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社會，從生活中的小事開始

王增勇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助理教授

　　十二年前，我曾經歷過一次夢魘般的搬家。那時，全家要從永和搬回天母的老家。父親年歲已大，搬家就由我負責。一人獨自打包好全家的東西，約好了一家價格最低的搬家公司，心裡還得意洋洋地覺得「撿到便宜」。當天搬家公司工人三人一到，工頭就對我要求加價。他說：「我們師傅覺得這個價格太低了，要加價，不然不做。」當時，我出國在即，當天又已經請假在家，如果當天不搬，勢必耽誤後續辦事的行程，心裡卻又不甘心這樣被脅迫花錢。當下，我強硬地表示，「不搬就不搬，那你們今天也別想有任何收入，我另外找人。」當天來幫忙的友人，基於長期做生意發展出的圓融，立即出面打圓場，勸我別搞太僵，認為這樣的價格算是合理，應該可以接受。其實我對搬家價碼並不熟悉，只是對這種臨時加價感到氣憤，在友人的勸說下，我勉強答應。將東西搬上車後，我與友人先行開車到達，但左等右等，都看不見搬家公司的車子。過了大約一個半小時，他們才姍姍來遲，推說他們去吃早餐。搬完家後，我發現家中的高角檯燈在搬運過程中折斷了，工頭敷衍地說：「這拿出去給人焊接一下就好了。」三個人就閃了。事後，我又發現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家中指揮下或地點應放置的房間，忽略了在搬運路線中監督，以致家中有些東西被工人順手牽羊帶走了。原來搬家過程中，工人也在挑選他們眼中的「好貨」。那次搬家不僅多花錢受氣，又讓家中財物遭受損失，感覺好像被搶劫一樣，想要討回公道，又不知投入管道，心裡想，反正不是一天到晚搬家，就認賠算花錢買經驗，下次不敢再搬家了。事後想想，我所經驗到的臨時加價與搬家遲到似乎是這些工人事先就串通好的戲碼。鬧脾氣的工人扮演黑臉，工頭就順勢扮演白臉，在一推一拉的唱和下，讓急於搬家的屋主在壓力下就範。搬運遲到可能是將他們看上的好貨先行到他處卸下，如此一來屋主如果質疑，工人可以說是東西根本沒有上車。同樣的戲碼，原來早已經每天重複上演，只是消費者永遠都在自認倒楣的心態下放棄自己的權利。

　　寫下這段經驗，是因為我相信我所經驗到的是許多人的共同經驗，它代表著一個消費者的觀點，反映著台灣社會在沒有崔媽媽搬家評鑑制度前的搬家市場縮影。我的經驗代表著台灣搬家市場沒有盡責又有良心的業者嗎？當然不，我相信大部分的搬家業者是有職業良心與道德，只是少數不良搬家業者往往決定了大眾對搬家業者的印象，就如同我家也曾經接受過良好搬家公司的服務，但我記憶最深刻的卻是被欺騙的那次。其實問題不在於搬家公司是否有職業道德，真正的問題在於搬家市場的制度並沒有一套機制可以讓消費者將不良業者篩選掉，鼓勵業者往好的方向發展。崔媽媽的搬家評鑑制度正好回應這樣的需求，讓消費者有依據可以選擇良好的搬家業者，不僅保障消費者也同時保障優良業者。

　　如果搬家公司評鑑制度讓消費者可以集體支持良好的搬家公司，弱勢搬家方案則更進一步將搬家公司集結起來告訴社會大眾，搬家公司的師父們不僅從重勞力的搬家工作換取薪資，他們還以自己的搬家專長服務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們。這種積極建立「搬家師父」的社會公益形象，讓長久以來沒有聲音的勞動朋友賦予溫暖與人性的面貌。我個人認為更重要的是，從事搬家工作的師父多半自身也出身中下階層，以自身的技術與勞力協助另一群弱勢者，具有弱勢相挺的互助精神。透過這些制度的設計，崔媽媽有效地反轉市場經濟讓人唯利是圖的誘因，讓無奈的消費者可以透過充分資訊的選擇而支持優良搬家業者，激發業者改善服務品質，更重要的是，透過弱勢搬家服務，讓社會公益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讓社會大眾都看見搬家師父的善行義舉。崔媽媽沒有像許多社會改革者一樣天天要革命，但從搬家這件生活小事中，細緻地發展出不同的互動制度，讓人性善的一面在制度中被彰顯。這樣的工程說明了社會改造不是從大制度的改變或政權的推翻，而是從生活中的小事開始。

崔媽媽基金會搬家評鑑十週年慶祝

曾梓峰　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副教授

　　要怎麼樣來慶祝這麼樣一個重要基金會的搬家評鑑十週年生日，可是颯費周章的事。或許最好的慶祝方式，就是告訴大家他到底有多重要吧。

　　一個以租屋與搬家服務為主的基金會，為什麼會重要？這得回到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角度來看，才會明白。

　　1989年是台灣社會運動方興未艾的年代，他的重要性不亞於歐洲1968年學生運動的意義。可是68年學運到底有多重要？68年歐洲學生運動的要腳步很多都沈淪了嗎？89年台灣社會運動的要角不很多也都一樣沈淪了嗎？整個運動不也都像草原野火般，燒過就過眼雲煙了嗎？政治局勢不也都一樣還是沈淪嗎？

　　看事情不能看表面。80年代歐洲有關所謂「新社會運動」的研究，在對68年學運的批判與反省中，看到了有意義和價值的改變。原來社會運動真正有價值的，不是運動戰場那些英雄，社會運動也不會改變政治體制和意識型態。社會運動有意義，以及真正能改變的，原來就是我們每日生活意識（Commonsense）中，那些糾糾結結的日常生活脈絡與集體制約。那些集體生活脈絡中，充滿了不公平、充滿了人性衝突的糾結、充滿了委屈和剝削。這些衝突跟誰掌權沒有關係，跟生產工具是否擁有沒有關係，跟政治意識型態的對立沒有關係，更跟階級鬥爭有著很大的距離。1935年義大利社會革命家葛蘭姆西（Gramsci）在經歷痛苦的「運動戰」社會革命而失敗後，發現了真正社會運動中「陣地戰」的戰場。從這個教訓出發，歐洲現在遍地各種市民行動團體式的社會運動，深入生活脈絡中各種不公平與剝削的解放，從婦女、兒童、居家生活、環境議題、都市規劃、鄰里關係、消費保護、動物保護到弱勢守護，…等。真可謂浩浩蕩蕩，不一而足。歐洲社會公平正義經驗的形成，不是那些政壇上叫囂的政客，而是那群在生活脈絡中啟動寧靜革命的那些市民行動團體。

　　所以，崔媽媽基金會是台灣社會運動最值得驕傲的一環。默默的，寧靜的，但是卻是對台灣惡質社會經驗最具反省與前瞻性的行動。他不是對我們痛苦社會經驗中的救濟，而是一種社會正義公平真正的建構。我們給予這群朋友最深刻的敬意，也期望這股力量能夠在台灣社會日常生活脈絡中，帶動更多社會力量投入這種社會運動「陣地戰」的改造。讓台灣社會的進步與改造，有機會達成理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