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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真實現場
▌文／郝克（Max M. Houck）
▌翻譯／王道還
▌提供／科學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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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識科學一直是推理小說的骨幹，無論是愛倫坡的杜賓系列（第一篇發表於1841年）、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第一篇發表於1887年）、1976年起在美國播出的熱門電視影集「昆西法醫」（由艾美獎得主克魯曼主演），還是現在極為叫座的CSI影集（自2000年起播出）。福爾摩斯利用物質證據（physical evidence，亦稱物證）追查犯罪者的方法，例如檢驗血液，許多後來都成為真實的辦案技術。鑑識科學在20世紀開頭幾年，整合成一個專門行業，可是直到20世紀最後10年，由於DNA分析技術問世，大眾才突然意識到鑑識科學的存在與能耐。
鑑識科學從來沒有這麼熱門或膾炙人口。去年10月，美國有八個犯罪影集擠入收視率前20名，包括CSI（犯罪現場調查）各個系列。那個月某個星期四，美國打開的電視機有27%播放的是CSI。有線電視台中，「電視法庭」（CourtTV）每星期有四天播放「鑑識檔案」，那是一個紀錄片影集，介紹真實的犯罪案件，由真正的科學家解說。這些節目讓人以為鑑識實驗室配備了訓練精良的團隊、成套的尖端儀器、充份的資源，能及時解決每一個案件。
不過，大眾知覺與實況之間的差距，非常巨大。而且這些電視影集走紅之後，有些人開始抱怨「CSI效應」。至少有些檢察官與法官認為，陪審員受到了CSI影集的影響，對物證的要求已達到不合理的程度。至於「CSI效應」是否存在，是否對法庭行為產生了可以測量的結果，仍然是辯論的題材。不過，CSI影集有幾個影響，倒沒有人懷疑過，例如警察的行動，現在警察會蒐集更多物證；例如教育機構，有些鑑識學程的註冊人數，增長率得以指數表示；例如負荷過重的鑑識實驗室，它們絕不像電視上光鮮亮麗、以藍光照明的分析殿堂。
CSI對法庭行為的影響
在剛播畢的第六季CSI，有一集裡有個電視記者帶了攝影師到犯罪現場，想拍攝調查人員的行動。鑑識實驗室主管葛里森斷然拒絕，他說：「電視上太多鑑識科學節目了。」許多檢察官與法官都會同意這句話，因為他們相信陪審員受到「CSI效應」的影響。但是CSI之類的節目對於陪審員在法庭中的期望，究竟有哪些影響呢？
2003年，新聞界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報導了從檢察官與法官那兒聽來的故事，顯示陪審員的行為發生了變化。2005年，美國俄勒岡州地方檢察官、美國地方檢察官協會副主席馬基斯（Josh Marquis）告訴美國哥倫比亞電視網的新聞記者：「現在陪審員希望我們每一個案子都要提出DNA證據；他們預期我們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他們期望那些技術就像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一點不錯，洛杉磯一樁謀殺案的陪審員就抱怨警方沒有將一件沾血外套送去做DNA鑑定。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被告已經承認他到過犯罪現場。法官評論道：電視節目教了陪審員有DNA鑑定這個技術，但沒有教運用的時機。在德拉瓦州，有人研究陪審員處理證據的方式，有位受訪的陪審員因為案子涉及複雜的DNA證據而抱怨道：這類問題在「CSI影集中」並沒有發生過。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一個陪審團決議開釋一名謀殺嫌犯，理由是缺乏物證，儘管檢方找到了兩名目擊證人。檢察官認為這是CSI效應。紐澤西州亞特蘭大市的一名辯護律師李文（Joseph Levin）告訴當地的新聞記者：「過去五年，陪審員與他們的期望有很大的變化。在閉門審議時，陪審員可以向法官提出問題，他們會追究他們認為應該有而沒有出現的證據。他們想知道指紋或DNA在哪裡。要是沒有的話，他們要知道理由。」2004年年底，美國老牌影星布萊克（Robert Blake）在加州以殺妻罪名受審，檢方指出布萊克有殺妻的動機與機會，並傳訊證人，指證布萊克曾經教唆殺妻。但是檢方提不出布萊克開過槍的證據（火藥跡證）或可證明他在現場的血液噴濺物證，因此2005年3月陪審團開釋了他。有人引述一位陪審員所言：要是檢方「有那些物證的話，就坐實了布萊克的罪名。」負責本案的檢察官起訴過50件謀殺案，只有這一件吃了敗仗。（譯案：這個案子已進入民事訴訟，今年3月地方法庭的陪審團判決布萊克得為妻子死亡負責，需賠償3000萬美元給亡妻的子女，布萊克正在上訴中。）
