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裡，評鑑本來就是徒惹爭議的動作，畢竟一件規格固定的衣服怎麼可能讓高矮胖瘦、身材不一的人們穿得舒適、合身？同樣地，當被許諾應該具有絕對自由氛圍的大學，遭評鑑機制架在脖子上時，又怎可能會感到自在？

也因此，當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以下簡稱高教評鑑中心）做出從今年10月起展開系所評鑑的宣布後，許多大專院校及相關系所的疑懼便隨之而來。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的說法，若評鑑對象一次不通過便須減招，兩次不通過則須停招停辦，換言之，所謂評鑑已非善意體檢，而是攸關生死的（準）強制性退場機制。

觀其趨勢，評鑑已成（準）強制性權力的介入，故評鑑的尺規究竟在意圖上希望將台灣高教引導到哪個方向，遂成另一關注焦點。在此，我們認為此次高教評鑑將「畢業生表現」作為新納入的評鑑指標，可說具有里程碑意義，因為這個新評鑑指標的推出，儘管所佔比重仍微，但卻可能造成台灣高等教育的關鍵性轉折。

所謂「畢業生表現」，係要求受評學校必須提供過去3年畢業生的就業率及升學率作為評量參考。是以，高教評鑑中心所認定的大學危機，乃表現在教育制度與就業市場需求的脫鉤。質言之，若要有所扭轉，則大學必須更進一步嵌入產業的經濟邏輯，甚至成其附庸；至於在知識生產上，公民養成的批判知識也需讓位給技術性的實用知識。循此理路，則未來的大學不過是升學就業補習班，或是企業的人資中心而已。

我們當然知道學校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必須承擔起勞動力供應與規訓的功能，但這並不等於我們應該無條件接受這樣的目標，更不代表我們應該放棄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另一可貴目標：民主公民的批判性智識培力。不妨捫心自問，市場是否能產生公民？若否，則這個貼滿價格標籤的生活環境，又能以什麼樣的標準繼續稱之為「社會」？

追根究底，大學今天所面對的目標緊張正是資本主義的內在根本矛盾：商品化與去商品化、市場化與反市場的社會保護。理解市場，甚至抵抗市場，進而維護各種公共性，尋求社會團結，這樣的目標與實踐曾刺激了過去大學改革的進步性，更是社會改革的文明化進程一環，我們豈有理由視之無物？

高教評鑑制度令我們引以為憂之處在此。大學評鑑不等於企業評鑑，更不是像補習班那樣地以升學率與就業率作為競爭標準，面對大學生愈來愈不適格的外界批評，我們應該反省與努力的絕非僅僅讓企業主豎起拇指說讚，而是應該思考：這個社會究竟欠缺什麼？

國科會與中研院於19與20日共同舉辦「亞洲與歐洲跨國婚姻」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中，立德管理學院的李俊豪助理教授在中南部鄉村的研究發現，跨國婚姻的第二代，只要有相同的教學資源，學習能力並不輸在地台灣人，甚至勝於之；如果社經地位高者，小孩的差距更微。

這項發現證明台灣郎與第三世界婦女所生育的小孩並未因血緣關係而在學習上有所低落，駁斥台灣極為盛行之降低人口素質的謬論。除破除先天血緣低劣的迷思之外，也帶出另一問題，亦即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資源不均。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執政者因著資本與勞動力的集中，遂將大部分的教育資源集中在都市，鄉村與原住民地區只能分到殘羹，更別談這些地區社經地位低下、沒機會接受教育的小孩了，簡直是層層封殺。

若是將這消息與日前大專院校為了減緩中國大陸吸才的效應而祭出的月薪40萬，以及之前偏遠小學併校的事情相較，這無疑是個巨大諷刺。掌有資源者可以不斷享有意識形態上的優勢，更具體的在現世上竄行，分不到羹的就等著被欺壓，跨國婚姻的第二代是，鄉村的小孩是，原住民的小孩亦是。

台灣首次舉辦「亞洲與歐洲跨國婚姻」國際學術研討會，探討跨國婚姻所衍伸的種種社會現象。與會中，來自於立德學院的李俊豪教授針對中南部鄉下地方外籍配偶的第二代學習能力研究中，指出令人省思的現象。外籍配偶的小孩如果擁有與台灣人相同的教育資源，成績並不會比較差。同樣的，如果鄉下小孩有著相同資源，也不會比都市的程度差。

李教授的發現其實並不意外，因為這是現行在台灣的事實。眾所周知，台灣在國民黨時期就一直偏重都市的發展，也將所有優勢的教育資源統合在城市中，學校多，教職員也多，補習班多，教學設備多，而偏遠地區則是寥寥可數，少得可憐，連課後輔導的強度也遠遜。各方面都不足，難怪城鄉的小孩程度相差一截，遑論競爭了。這種情況在國小與國中嚴重、高中和大學益加明顯。

出現這種情況，政府無法卸責。要知道，受教育是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不能剝奪，但是政府官員漫不在乎。政府可以花大錢派教育官員出國考察的經費，卻不願意下鄉來看看，忽視鄉下與弱勢族群小孩的學習權益，要不得，要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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