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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6-10-19》 |
| 本期內容 | |
| ◎形上的流亡：無法囚禁的良心 索忍尼辛的人道主義文學之六 | |
| ◎教授爸爸週記：曾志朗說教改 | |
|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 |
| 形上的流亡：無法囚禁的良心 索忍尼辛的人道主義文學之六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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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與《癌症病房》一起在西方出版的《第一層（地獄）》（The First Circle）是索忍尼辛一系列「集中營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全書雖由長達87篇半獨立的短篇構成，但敘事時間只有3天，並以一項秘密的科學任務串連全書。雖然索忍尼辛的《第一層地獄》不若後來的《古拉格群島》那麼有名，但卻真實而生動地揭露了蘇聯極權體制下一項「政治／科技陰謀」，刻畫出一幅愚昧壓倒良知的人間地獄景象。 Sharashka：人間的煉獄 書名「第一層」取意於但丁《神曲》（The Divine Comedy）的「煉獄篇」（Purgatory），但是但丁筆下的煉獄是一處暫時懲罰的滌罪之所，屬於地獄中痛苦最少的一層，受到撒旦的監視。索忍尼辛筆下的「第一層」未必叫作監獄，它實際上是一處位階極高的「研究所」，但所內為數180名高級科技人員，又都是犯人之身，因為他們都因觸犯「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邦聯共和國」（Russian SFSR）第58條罪名被逮捕。書名「第一層」雖然含意曲折，但若以索忍尼辛把整個蘇聯社會比喻成地獄來看，第一層應是指蘇聯的「上流社會」，而看守這群「待罪名流」的撒旦就是瘋狂的史達林。 這個研究所叫「瑪夫瑞諾研究所」（Marfino Institute），位於莫斯科近郊，關了從各地徵召過來的工程師、語言學家、數學家、機械師、物理學家、畫家、詩人等等高級知識份子，目的在研發一種秘密的電子儀器，以破解任何無線電波和電子傳輸的密碼，為官方截取秘密情報。「秘密任務」在俄羅斯諺語中稱為Sharashka，本意是「特種行業」，若以中文俗語來說，含有瞎搞、唬嚨、不務正業的意思。在小說中，被用來諷喻一些從事「秘密研發」的機構。儘管Sharashka性質上是個集中營，但生活條件好得很多，比起「泰格林」（Taiga）──西伯利亞極地酷寒的集中營──在Sharashka這裏無需從事艱苦的勞動。「瑪夫瑞諾研究所」又稱「最高機密科學實驗營」（the top-secret scientific work camps），它出自史達林的政治狂想，隸屬國安部一個特別委員會，接受蘇聯秘密警察（KGB）和國家安全部的指揮。實際上，Sharashka並不是虛構的，《第一層（地獄）》也不是一部科幻小說，它是根據索忍尼辛的親身故事寫成的。小說中的數學家納格勒（Gleb Nerzhin）應該就是索忍尼辛自己的化身，犯人魯賓（Rubin）實際上就是蘇聯異議作家、知名政治犯列夫‧科爾別涅夫（Lev Kopelev）的化名。隨著蘇聯瓦解之後許多秘密檔案的公開，人們逐漸知道Sharashka許多研究成果後來都是以蘇聯科學院的官方名義發表的，實際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卻被刻意剔除，未曾享有應得的名譽。二戰之後，許多參與Sharashka的科學家獲得釋放，直接證實了這些駭人聽聞的科技陰謀。 「瑪夫瑞諾研究所」有兩個任務，一是研發一種「語音識別機」（vocoder），另一個是「七號」（Number Seven）實驗（註13）。在「瑪夫瑞諾研究所」中，「七號」是一座「語言截波實驗室」（Clipped Speech Laboratory），實驗的內容是把正常人的語言截波，減幅、波幅壓縮、電子微分和積分，好讓「上級老闆」憑聲音就可知道誰在說話。這兩項計劃即使有科學推論上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卻是一樁「政治鬧劇」。「瑪夫瑞諾研究所」的存在意味著瘋子對天才的統治、精神弱智者對理性正常人的領導。所謂「極權主義的本質」就在這些實驗之中，它經由截取電波、解碼分析的途徑，深入人們的內心，尤其是竊取並預知異議份子的陰謀和詭計。這種試圖利用音波來偵測人們內心意念的科技系統，不是什麼光榮或成就，而是恐懼的表徵，反映的是極權主義者內在的焦慮與不安。 幸福就是「活著」！ 「瑪夫瑞諾研究所」究竟在進行什麼秘密計劃，對索忍尼辛來說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小說的重點在人物與性格，一部「知識犯」的生命史和生活誌。索忍尼辛以人物素描和日常對話的手法，詳實記敘了犯人的生活瑣事與感觸，把官方建立的「科技實驗營」變成的一座「人性實驗室」。小說的主題是「痛苦」，蘇聯體制下漫長無盡的痛苦，一種靈魂上的死亡。