在CSI影集走紅之前，大多數檢察官擔心的是，陪審團無法理解DNA證據的複雜細節。不過，現在他們卻得花時間說明電視節目與真實狀況的差別；辯方律師在挑選陪審員時，往往會詢問他們收視鑑識節目的習慣。有些檢察官會設法排除CSI效應的影響。在亞利桑那州、伊利諾州、加州的法庭裡，檢察官會傳喚所謂的「缺乏證據」（negative evidence）證人出庭，讓他們提醒陪審員：在真實的情境中，刑警在犯罪現場往往找不到物證，例如DNA或指紋。
不過，有幾位法界專家卻提出論證，認為CSI效應也許純屬虛構。引述亞特蘭大律師李文說詞的記者，也報導了紐澤西州高等法院法官迦羅佛羅（Albert Garofolo）的說法：「一開始，我的反應也許是『對，真的有CSI效應』，但是我認為這只不過是疑心而已，做不得準。我們覺得可能有那麼回事，但真相是，我不記得曾聽陪審團說過他們現在期望更多證據。」
2005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法律、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柯爾（Simon Cole）與學生狄歐梭（Rachel Dioso）在《華爾街日報》寫道：「電視節目也許會影響法庭，這不是不可能但是主張CSI之類的電視影集實際上增加了無罪開釋的案例，就站不住腳了。教人想不到的是，這種主張連一點兒證據都沒有，得不到鑑識科學的支持。對於陪審團達成決議的過程，已有堅實的研究成果，但是沒有一個研究發現過什麼CSI效應。證據都來自道聽途說。」
今年2月，看來像是研究CSI效應的第一篇論文問世了，作者波德拉斯（Kimberlianne Podlas）是名律師，同時擔任美國北卡羅來那大學葛林斯波勒分校的助理教授，教授傳媒法與傳媒倫理。她的結論是，可能擔任陪審員的人裡，常看CSI節目的人與不看這個節目的人，做出「無罪開釋」心證的機率以及推理過程，都沒有差異。簡言之，CSI效應並不存在。不過，有幾位參與這個研究的人說，缺乏鑑識科學的證據令他們不安，雖然他們知道物證並不會解決假設的罪名。有人提議研究真實的案例，至少有五位研究生（三位在美國，兩位在英國）正準備提出研究CSI效應的論文，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虛擬與實境的差異
無論鑑識科學節目對陪審團的要求與裁決有沒有測量得出來的影響，電視讓大眾對鑑識科學的調查過程與鑑識科學的能耐，產生了扭曲的印象，卻是鐵案如山。舉個例子好了，電視影集中扮演鑑識人員的角色，兼具警官、刑警、鑑識科學家的身份，而在真實世界中，並沒有這樣的職位。執法、偵查以及物證鑑識，每一個都是複雜的領域，各有各的教育、訓練與方法。從1980年代末起，鑑識實驗室裡的分工已有常模。每一位鑑識科學家都必須知道其他次領域的能耐，但沒有一位科學家精通犯罪現場調查的每一個領域。
此外，鑑識實驗室通常不是應有盡有，因而無法從事所有類型的分析，理由不外成本過高、資源不足、需求罕見。電視影集中的鑑識科學家有充裕的時間對付每一個案子；經常有好幾位刑警、技術人員、科學家全力投入一個案子。這些都與實況不符。在真實的情境中，每一位科學家手上都有許多案子。大多數鑑識實驗室的主要煩惱就是積案如山，大多數增加預算的要求往往源自解決積案的壓力。
虛構的鑑識科學節目與真實世界脫節，還表現在它們展示的科學技術上。馬里蘭大學的資深鑑識科學家毛里樓（Thomas Mauriello）估計，CSI影集中的鑑識科學大約有四成是虛構的。斯特森大學法學院科學、技術與法律全國資訊中心（NCSTL）主任韓德森（Carol Henderson）在該中心的出版品上說：陪審員「要是發現檢方沒有利用某些他們以為已經問世的新技術，有時不免失望。」同樣地，職業偵查員也無法像影集裡的偵查員那麼樣精確。電視角色也許可以用一架儀器分析一件未知標本；儀器的螢幕不斷閃現訊息，還有不斷閃爍的燈號，然後結果就吐露出來了：媚比琳唇膏，42號顏色，批號A-439。同一個角色也許接著就去偵訊一位證人，向他宣佈：「我們知道被害人曾與你在一起，因為我們在你的衣領上驗出了她的唇膏。」在真實情境中，檢驗結果很少那麼明確，鑑識偵查員也許不會直接偵訊嫌疑犯。虛擬與實境的差距可能造成匪夷所思的後果。例如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的一位警官遭遇到這種要求：「被害人的車子遭洗劫，他看見後車廂有一根紅色纖維。他要我檢驗那根纖維來自何物，找出那個物品是在哪一家店買的，再查出購買該物品的信用卡卡號。」
積案如山
真實世界的鑑識科學家，雖然裝備比不上CSI影集裡的團隊，但的確擁有越來越精密的先進技術。1980年代末問世的DNA檢驗方法，需要的樣本比10元硬幣稍微小一些，而現行的方法只要幾奈克（nanogram）血跡就夠了。新聞中經常出現毫無頭緒的舊案水落石出、嫌疑人改列非嫌疑人、沉冤昭雪等故事，都是先進鑑識技術的功勞。DNA、指紋、槍彈等資料庫，已成為偵查被告是否為多重罪犯的重要資源。
然而，許多鑑識實驗室都在日漸增多的需求下掙扎，無暇創造電視影集裡的亮眼成績。刑警對科學的能耐越欣賞，蒐集更多物證的壓力就越大，於是他們認為需要鑑識人員協助的案子越來越多，提交鑑識分析的物證也越來越多。刑警過去在犯罪現場也許一次只蒐集五件物證，現在蒐集的物證在50~400件之間。1989年，維吉尼亞州的鑑識實驗室只處理幾十個案子，今年接到的案子已膨脹到數千件。用不著說，犯罪現場的物事不見得每一個都能或都應該取回檢驗。實驗室既然已積案如山，一個物事要是成為重要證據的機會不高，不妨擱置一旁。但是源自電視影集的期待，不僅不切實際，還會產生社會、職業、政治壓力，教人以為要是刑警帶回了一袋物證，其中包括菸蒂、速食品包裝紙與其他垃圾，這些物事大部份都會受到重視，排入分析時程。
