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從黨外到民進黨的歷史，少數的左翼始終沒有在黨內形成一股穩定的力量。是以，民進黨是一個沒有左翼的政黨，在看待諸多社會矛盾的時候，民進黨多以功利的角度出發，希望可以藉由對社會議題的發聲與關切，好能壯大反國民黨政權的陣營——而非把解決矛盾視為政治上的首要目標。
國民黨執政時期，許多社運團體與民進黨之間存在著一個鬆散的聯盟關係，而黨內幾個派系也曾在前揭政治動機下成立了若干的社運團體。隨著民進黨的政治斬獲不斷增加，特別是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後，亟需要大量的政治專業工作者，於是社會運動團體成了民進黨的主要「人力銀行」之一，許多社會運動者成為民進黨的檯面前後工作者。這個趨勢一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才趨緩下來。
就此而言，社會運動與民進黨之間理當能形塑出一種比較穩固的「支持／代理」的合作關係，然而這樣的關係卻一直沒出現，反而造成了若干緊張關係。或有以下理由可以解釋：社會運動微薄的基石隨著這樣的人才入黨而流失，而若干派系與青年黨工視社會運動團體為培訓單位以及個人生涯踏腳石，最後，以贏得政權為最終目標的選舉總路線逐漸視社會運動為trouble makers。
◆民進黨執政後的「社會運動制度化」
如果取代國民黨成為執政者是民進黨關心社會議題的主要動機的話，那麼在執政後，顯然民進黨喪失了再去關心甚至解決社會矛盾的理由。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像「反核四」這個在黨內具有高度共識的社會議題，最終是落得如此後果。
民進黨執政後一個比較清楚的方向是，試圖把社會爭議「制度化」（當然，這不是從2000年才出現的作法），例如，在部會乃至府會層級開放了許多相關的委員會納入了過去被排斥在外的民間團體代表。不過，這類的制度化仍是相當浮面的，比如說，對於委員的挑選原則，經常是以政治立場而非以專業考量為優先。另外，在攸關執政重大利益時，屢屢傳出當局介入或壓制委員的情事，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中部科學園區的環境影響評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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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百年，大龍國小將何去何從？
不要讓圓環的遺憾，發生在台北市第一所小學的大龍國小！
台北市第一所小學，超過百年校史的大龍國小，即將遭遇全面拆除改建的命運。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座與其他小學相近的全新建築，以及一座停車場。
硬體競逐，追上了。更多的東西，卻要消逝。就像圓環，中山橋，蘭州派出所，龍山寺前夜市， 光華商場........；不是完全消失，就是換了新貌，裡面卻全空了。
11 月 11 日 大龍國小的 110 歲生日當天，便要舉行破土典禮．台北第一所小學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資產便告終結。只有硬體建築，看不到以教育為主體的思考規劃，我們擔心學校將淪為配合觀光發展的附庸。
如果你認為，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告訴未來子孫，百年來台北變遷的故事；
如果你認為，台北市民擁有絕對的智慧，可以找到歷史建築與更新校舍的平衡點，讓活著的歷史繼續走下去；
如果你不想再看到圓環的遺憾，再度發生在台北市第一所小學身上；
如果你不想看到台北變成一個沒有歷史記憶的城市；
請留下你的姓名與服務單位，幫助台北市第一所小學繼續創造另一個百年風華。
---------------------------------大龍國小是北台灣教育起源重地，宮，廟，學鼎立相成的特殊文教場域，在城市快速國際化的硬體建設中，肩負著城市內涵的傳承，意義遠遠超乎建築體的思考．
然而目前所見的工程規劃，背離教育本體的思考；進行的方式封閉，步調急躁；責負單位與專家學者，地方人士及社會各界之間欠缺坦誠有效的溝通，以致雖擁有 逾 10 億 的改建預算，卻不見等值的細膩評估與規劃．
我們擔憂硬體競逐之下，教育源流的文史傳承被忽略而消逝其中， 百年老校沉淪為徒具進步外貌的補習班．
因此我們要求 大龍國小的改建規劃 ：
必須重新回歸教育本體的思考 ，不能基於目前偏頗的觀光考量！
必須還給台北市文教資產應有的重視， 重新審視改建工程規劃設計，開放公聽釋疑！
我們要求知道，在這次改建計畫下，台北市民該如何期待第一所小學的下個百年？
請不要讓圓環的遺憾，再度發生在台北市第一所小學的身上。
不要讓台北變成一個失去教育傳承的城市．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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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鼓勵一個開放活躍的公民社會嗎？
如果民進黨缺乏主動處理社會議題的意願，或許我們退而求其次來問另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民進黨政權會樂意看到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嗎？可惜在檢視民進黨執政經驗後，無論就鬆綁過去威權政體所遺留下的人民團體相關法令政策，或者降低對於人民團體的介入與干預等方面，我們並沒有看到顯著的進步。前者，我們看到像工會法修正版本仍然限制著受雇者的結社以及罷工權力，或者人民團體法修正草案仍維持著對社團包山包海式的限制；至於後者，即便手段與效果都與過去威權時代不同，惟各級政府對於人民團體在改選時的干預與影響仍是常見的新聞。
二、對於社會運動的幾點觀察
