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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2006-10-05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6-10-05》

本期內容
  ◎形上的流亡:無法囚禁的良心 索忍尼辛的人道主義文學之四 
  ◎教授爸爸週記:超修的邏輯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形上的流亡:無法囚禁的良心 索忍尼辛的人道主義文學之四
  宋國誠
據索忍尼辛回憶,雖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獲得巨大的成功,但絲毫沒有改善他和蘇聯當局的關係(註3),因此除了這部長篇(國內第一篇但也是最後一篇)以外,索忍尼辛獲准在蘇聯境內出版的作品寥寥可數,但索忍尼辛在流亡之前刊載在《新時代》(Novy Mir)的4篇短篇小說,在篇幅和佈局上雖不能與其他巨型長篇小說比擬,卻仍然被西方批評家視為「足以排入俄羅斯文學偉大傳統」──關注小人物的生存和命運──的傑出創作。1963年1月,索忍尼辛同時發表了「瑪德瑞安娜的屋子」(Matryona's House)和「克雷奇托夫卡火車站上的一件小事」(An Incident at Krechetovka Station)──後英譯本以《我們從不犯錯》(We Never Make Mistakes, 1971)為題在西方重新出版。同年8月,索忍尼辛再度發表「為了主義」(For the Good of the Cause),1966年再度發表「肚袋‧左卡」(Zakhar the Pouch)──這是索忍尼辛在蘇聯境內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而另兩篇「右手」(The Right Hand)和「復活節的遊行行列」(Easter Procession)則已無緣在蘇聯境內出現,分別在1968和1969年在國外刊行。

上帝只讓她留下一隻右手

「瑪德瑞安娜的屋子」表現了索忍尼辛對「斯拉夫傳統美德」和農村生活濃郁的情感與眷念。故事坐落在蘇聯「集體化時期」,描寫一位傳統的俄羅斯農村婦女,因為心地善良和純樸敦厚而飽受官僚、親人、鄰里剝削欺凌的辛酸歷程。

主述者「我」出獄後想在「安靜的俄國一角」找一份教職終老餘生,他來到塔諾佛一處「泥炭農場」落腳後,寄宿在瑪德瑞安娜破落的房子裏。瑪德瑞安娜是一個常年生病、孤苦貧窮的老婦人,丈夫失蹤多年,一份微薄的退休金在官僚體系推托拉扯之下,久久才發下來,「她的全部牲畜就是一頭有著一支彎羊角的髒白羊」(註4)。當地村民都很窮困,老婦一天只能吃到幾片洋山芋片,冬天一到,家家都去礦區偷泥炭,雖然人們像生活在「十月革命後的『後─新石器時代後』」裏,但這位決心歸隱的教師和瑪德瑞安娜相處得很融洽。主述者敘述著:「我盡責地吃光每一樣(瑪德瑞安娜)為我煮的東西,耐心地挑出頭髮啦,泥炭渣啦,或是蟑螂腿啦這一類東西」(註5)。

瑪德瑞安娜勤勞簡樸、樂於助人,重感情、富同情心,但這樣一個典型的善良農民之所以晚景淒涼、一貧如洗,與其說是自取的,不如說是蘇聯政治社會演變的結果。瑪德瑞安娜年輕時,先是她的夫兄伊利亞追求她,不料伊利亞不久徵召入伍且宣告失蹤,3個月後她下嫁伊利亞的弟弟伊菲姆,不料婚後不久伊利亞從戰場返回,而後換成了她的丈夫伊菲姆上了前線,但這次真的從此不再回來。

瑪德瑞安娜對伊利亞存有一份愧疚,她收養了伊利亞的女兒克拉為義女,因為她自己生的6個小孩沒有一個活過3個月,她親手一一埋葬了他(她)們。瑪德瑞安娜答應克拉,願意在自己死後把住宅旁的那間側屋留給她。後來,克拉與夫婿意外地獲得了一塊地,急需不易取得的木材,於是伊利亞要求瑪德瑞安娜在生前就把側屋讓出。基於年輕時一場「誤嫁」的愧疚,瑪德瑞安娜答應了要求,是伊利亞帶著女婿和友人前來拆屋,先是一陣狂歡牛飲,而後超載上路。

