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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2006-11-27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6-11-27》

本期內容
  ◎世界傳真:教會學校 英國家長最佳選擇 
  ◎沒有自由,哪來的心理健康?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世界傳真:教會學校 英國家長最佳選擇
  譯寫■盧季寧
對瑪麗亞‧艾倫而言,上教堂從來不是生活的重心,她在小時候會上教堂,但青少年時期根本沒去過,在讀大學和20幾歲的人生當中,上教堂一事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只有在耶誕節時會去教堂做禮拜。然而,在女兒誕生之後,瑪麗亞‧艾倫的想法變了,她並非在突然之間找到了上帝,而是突然發現英國教育體系迫使她不得不去接觸教會。

瑪麗亞‧艾倫很難為女兒在倫敦找到一間還過得去的學校,最好的學校不是距離太遠就是學費太貴,其他的都很差,只有家裡附近的教會學校例外,整體風評和辦學成績很不錯,但為了讓女兒有入學機會,她們得上教堂。

瑪麗亞‧艾倫表示:「女兒兩歲的時候,我們兩年前開始上教堂,家裡附近只有少數幾所好學校,公立學校可能大好,也可能大壞,沒有人敢拿小孩的一生冒險。」

瑪麗亞‧艾倫認為,和她一樣擔心英國教育品質的家長有很多,英國教育品質參差不齊,許多小孩即將讀中學的家長,會盡一切努力讓小孩讀最好的學校。

根據英國衛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英國民調機構ICM最近所做的調查顯示,44%的英國家長準備用非常手段讓小孩讀好學校,12%的家長會裝作虔誠的信徒以協助小孩入學,而在過去50年,英國會主動上教堂禮拜的人數急速下滑。

瑪麗亞‧艾倫表示:「很多人在生小孩後開始重返教堂,我想這是為了讓小孩讀教會學校,儘管做這種事很不好(不是為了信仰而進教堂),但如果這樣可以讓人重返教堂,也算是不錯。」

目前很難取得相關數據,但今年稍早公布的研究顯示,教會學校比公立學校招收更多有錢子弟,最近針對1萬7千所小學的調查也發現,每7個教會學校學生中,有1個出自貧窮家庭,全國約為5比1。

英國中等學校校長協會(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 Leaders)會長麥爾坎‧托伯(Malcolm Trobe)表示:「有一群家長重返教堂,顯然是為了幫小孩讀教會學校,我們可以理解家長為了讓小孩讀最好學校的苦心,但人不該為了讓小孩讀一所學校,而強迫自己接受某個信仰。」

英國的教育體系複雜,入學管制也十分嚴格,對於想幫小孩找個好位置的家長而言,重返教堂只是一個不得已的藉口。

對無法付高額學費的家長而言,校英國公立學校所提供的教育品質落差很大,有體質健全、經營良好且師資優良的學校,也有不管學生出缺席、學生畢業時前科累累的學校。

麥爾坎‧托伯表示,公立學校的入學主要根據家長的居住地而定,一些家長為了讓小孩讀明星學校,透別在學區買或租第二間房子,確保小孩有入學機會。

3分之1由政府提供經費的學校(7千所)是教會學校,多數信奉天主教或英國國教,而且建校時間可以追溯到18或19世紀,當時許多教會提供窮人免費的基本教育。

當申請就讀教會學校的學生人數過多,通常就得以上教堂做禮拜的頻率和參與教育活動的積極程度,做為是否准許入學的標準。若干教會學校甚至要求家長取得神父的證明文件,證明他們確實有上教堂或做出貢獻。對於瑪麗亞‧艾倫之類的家長而言,花點時間協助耶誕節義賣活動或供應咖啡,比將女兒交給壞學校要划算多了。

華威克大學宗教暨教育研究主任羅伯特‧傑克森(Robert Jackson)教授表示,英國天主教學校通常會先為教徒保留位置,作法與美國天主教學校不同,後者通常會吸引低收入戶學生,對非信徒不會加以排斥。

羅伯特‧傑克森指出:「英國天主教信徒有教區、家長和學校三位一體的觀念,這是一種夥伴關係,這個觀念的核心在於,每個信徒應就讀當地的天主教學校。」

西倫敦的聖瑪麗男修道院(St. Mary Abbots)神父吉連‧克瑞格(Gillean Craig)表示,參與他每週日講道的3百名會眾中,他相信有不少年輕家庭是以這個錯誤的理由前來,果真如此,那又何妨?

