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宜蘭大學教官出現在倒扁集會場合而引發違反《國防法》第6條「軍人政治中立」的爭議，進而促使民進黨立委重提教官退出校園的話題。對於此，教育部長杜正勝表示，學校設置教官，有獨特的歷史背景，但時空轉換，大學已不需要教官，因此教育部將檢討大學教官去留。

如果時間倒回10年前，或甚至更早，我們必然立場堅定的支持教官退出校園這一看法，因為當年教官在大學校園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作為政治統治的一個環節，教官在校園內專司情蒐、思想控制、監視以及鎮壓等職能，這不但和民主政治的原則多所扞格，更與標榜多元、自主、開放、自由以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相去甚遠。當年教官在校園中作為「白色恐怖」的代理人之一，曾製造了多少的「黑名單」？直接、間接迫使多少學生必須中斷學業或放棄信念？甚或又曾誘使多少學生基於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而做出打小報告、出賣朋友的傷天害理之事？的確，罄竹難書。

但是，正如杜部長所云，在當前以轉換下的時空，教官在大學校園內早已不復「當年之勇」，現在大學內的教官，必須對學生謙恭有理、上課幽默風趣，就怕學生仍以「國家爪牙」、「思想警察」視之。同時，教官還必須不辭勞苦，無論白天黑夜、颳風下雨，一旦學生在生活上遭遇意外，不管是車禍、遭詐騙、急病，甚至自殺，他們都必須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為學生提供服務。這是現在的大學教官。

當然，我們並非以此而反對教官退出校園。我們是這樣看待的，也就是說，教官的退出大學校園與否，在當前的時空下，應以教官在大學校園中是否能扮演合宜且被需求的角色，這樣一個角度來思考，例如，在知識上，教官所具備的「國防知識」是否是大學學生在學習上所需求的？而這一角色是否僅有教官可以合宜的擔任？或是，以上述所提到的生活協助而言，教官扮演一個生活協助者的角色，是否適當？其是否具備相關的專業能力？這些，應該才是當前討論教官應否退出校園的重點所在。

然而對於這一話題，眼前我們所看到的，卻是政治的考量大於專業的考量。如果，今天這位宜蘭大學的教官出現在政治場合的確有所不當、甚至違法（就這部分而言，其實也還有論辯之空間和必要），那麼，該做的應該是對於她本人進行適當的處置，而非以其一人之行為而全盤影響校園內教官的權益，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殺雞儆猴」的作法，坦白說，至為不當，更有淪為「挾怨報復」之譏的可能。更諷刺的是，如果，今天是因為這一政治因素而達成「教官退出校園」的目標，那麼，這又和當年因為政治因素而讓教官介入校園有何不同？教官之去留，無非就是政治服務的需要與否，這樣，又有何進步可言！

施明德率領「紅軍」進行台灣百里「長征」，一過濁水溪，所到之處，眾人喊打，前夜欲「入境」台南縣，被蘇煥智縣長統領的南縣警方拒於縣境之外，彷彿封建時代的官府擋駕綠林好漢入城，在當前號稱民主深化的台灣寶島，顯得卻是那麼格格不入，嚴重違反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行動自由權與言論自由權，明年的「自由之家」國際人權評比，台灣的人權指數肯定是大大的倒退！

然而，此番「倒扁」行動中所照映的，又何止是普世人權的倒退？從總統太座吳淑珍因不具「公務人員」身份所以收廠商27萬可以不以「貪瀆」起訴，對其中「賄款」與「SOGO經營權」間的「對價關係」完全視而不見，行賄的反而被判決兩年半，臣服在政權下的檢察系統，未來又會以什麼樣的尺度偵辦高捷案以及趙建銘、趙玉柱父子涉及的內線交易案呢？

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家，談何容易？護衛一個貪腐政權的代價，何其龐大？民進黨的「頭」已經洗下去了，貪腐梭哈的籌碼只能愈下愈大，台灣民主政治的黑暗時代，已悄悄地到來！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謝長廷指稱倒扁紅衫軍好似日本赤軍連，嚇退了日本觀光客。眾所週知，赤軍連是日本冷戰時代的恐怖組織，以綁架、暗殺訴求激進變革的政治理念，倒扁陣營連喊個政治性罷工都瞻前顧後，堅持「和平」的基調，就是唯恐被戴上任何破壞治安的大帽子，謝長廷指鹿為馬的功夫，看來並未因為短暫失去政治舞台而生鏽。
但無庸置疑的是，環台倒扁的確造成社會對立，論者嘗謂「激化人民對立與地域衝突，這是施明德想要開出的民主花朵嗎？」筆者倒想請問，哪一場鬥爭，不曾帶來社會的對立與衝突？不曾激起社會根深蒂固的保守派進行最激烈的反撲？六四的李鵬如此，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如此，今天的阿扁，也是如此。如果因為害怕對立、或是所謂的撕裂，自動放棄了公民不服從權利，難道這才叫民主政治嗎？
面對「愈挫愈勇」的阿扁及其扈從，堅持人民作主、反對貪腐的自主公民，必須儘快擺脫原子化狀態，自主集結，共謀出路，才會是反民粹自主公民社會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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