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劉維琪日昨在第二屆高職及技專校長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指出高等教育的兩大危機，這兩大危機其一為少子化效應，其二則為畢業生就業能力不足。劉維琪引用青輔會的調查，今年大專畢業生有4成認為當初選錯科系，同時有3成雇主不滿意這些畢業生的表現，因此，「學用不符」是國內高教的一大問題，甚至，國內大專課程不只不符業界需求，連學生考證照及升研究所，都要花幾萬元補習，更顯示了大專課程不能不改。

劉維琪董事長在這場演講中所指出的兩大危機，第一項屬於客觀情勢的變化，這一部分，爭議應該不大；然而，第二項所謂的「危機」，卻牽涉到了主觀價值上的判斷，非常需要好好的討論、辯證一番，特別是劉維琪身為高教評鑑中心的董事長，從這個學年度開始、以5年為一週期輪番進行對於大學系所的評鑑工作，而這項評鑑由於將牽動系所的退場機制，因此將會對於大學系所的發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也因此，劉董事長的這番認知，就更不能等閒待之。

首先，所謂的「學用不符」，在這裡牽涉到了兩個面向，第一是有4成的大專畢業生認為當初選錯科系，第二則是3成雇主不滿意畢業生的表現。就前者而言，造成「選錯科系」這樣一種結果或主觀認知，它的成因其實相當複雜，可能是畢業後準備就業時發現工作機會有限，從而產生此一感嘆，但這並不能代表該生過去4年的學習和訓練是有問題的，甚至，僅以就業一項來評估是否「學以致用」，根本是對於大學教育的扭曲，使得多元化的大學教育目標反而被「就業率」一項指標所取代；同時，即使畢業生無論從性向、學習興趣、學習表現、學習成果以及就業難易等多項指標來衡測「學用不符」為真，這也不能一口咬定是大學教育的問題，中學階段時的選擇錯誤不是更根本的因素嗎？而就後者而言，3成雇主不滿意，換個方向問，其他7成呢？而且，雇主的不滿意因素為何？我們是否適宜使用雇主滿意度來作為衡量大學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標？這些，處處都充滿了疑問。

那麼，「連學生考證照及升研究所，都要花幾萬元補習，更顯示了大專課程不能不改」，是不是就真的可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呢？事實上也未必。因為，所謂的考試就是針對幾個特定科目所舉行的一種測驗，它與大學教育的性質、精神和目標並不是一回事，因此，為了針對這些特定科目來特別增強其應考能力，而花費數萬元到補習班補習，是頗為合理與自然之事，並不能用其說明大學教育的失敗，而是二者根本是不同的邏輯、有著不同的目地，況且，補習的成效究竟如何，也並未經過嚴格的實證研究證實。如果因此而認為大學教育有問題，恐怕將會更為扭曲目前已然嚴重質變的大學教育，而「以考試引導教學」就將不只是當前中小學教育的問題，也即將成為大學教育的夢魘！

坦白講，開始鳴槍起跑的系所評鑑，在某些方面已經扭曲了大學系所的正常課程進行與發展，這一部分，不在我們今日的討論範圍，因此姑且不表；但是，如果一個掌握系所評鑑方向的機構的主持人對於大學教育有這麼多偏頗的認知，那麼，對於這一令諸大學屏息以待的系所評鑑，將會對於大學教育產生何種不利的影響，真的是令人感到不寒而慄了！

從上週五到週六兩天，台北市將近百萬人參與了「倒扁」、「挺扁」的示威活動。群眾採取包括暴力革命在內的各種方式宣達自己的意見，本就是「革命人權」以及憲法保障的集會結社權的伸張，如再沿用「耗費社會成本」的方式污衊群眾運動，恐怕除資本家外再也無人採信。但我們必須要問，為何一個「倒扁問題」會引發社會這麼大的對立？擺脫藍綠思考，中華民國「總統獨大」的憲政體制，肯定要負一半的責任。

同樣出現在上週，英國工黨議員逼宮成功，讓布萊爾首相提出了「離職時間表」，一切鬥爭都在黨內透過辯論完成，在吾等台灣子民看來簡直是「兵不血刃」。何以致此？蓋英國的議會制度操作簡單：國會多數組閣，一旦國會對內閣通過不信任案，立即改選國會。比較起台灣著重「穩定性」的憲法設計，總統大權在握，任期固定，且不必對民意負責，總統擁有閣揆任命權因而不受國會的多數民意左右，也因為總統大權在握，掌握了行政院的人事以及國家重大資源，民進黨成了一言堂，無人膽敢推動「黨內改革」來革阿扁的命，更別提嚴格的罷免總統程序在。於是乎，在此穩定的結構下，面對貪腐的阿扁，民間只能採取街頭運動的方式，用最費力的體制外手段，逼使總統提前下台。

面對保障總統專嬗的「惡憲」，將總統改為虛位元首，修憲為議會制，讓政府充分受到民意監督，才是民主制度長久之道。

凌風上週拋出「政治性罷工投票」議題，吹皺了一池春水。民調表現出民眾對罷工心存疑慮高達7成，可以有幾種解釋：罷工是不得以的最後手段，不得輕易為之；台灣經濟狀況不好，罷工恐雪上加霜！

首先，罷工是工業公民權，台灣過去在戒嚴法制下壓制工會、污名化工會將罷工視為非法，但當前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法版本對爭議權的行使更加限縮，政治性罷工更在禁止之列；再者，台灣經濟狀況真的不好嗎？問題其實不在生產不足，而在於配不均。罷工影響經濟，本來就是六大工商團體與政府恫嚇民眾的工具，工會人士在電視上拿出上述數據作為「民眾不支持罷工」的託詞，而未利用此大好機會破解官資聯手對罷工權的污衊，到底這些工會從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出發、還是為統治階級設想？

此外當前工會生態多以官營或泛官營事業為主，而以政治性罷工做手段相要脅，某種程度是希望透過資方不甘出於第三人（阿扁）之故而造成損失，由資產階級對阿扁施壓，但這些官營事業領導班子哪一個不是扁政府所任命？要這些官派老闆去向阿扁施壓無異是緣木求魚，所以更只有靠工會自身的組織力量方可克盡其功，而私營企業工會組織率低，也是因為官營工會長期自私自利的本位心態使然，不願跨出企業範圍團結更多了勞工。政治罷工的議題也因此凸顯了一個穩定性的工業關係結構，是繼省籍情結之外穩定扁政權的另一大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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