◆「朝向國家」vs「朝向群眾」的社會運動
台灣的社會運動有著很濃厚的「朝向國家」的性質，運動的訴求通常是以國家為對象。這裡面包括了對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施壓，對於立法院／政黨的施壓，要求法令與政策的制訂或者修改。當然，社會運動的重要本質之一就是試圖去介入政治的決定過程，不過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落伍社會政策，加上兩千年後日趨激烈的政黨競爭，某種程度強化了這個趨勢。過度的面向國家，造成了兩個互相關連的後果：第一，社會運動團體過度「鑲嵌」於政治體系之中：為了能夠取得運動成就，有些團體與相關部會或特定政黨（人物）之間形成了穩定的關係。第二，運動策略的擬定逐漸以能影響政治部門為主要考慮，諸如遊說，造勢，迎合媒體報導等等。這些都造成了社會運動在另一個面向上的退卻：朝向群眾。許多組織其實很少花成本於組織群眾、鼓勵成員的對話等工作上面。
不過，這幾年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反省，像部分的社區大學、文史工作室以及環保團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在鼓勵人民討論並參與相關的公共事務。筆者認為，這些草根層次的經驗，將會是下一階段活躍的公民社會的重要來源。
◆社會運動與政治化
台灣的社會運動團體對於政治是不陌生的，甚至是高度鑲嵌於其中的。但是，很諷刺的是，在現實主義的原則下，這些政治經驗僅停留在「利益交換」的層次，許多團體並沒有進一步去批判現有的政治模式，更遑論有討論／追求一個新的政治模式的動力。我們可以說，「去政治化」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明顯特徵。於是，像總統制內閣制，立委選舉改制，或者統獨國家認同之類的問題，多數團體是根本不討論的。即便是最近很熱門的倒扁運動，我接觸到的幾個工會團體，其實興趣也不大，倒不是因為喜歡阿扁，而是覺得基本上這與團體當前關心議題並沒有什麼直接相關。
這麼說，並不代表社運中人毫不在意政治發展，或者滿足於現有的政治型態。但是，回到前述朝向國家的特性，「社會運動政治化」始終沒有被放在運動的日程表上。舉例來說，全國產業總工會在2004年二月對會員工會的幹部做了一次調查，被問到「台灣需要一個真正代表勞工階級的政黨嗎？」時，有75.13%的工會幹部認為必要。諷刺的是，雖然多數的工會幹部認為必要，但是這幾年不論是該會或者其他工運團體，鮮少聽聞有關第三勢力或者組黨的討論，更遑論任何行式的實際行動。
◆「誰」在搞社會運動？錢從哪裡來？
台灣的社會運動團體沒有足夠的專業工作者，同時流動性非常大。這除了造成組織動能不足，工作人員過勞之外，很重要的是組織發展的經驗沒有辦法傳承，相隔幾年（如過能夠存活下來的話）之後，過去的歷史可能並沒有跟著傳下來，在組織事務上更可能會浪費多餘的力氣嘗試，甚至犯重複的錯誤。其次，沒有足夠人力，就無法開展出積極的組織策略或者開發出適當的發展策略。這也間接了強化了「朝向國家」的特質，因為這是最省力，而且能見度較高的策略。第三，人力的缺乏降低了組織內部以及組織之間的適度分工，每個人（團體）都是校長兼撞鐘的時候，像研究、出版、教育以及組訓等通常是被犧牲的工作。很難想像，在這部分，社運團體倒是跟上了主流企業的發展：業務外包—只是前者是本身資源無以負荷，後者則是從中獲利。
另一個相關的是經費問題。有三類的團體在經費上比較健全，第一種是會員人數眾多而且不於流失的團體，具有固定的會費收入；第二類是與政府單位友好的合作團體，官方補助成為穩定的經費來源；第三類則是會員經營比較成功的團體，透過固定或者多元的募款管道，足以為團體籌到充分的經費。不過，雖然有三類，但是只佔了少數，多數社運團體都是苦哈哈的慘淡經營。台灣民眾的捐款行為多半不以公共事務作為目的，而多金的慈善團體更不會像英國或香港的Oxfam關注並挹注公共事務，很多團體只好向各級政府申請經費。這通常出現三類後遺症，第一自然是拿人手短，立場鬆動；第二，許多團體為了取得經費而耗盡精力，從申請到結案的行政程序，讓已經短缺的人力更是捉襟見肘；最後，當官方補助變得習以為常，團體容易喪失自闢經費來源的想像與動力。其實，多元而積極的基層募款動員在1980年代並不罕見，但是這顯然是目前許多團體已亟待找回的能力。總體來說，經費的短缺，不僅是組織能力以及實力的反映結果，也使得政府或者政黨影響介入社運團體更為可能。
◆建立一個對話平台？
總結來說，無論是現實主義式的朝向國家的特質、去政治化、忽略組織發展與培力策略、缺乏專業工作者以及消極的財務狀況等等台灣社會運動常見的特質，這些都是互相關連而很難單獨針對一項來個別解決的。外在的政治與社會條件或許不容易改變，但是，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互相對話、瞭解乃至具體合作，則是一項可以著手實行的工作，也許能讓這些問題與難處找到出口的方式。
步入千禧年後，國際上反對資本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展開了一項新的培力計畫，就是「社會論壇social forum」。這不只是在國際層次（如：World Social Forum, European Social Forum, 與Asian Social Forum）或者區域層次（如East Asian Social Forum）舉辦，許多國家的社會運動也舉行了國內的social forum。來自不同背景的社運工作者、研究者、學術工作者齊聚一堂，透過研討會、演講、座談、辯論、甚至是放電影、擺攤位等方式，互相交換經驗，辯論策略，乃至擬定合作計畫。有論者批評這樣的形式是一種嘉年華或者大拜拜，但是我們也的確看到許多的運動因此而出現，或者使得團體更為成熟。在台灣，對於這類平台的搭建，我們或許有著同樣的急迫性，不只是有助於解決各團體內部的問題，也可以讓我們透過對話與合作來瞭解，從而面對，各種舊的與新的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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