有的使命，持續保持對弱勢社群的關懷，莫忘初衷，能保持創發時期的熱情與願景，才是永續發展的動力與非營利精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