瑪德瑞安娜原本可以不必跟去的,但她不放心一部托車綁著兩部雪橇,捨不得她被拆走的側屋。在途中,在一處無人看管的平交道上,一部沒有車燈的火車在倒車時迎面撞來,瑪德瑞安娜當場粉身碎骨、身首異處,「上帝(只)讓她留下一隻右手,好讓她向天上的父禱告」(註6)。

官僚殺人,以民為狗

「瑪德瑞安娜的屋子」是一部俄羅斯的民族寓言,更是對蘇聯社會主義「以民為證」的血淚控訴,表現了索忍尼辛深沉的道德力量和強烈的批判意識。瑪德瑞安娜實際上是索忍尼辛心中的「俄羅斯母親」,一個蜷曲在他靈魂深處、既善良又迷信、既封閉又自足的「隱喻祖國」,面對這個「被詛咒」的國家,處在這個飽受戰爭與革命摧殘的國度,索忍尼辛沒有美化它,只是真情的體驗它、如實的感受它。

主述者深入內陸、荒村落腳,不只是一趟隱居之旅,而是深入祖國的心臟、潛入俄羅斯人民的內心,探索農民生活的血淚與辛酸。歷經蘇維埃革命、集體農場、社會主義改造,俄羅斯一點也沒有進步,什麼也沒有改變,除了帶來最後充當殺人兇手的轟轟火車之外,農民還是點著百年遺傳下來的「俄羅斯火爐」取暖過冬;「退休金」一節,暴露了蘇聯官僚「以民為狗」的冷漠和倨傲:瑪德瑞安娜在集體農場(kolkhoz)工作了4分之1世紀,卻因她不直接參與生產,所以沒有資格拿到「個人退休金」,只能以「喪夫供養者」的資格申請,但她的丈夫即使死了12年,半毛退休金也都沒有撥下來;「偷泥炭」表達了俄羅斯農民的求生與掙扎,這種半公開的偷竊公物行動,像似一場「夜間革命」,不是為了叛變,而是沒有它人民就無法熬過酷寒的冬天。集體農場像一部「吸血機」,剝削了瑪德瑞安娜的勞(老)力卻不給付工資,農場盛產煤炭卻不願供給當地人民一點溫暖,「革命」既沒有使人民受惠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直到瑪德瑞安娜死去,直到這個「只是因為不喜歡養肥一頭畜生然後拿來殺掉所以不願養豬」的老婦死去,直到只留下一堆碎骨殘肉而魂歸西天以後,親戚們還在瓜分她的遺產。她有什麼遺產?不過是「一隻髒白羊、一隻跛貓、一排無花果樹盆」(註7)。瑪德瑞安娜一生被誤會、被嫌棄、被糟蹋,但是主述者深深體會到,如果沒有這種俗語中所說的正直的人存在,整個城市就無法支撐,整個世界就會垮陷!

「我們從不犯錯!」

同期發表的「克雷奇托夫卡火車站上的一件小事」,說明了在一種錯誤和愚昧的制度下,一個再善良的人也可能犯下終生良心不安的蠢事。

故事坐落在二次大戰德國入侵蘇聯時期,主角瓦斯亞‧左托夫中尉(Lieutenant Vasya Zotov)是一個火車調度官,一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work-ing-class intelligentsia),他認真而負責地依據上級命令,妥善安排車班表,運用有限的資源和人力,將物資和人員接來送去、迎來運往。他因為深度近視無法調往前線作戰,但他努力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自己進行愛國主義的精神武裝。

