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綠學者的兩次聲明，都強調要壯大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公民社會的重視，一向是自由主義學者與親綠人士的口頭禪。為因應陳水扁家族的貪腐事實大量被揭發，親綠學者兩次發表聲明都訴諸公民社會的壯大。我們一向認為，親綠學者的聲明並未批判到民進黨的本質；她／他們的兩次聲明，基本上反映了棄扁護綠的保守心態。她／他們之所以倡導公民社會，自然也脫離不開這個保守心態的脈絡。但是，「公民社會」這個詞彙披著學術的外衣，長期為學界所引用，更為自由主義學者所推崇，我們覺得有必要加以剖析，藉以釐清掩藏在學術外衣下的意識形態。

細查親綠學者所謂的公民社會，有兩個要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公民社會的政治自主性。她／他們認為存在一個獨立於政治影響之外的社會實體──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同時強調這種社會實體對實施民主的價值與必要性。然而，近代歷史上所謂的Civil Society實源自於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第三等級。這個非貴族、非農奴的城鎮百工與商人階級，在歐洲封建時代並不構成社會經濟活動與政府稅收的主體，因而未曾受到國家機器的重視與干預。這個不受重視的民間社會後來卻成為資本主義興起的基地；為保障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力主Civil Society應獨立於政治社會，尤其活躍在Civil Society的市場交換更不應受到政治力的干預。亞當‧斯密這個論述不僅成為自由市場理論的基礎，也型塑Civil Society的核心概念。但是，這個在資本主義蓬勃興起時代出現的論述，並不能導出獨立於政治力干預的公民社會必然可以存在。公民社會的獨立性只發生在短暫的歷史中，實難以據此建立民主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公民社會的內容。歷史上，公民社會的內容從來就不是代表全民的利益。她基本上由資產階級組成，也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19世紀歐洲蓬勃發展的勞工階級並不曾被納入公民社會的範疇。台灣解嚴以來出現的各種社會運動，其階級性格與階級利益也往往在「代表全民利益的公民社會」的外衣下被犧牲了。

親綠學者積極主張要強化公民社會，必將掩蓋台灣社會的階級矛盾，客觀上將鞏固現存的不合理體系。認為她／他們是進步改革者的說法，必需有所保留。

印度可樂有毒！可口、百事兩大可樂公司現在被印度民間團體檢驗出殘留農藥，印度最高法院於上週判決兩家可樂商必須在6週內公布可樂成份，美國商務部主管國際貿易的副部長雷文凱以「對印度吸引外資將產生不利影響」相要脅。小小一瓶可樂，究竟有何重要性？

可口可樂取得顯著的美國象徵，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軍隊飲品之一，便是南方佬嗜飲的可口可樂，它在同盟國戰區共蓋了64座可樂工廠，取得源源不絕蔗糖的供應，而在戰時，糖是高度管制的貨品。美軍95％的非酒精飲料均是出自可口可樂公司，二戰促成了可口可樂公司與美國政府間巨大的利益結合，是工業軍事複合體中的開路前鋒，前線美國大兵也將此視為美國生活方式的象徵，二戰成了「為保衛喝可口可樂權利」的聖戰。

可口可樂，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在金磚四國的印度卻踢到了鐵板，不惜動用貿易戰相要脅的美國政府，赤裸裸地代表了跨國資本的利益，罔顧印度人民的生存權利，帝國主義的嘴臉，再一次浮現在南方的天空。

在印度銷售額為7百億盧比，佔據印度軟性飲料市場的80％，年生產量達120億瓶的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公司，被印度民間環境團體「科學與環境中心」（CSE）8月初公布的一份「名為印度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殺蟲劑嚴重超標」報告踢爆，可樂中含有高單位的農藥殘留。

如果是印度的水質出了問題，那印度相關的瓶裝飲用飲料、蔬果乳品等農產品，相信都會有一定數量的農藥殘留，這只要進行大規模抽樣檢驗就知道了，如果是這樣，那可樂危機反應的是印度環境危機的一環，但令人詬病的是，早在3年前CSE即以檢驗出可樂中殘存有毒物質，換言之，早在3年前，可口與百事可樂兩家公司就已知道其產品中含有農藥，但公司並未採取有效措施。顯然是利益所驅動，減低產品中的農藥等有害物質含量肯定會大幅增加成本，損害其巨大利潤。

資本是不會關注不會產生利潤的行動，利潤只存在於以較低的成本對或新或舊的產品市場進行擴張，在利潤下，企業社會責任只能是唬弄發達國家民眾的公關伎倆，在第三世界國家，跨國公司正繼續肆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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