然而，再卑微的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只是在這個時代裏，幸福就是痛苦，或者是一種對「不再更苦」的渴望；在這座「特種監獄」中，幸福就是「把那稀稀薄薄像水一樣的大麥粥喝下」；在這個人性的尊嚴已經所剩無幾的囚房裏，幸福就是「活著」，活著以便還能在靈魂已死的歲月中思考讓自己感到滿足的方法。 在「囹圄第五年」一篇中，納格勒（Gleb Nerzhin）與獄中好友魯賓（Rubin Grigoryevich）──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進行了一場輕鬆的辯論，納格勒回想5年來的囚禁生涯，他感謝上蒼給他坐牢的機會，因為坐牢帶來了「思考的機會」。但顯然，專業哲學家的思考和囚徒生活的經驗，兩者截然不同，失去自由的人的「思考」和享有自由的人是完全不一樣，因為自由的人可以「生吞一塊牛肉」，囚犯卻只能「吃著半滴油水都沒有的麥麩粥」（註14）。對一切活著的人來說，一塊牛肉和一碗麥粥之間，該如何比較？滿足幸福的方式究竟差異在哪裏？對於已經被關了5年的納格勒來說，「禁欲主義的懷疑論」是他生命延續的支撐，「它是道路邊的一處遮棚，風雨交作時我可以坐在裏面等候雨止。但是懷疑論是使一個受到教條梏桎的心靈得到解放，……」（註15）。然而，即使對於靠著毫無營養的食物也要活上半年、一年的人來說，依然渴望一種「自由自在」，即使只是一個不必工作的星期天，一個「沒有一位總統、沒有一位總理，且讓人睡足一天」的滿足感。 一種不只是索忍尼辛個人的經驗，而是所有各種身分的囚犯感到最難以承擔的，就是「探監」，一種禁錮許久之後突然與親人相處的尷尬時光。在「寂靜的鐘聲」一篇裏，索忍尼辛描寫了會見親人的心理激盪：「在犯人的生活裏，去和親人會面的這一段行程是一件大事，靈魂已經埋葬在地窖裏，而這時卻要使它再度復活，在平常日子裏，從來沒有引起過回憶，但已經累積整整一年的思想和感受，就要在這短短幾分鐘，對一個和你親近的人兒傾心相訴。」（註16）蘇聯的勞改營考驗的不僅是男人，這些在大戰中倖免於死的男人，更考驗著女人，考驗著那些聽到自己的男人被判入獄卻還頗感欣慰的女人，因為「一個人進了墳墓便一去不歸，送去勞改的人總會回來吧！」。納格勒的妻子娜達雅（Nadya）是一個堅定的女人，為了曾經只是相處一年的短暫幸福，她願意再等10年。但是到最後，最忠貞的愛情會變成一種對對方的催促，男人會對女人說，用不著把妳的一生埋葬掉，結婚去吧！女人則會對男人說，不要再對我忠實，去看看別的女人吧！ 對許多關了10年以上的老囚犯來說，史達林極權體制的殘暴，不在於欺騙和謊言，而是讓囚犯沒有女人，奪走他們可以結婚生下的孩子。集中營的可怕，也不在於艱苦的勞動、冰寒的氣候、粗濫的食物，而是讓囚犯在世界上唯一的生命破碎時忘記生命，甚至準備原諒那些使你生命破碎的豬鼻子，使你的思想只盤據在監獄的飯盒裏，看看能不能拿到一塊完整的麵包，想想洗澡後能不能拿到一件沒有扯破的內衣。存在的意義變成對一頓粥飯的想念、一件內衣的期待，而一旦獲得實現，囚犯就會感到幸福、覺得滿足。 七號：一處人性實驗室 索忍尼辛並沒有直接譴責史達林，因為史達林的偉大來自人民對他的尊崇，如果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是「帶菌者」，那又如何期待史達林不是個「大毒蟲」？此刻的史達林已經是個70歲的老人，又腫又病，只不過他依然能夠坐在紅場堡壘裏的軟椅上發號施令罷了！這究竟是一個瘋人統治著一個偉大的國家？還是一群白痴的人民被一個幸運者統治著？領袖是什麼？人民又是什麼？不必悲觀，人民總是會在下一次的愚昧之前獲得短暫的清醒，而領袖不過是人民從愚昧到清醒間的過渡偶象。對此，任何理性的辯論都無濟於事，因為，愚昧才是不可爭辯的真理，歷史總是重覆千篇一律的蠢事。 納格勒最後被逐出了研究所，但不是獲得自由，而是失去更多的自由，因為他拒絕被調往「七號實驗室」，他不願在最關鍵的「數學分析」上提供服務。於是「北方的森林和苔原（Taiga）正在等待他們，破記錄的酷寒氣候、十字鍬和手推車，正在等待他們」（註17）。「瑪夫瑞諾研究所」的實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是因為完成了什麼秘密計劃，也不是發明了什麼科技產品，而是證明了人性的尊嚴與不屈：極權主義可以控制人們的身體，但永遠無法掌握人們的思想與意志。即使一座人間地獄，也還是無欲者嬉戲的天堂。 （下週續） 註13：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The First Circle, translated by Thomas F. Whitney, Harper &Row, 1968, p. 48 註14：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上），黃文範譯，台北：遠景，1992，頁56至57。 註15：同註14，頁60。 註16：同註14，頁327。 