他十分關切這場祖國保衛戰,憂心懷有身孕的妻子身陷敵軍占領區。然而,這場瘋狂的戰爭令人感到困擾和迷惑:為什麼蘇聯紅軍總是無法阻擋納粹的進攻?哪裏可以找到解釋這場戰爭軌跡的資料?在這潮濕、黑暗、髒亂的調度站裏,該拿什麼東西來安慰自己?儘管左托夫是一位忠實、堅定、負責的人,但他內心卻是孤獨、焦慮和絕望,因為一個「偉大的信念」極可能傾刻消失,一個剛剛組成的家庭極可能一夕瓦解。戰爭的陰影使人幾近精神崩潰,在他腦裏,始終縈繞著一首在後備軍官營晚會中朗頌的詩:

我們的村莊被燒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家園……

只那一念打擊著我們嚴備以待:

啊!什麼時候,啊!什麼時候那一刻到來我們可以止住德軍的前進?

……

如果列寧的偉大目的失去,那剩下還有什麼我們可以為它而活?(註8)

即使在戰火綿延、人心脆弱的年代,左托夫也不輕易近褻女色。他拒絕了一個可愛的女同事對他的愛慕,「他寧可同一個帶著3個孫子的老婦人住在一間又髒又不暖的房子裏,又是睡在對他來說是太短了的不舒服的箱櫃上」(註9)。儘管如此,左托夫和佛羅絲亞姑母(Aunt Frosya)這一家人建立深厚的情感,因為他要守護一份忠貞,堅持一份誠實,一種「神聖的憂愁」。他沒有心情用女人來安慰自己,尤其當一切所愛的都在毀滅的威脅之下。

一天夜裏,一個在前線潰敗而遣返的軍人來到站裏,當左托夫知道這個身份古怪、衣著襤褸的人是一個演員時,他熱情的接待他,不料在談話中發覺這個陌生人竟然連史達林格勒在哪裏都不知道,左托夫警覺到,他一定是個間諜。左托夫偷偷向秘密警察(NKVD)告密,陌生人因此遭到了審判。儘管左托夫認為自己做了該做的事,但始終懷疑陌生人到底是不是間諜?他幾次向安全部詢問,得知陌生人已被「挑選出來」送去勞改,雖然左托夫沒有停止懷疑,但安全局的回答卻是:「我們從來不會犯錯」(we never make mistakes)!

良心與極權的對比

有多少人像這個陌生人一樣,只因為小小的疏忽,只因為有點懷疑或漏洞,就在他人「做該做的事」之下,被送進暗無天日、抽筋挫骨的勞改營;而左托夫這個既愛國又誠實的正人君子,為何又在糊里糊塗下犯下使他人含冤一生的傻事?這個陌生人是否真是個間諜?這一點點的懷疑難道不是一件大事且應該慎重查明?左托夫是否受到良心的自責?還是說,在祖國大難中個人微薄的生命根本不足掛齒?這些,索忍尼辛沒有給出答案,他只呈現一種「個人良知」和「極權體制」的對比:再善良的人也會在吃人體制下迷失自我。可以確認的是,這個偉大的國家在提醒左托夫:不可誠實,因為誠實會犯錯!不可摸著良心,因為良心令人痛苦!

一個制度之所以「絕不犯錯」,是因為這個制度絕不放過任何的懷疑,絕不會在良心的醒悟之前捫心自問。

(下週續)

註3:《索忍尼辛回憶錄》,王兆徽譯,台北:中華日報,1976,頁71。

註4:《蘇忍尼辛選集》,劉安雲譯,台北:東大,1974,頁9。

註5:同註4,頁10。

註6:同註4,頁39。

註7:同註4,頁48。

註8:同註4,頁172。

註9:同註4,頁191。
(回目錄)