所有的分析都必須由實驗室人員完成，可是許多實驗室的負荷已經過重。例如美國麻州不包含波士頓地區，有630萬人、8名DNA分析師（波士頓有3名）；紐約市有800萬人、80名DNA分析師。但是麻州與紐約市的暴力犯罪率相近（每10萬人分別是469.4件與483.3件），而這類案件最可能動用DNA證據。換言之，麻州雇用的DNA分析師遠低於實際需求，而在美國，麻州並不是例外。好在麻州已正視這個問題，允許鑑識實驗室雇用更多DNA分析師。
因此，新趨勢的後果之一，是使本來已經非常嚴峻的積案問題更加惡化。根據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最近公佈的研究報告，在2002年年底（這是研究者所能取得的最近資料），美國鑑識實驗室的積案已超過50萬件，儘管實驗室的檢驗效率至少是預期完成率的九成。這份報告的作者估計，若要將2002年湧入實驗室的鑑定案以每件限時30天的效率完成，至少還要雇用1900名全職人員。司法部的另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2002年，美國50個最大的鑑識實驗室收到了120萬件鑑定申請；這些實驗室的積案，在這一年之內就增加了一倍。其實美國自1994年起，犯罪率就下降了，可是鑑識申請數量反而上升。
刑警蒐集的物證越來越多，另一個始料未及的後果是，儲存空間與儲存設備的需求隨之增高，而物證的保存年限，地方、州、聯邦各有法律規定，不完全相同。儲存物證必須克服的問題包括：必須有電腦、軟體、資訊人員好分類與整理證據；有儲存生物物證（如DNA）的適當設備；有適當的儲存空間。在許多司法轄區內，超過一定年限的物證可以銷毀或歸還。陳年舊案或無頭緒案件的物證，有可能扮演關鍵角色，因此那些物證的儲存就很重要了。美國紐約市卡竇佐法學院「昭雪計畫」（The Innocence Project）的人員針對可能有冤情的案子進行調查後，發現75%受理案件的物證都不見了。
光是管理確實存在的物證，也要克服一些困難。根據美國刑事鑑定實驗室主管協會（ASCLD）在2003年發表的一份報告，美國的鑑識實驗室至少有1/4缺乏管理物證用的電腦。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巴尼分校東北地區鑑識科學研究所（NERFI）主任、前紐約州刑事鑑定實驗室首長戴爾（Mark Dale）估計，未來10年至少要招聘一萬名鑑識科學家，才能解決上述各種問題。此外，適度地更新設備要花13億美元，購買新儀器至少需要投資2億8500萬美元。
校園裡的鑑識科學熱潮
現在談談光明面罷。CSI各系列影集使大眾開始對科學著迷，認為科學是令人興奮又重要的行業，美國自阿波羅太空計畫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科學熱。就讀鑑識科學學程的人暴增。例如檀香山夏米納德大學的鑑識學程，四年之內學生人數從15名增加到100名。在我任教的西維吉尼亞大學，鑑識與刑事調查科學學程的學生，2000年只有4名研究生，現在主修人數名列全校第三，超過500名。
（本文原載於科學人2006年8月號，完整全文請參閱本期科學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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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動物研究發現癌症可傳染
▌文╱科科報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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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科學家在《Cell》期刊上發表論文指出，他們發現有一種惡性腫瘤細胞會在狗之間傳播。這項發現若屬實，將打破先前醫學研究認為癌症不具傳染性的鐵律。
研究團隊指出，目前沒有發現人類癌症有可以傳播的可能，但他們蒐集的實驗證據發現，在狗身上某種癌症卻具有傳染性，在犬類交配或舔咬的時候，腫瘤細胞會在狗之間傳播。另外，科學家在澳洲的一種有袋目動物身上也發現了傳染性癌症。
研究員在發病犬隻上找到腫瘤細胞，但基因分析卻發現，這些細胞並非源自於發病犬隻的自身細胞，反倒在不同病狗身上的腫瘤細胞都是同一個基因來源，可能自數百或上千年前，這些癌細胞就已經在犬隻間傳播。未來科學家需要釐清的是，為什麼其他的癌症腫瘤細胞不具傳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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