註17：索忍尼辛，《第一層地獄》（下），頁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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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曾志朗說教改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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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世新大學為了慶祝50週年校慶，舉辦了兩場高等教育的研討會。 早上的一場是針對海峽兩岸舉辦的論壇，幾個姐妹校的校長都上場開講。世新大學牟宗燦校長開幕後，我因為必須回辦公室，改寫原定要來致辭的教育部杜部長的演講稿，因此錯過了精彩的對話。 下午的研討會則定位為國際研討會，由前人文社會學院李振清院長主持，姐妹校校長Eric R. Gilbertson博士及前教育部長、現任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參加與談。兩位與談人報告完後，進入對話的場次。 我與曾部長幾度在以前的會議碰過面，我通常都是帶著批判的角度質疑過他。但幾年下來，想一想，與幾個部長比起來，他算是比較沒有官架子，而且表裡如一，堅持教改理念的教育主管。 也是因為如此，縱然是英文發言的國際研討會，我仍丟了一個問題給他。我問他，大部份人都認為教改並不成功，以他當過教育部長的經驗來說，到底問題及困難何在？如果台灣還有機會，以他的角度來看，我們還能做什麼？ 我會問這樣的問題，一方面作為教務長，負責招生的工作，看盡教改的各種面向及缺點；另一方面，我又是國二生的家長，小兒子常常必須面對考試的壓力，無法好好學習自己想學的東西，讓我大大兩難。 接到這樣的提問，他坦承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的坦白，令人非常讚賞，但他認為教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成功的。不過，他仍指出，教改最後無法畢其功，與多元入學方案無法實現有關。 曾部長認為，教改的失敗，就在於無法廢除考試制度。原來教改的精神及做法並沒有問題，但當時根本無法預想到，台灣整體社會的價值觀，還沒有做好接受這種轉變的準備。 曾部長指出，台灣的社會對公平的執著，讓多元入學的理想無法真正落實。要公平，就只好考試。從入闈出題，到答案卷彌封，到分工改題，這中間經過千年發展，已累積一套綿綿密密的防弊措施。論公平，果真是公平，因為沒有人能做手腳，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機會。 考試制度的問題，就在於制式的答案，扼殺了創意的可能。這種問題，在研究所尤為嚴重；在台灣，進研究所也可以補習，進來後如何期待他們對「研究」有所體會？ 有些人的能力，其實不是筆試所能考出來的。如果可以這樣考出來，太極拳及少林拳大師，早就遍佈全台了。錄取學生，應該像老師父要傳承功夫時的選徒一樣，必須有伯樂選千里馬的洞察力才行。這樣的人才，更不是背背拳論及拳譜就可以檢驗出來的。 多元入學本來就是要讓社會慢慢建立起一套評價機制，讓不同的人才的篩選管道逐漸建立起來。可惜，台灣的社會，對於申請及推薦充滿了不信任感，總認為所有人都會徇私，因此，動不動就透過立法委員施壓，更要求教育部要緊盯著招生工作。這也是多年前，黃榮村前部長有一度要求各校進行考試面談時，要錄音錄影的原因。 曾部長當天下午的回應，應證了我對台灣教改失敗的觀察。從國外回來，我們對美國的一套選才機制，其實瞭若指掌。如果不是美國的彈性制度，我們如何能憑簡單的申請，進入美國名校，拿到辛苦的博士學位？如果我留在台灣，被台灣的僵化機制綁住，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 可惜，台灣就是常常橘逾淮為枳，很多美國的好制度，一到台灣就會變了樣，失去了原初的精神。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曾部長退下教育部長後，仍然到處演講，就是試圖想透過各種方式，改變社會及家長的價值觀。 曾部長的話，讓我不得不持續頷首，而他這種唐吉訶德式的精神，更令我不得不佩服。只是我也在玄思，為什麼中國社會，就是去不了對於考試的無限依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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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 |
送舊迎新囉！迎接新的一年，讓我們滿懷感恩的心，感謝過去教導我們、使我們智慧增長的師長，用一千字以內的短文與大家分享溫馨感人的真人實事。全教會贊助入選者稿酬每字2元，來稿請以電子檔寄young@lihpao.co-m﹐附真實姓名﹑身份字號﹑銀行帳號。本報有權刪修來稿﹐來稿者視為同意本報集結出書時﹐不另支稿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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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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