教授爸爸週記:超修的邏輯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當了教務長近5年,我一向對學生非常體諒、非常客氣,但上週五,我第一次跟學生大大吵了一架。
事情的起因,在於世新大學於去年新訂了規範,將選課的上限定為25學分,如果想超修,前學期的成績平均必須達80分才可以。這位來找我的學生,是一個轉學生,他想要4年內即時畢業,但成績又未達標準,因此,系裡明擺著不准他超修。
為此,他留了一封信,並三度到教務處找我。他因為沒有約時間,正好最近我也很忙碌,他一直碰不到我。三番二次讓這個學生失望,我也不好意思,於是要求秘書與他聯絡,他倒是很配合,下了課即刻來找我。
看著教務處課務組為我準備的成績單,我內心其實已有點稍感不耐。這個學生二年級轉進來,上下學期的平均成績都只有50幾分,及格分數都未達到,竟然還敢要求超修學分!
我跟他解釋超修的意義,告訴他這是一個獎勵優秀學生的機制,只要學生成績優異,老師當然對他的超修學分應該保持的水準,會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這樣的制度,在美國早已行之有年,目的在提供所謂的榮譽學生,可以多修一些課程的機會。
世新大學前此並沒有設定上限,但因為有學生一學期修了39個學分,竟然在媒體上夸夸其談,說還可以在外面打工,一點都沒有影響學業,意即大學實在太好混了。另外,有些學生則是因為太貪心,修了太多學分,結果一半的學分不及格,而被二一退學。這樣的情況,以一個追求教學卓越的學校而言,是否會讓外人覺得我們太過放縱學生、太不講究教學品質了!
這也是到最後,系所主管決議調整的主因。總結而言,設定選課上限,是要學生就可以承擔的課程內,好好將書讀好。不要貪多務得,結果變成低空掠過,成績草草。
這個學生似乎一點也無法接受學校的理念,及我的解釋。他認為這樣的限制一點都不合邏輯,依他的想法,如果學生想選多少就選多少,成績幾分根本不重要,只要學生可以畢業即可!
我就問他,以他二年級的成績,如何說服我們,他可以勝任超修的課程?他竟然告訴我,他是外系生,準備轉學考只花了一個月就考上,證明他其實很聰明,不用我擔心。我只好再問他,如果是這樣,又如何解釋二年級兩個學期平均都只有50幾分的事實?
我告訴他,國外很重視推薦信,如果他能說服那個老師,證明他具備潛力,可以勝任超修的課程,而且還能保持水準,我會慎重考慮。他最後也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以他各科多半不及格的情況,又有那位老師敢為他說話?
跟這個學生吵了半個小時,我發覺他基本上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代;自認為學校的一切,應該是以滿足學生的需求為第一。換句話說,標準是學生自訂,老師配合即可。所謂的教學品質,他根本視若無物。
發覺我已無法與他對話,而且他又一副不想離開的樣子,我只好要求秘書趕快聯絡教官,讓教官幫我帶走這個學生。還好,教官未到之前,他講了幾句半帶威嚇的話後,悻悻然地離開了。當他假意地在門口向我敬禮時,我不可思議地看著他。
那個晚上,我心情非常不平靜,更睡得不安穩。我的內心裡迴蕩著的,是不絕的疑問:台灣的教育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竟然出現這樣的學生?
這個學生,念茲在茲的,只是畢業後能考上法官或是律師執照而已。學校裡學了什麼、同學之間的關係、校園的生活,都不在他所珍惜的範圍以內。他的價值觀中,大學及老師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拿到文憑(不管成績多差),然後藉著苦讀,考上人人羨慕的專業職位而已。
這樣的學生,讓我不斷回味著,黃崑巖教授多年前提倡「先作人,再專業」的格言,旨哉斯言!如果知識只是工具,自然少了人性的關懷。台灣的專業受到的批評,就是因為少了人的成份,造成社會公平、正義及道德淪喪的境地。從這個學生的工具理性的思考模式中,我看到台灣專業教育的悲哀。
(回目錄)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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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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