吉連‧克瑞格表示:「上帝用各種難以置信的方法吸引人們上教堂,我不認為人們上教堂的原始動機很重要,我一點都不擔心。」

但主張宗教與教育分離的人士非常擔心。英國每10個國民中只有不到一個經常會上教堂,許多人警告,教會會用這種方式控制教育,而在隔離已成為英國最大的問題之際,特別是伊斯蘭社區,許多人擔心教會學校似乎鼓勵某種形式的種族隔離。

英國世俗協會(National Secular Society)副會長泰瑞‧桑德森(Terry Sanderson)表示:「教會學校應該要提倡道德和基督精神,卻鼓勵家長不誠實,好讓自己的小孩讀教會學校。」英國世俗協會的成立宗旨在於,要求宗教保持民間事務的地位,不要介入公共政策。

泰瑞‧桑德森指出:「我真的不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此:為了讓學生上教堂而招募他們。學校的目的在於教育學生,儘管政府要求教會學校上全國性的課程,同時要教導學生認識其他宗教,他們依舊向學生灌輸教義,而且很少掩飾這種行為,教會學校的目的就是為了向學生灌輸教義。」

但英國國教高層人士表示,情況並非如此。吉連‧克瑞格表示:「我們不會教導學生成為基督徒,我們按上全國性的課程上課,只是在課程中添加了強烈的基督精神。」

英國國教教育委員會秘書長約翰‧赫爾(Canon John Hall)坦承,不像美國獲政府補助的學校,英國國教學校特別強調基督精神,而且每日都要進行祈禱。

約翰‧赫爾對教會學校可能造成種族隔離一事嗤之以鼻,強調在英國人口較少地區,英國國教學校吸引了來自各個社群的學生,他說:「令我們自豪的是,我們的學校包容各種族裔。」

主張宗教與教育分離的人士希望英國政府強迫教會學校,開放25%的入學名額給其他信仰的學生。在公布了相關政策之後,英國教育部長亞蘭‧強森(Alan Johnson)日前突然又取消這項政策,讓教會學校自行決定招生事務。

羅伯特‧傑克森認為,開放25%的入學名額這項規定,會導致許多教會學校(特別是報名人數超額的猶太教和天主教學校)拒絕自己的信徒入學。

在此同時,教會方面並未向瑪麗亞‧艾倫保證,她的女兒一定可以讀教會學校,每年級的名額只有30個,而且在校生的手足有優先入學的資格。然而,無論女兒是否可以讀教會學校,瑪麗亞‧艾倫都會繼續上教堂。

瑪麗亞‧艾倫說:「這是打入這個群體和認識彼此的好機會,小孩讀教會學校後就不上教堂的家長少之又少。」

附註:

英國有2千2百所私立學校,學生付高額學費才能入學,也有將近2萬5所公立學校,分為4種型態:

1.社區和基金會學校(foundation school),約有1萬5千所,學校的經費、人事、土地和招生事務都由地方教育機構管轄。

2.教會學校,共有7千所,多半以信奉基督為主,但也有36所猶太教學校、7所伊斯蘭學校、兩所錫克教學校,這些學校經費是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有些學校主導招生或學校人事,如所謂的政府補貼教會學校(voluntary-aided faith schools)。

3.專長學校(specialist schools),共有2千5百所,有點像美國的特殊才能學校(magnet schools),招收在美術、語言、數學、音樂或科學上擁有特殊專長的學生。

4.專科學校(academies),目前只有12所,但數量逐年增加,這些學校有部分是由捐助人提供經費,學生入學有時候也要根據性向測驗,上課內容與全國性課程有所不同。
(回目錄)



沒有自由,哪來的心理健康?
  金天立(清大社會所)
11月14日,台北市一名越籍看護馮氏梅將雇主砍死後跳樓自殺,電視中血跡斑斑的畫面以及駭人的描述,讓人回想起今年9月菲傭比西塔砍殺雇主全家,以及3年前的劉俠為印傭薇娜傷害致死事件。慘劇的一再發生,使得對外勞的恐懼感在社會上擴散開來,家有外勞以及正準備要聘用的雇主們人人自危。

然而,如此相似的情節,發生在3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女傭身上,讓人不禁要問,是什麼讓這樣的發狂傷人事件一再發生呢?和比西塔事件一樣,媒體對於此事緣由的報導,多據並非當事者的他人「推測」是由於兩年契約年限將到,外傭害怕雇主將她遣返,情緒不穩而行兇。然而,一個更合理的推測是,外傭抓狂可能為制度所逼。

在一年總數十幾萬名的家庭類外勞之中,像馮氏梅、比西塔、薇娜那樣因精神崩潰而傷害雇主家人的案例是極少的,但更普遍存在而不為媒體所報導的身心健康問題,是許多外傭在長時間封閉的家庭工作環境與陌生的語言文化中,由孤獨、鬱悶而導致憔悴、消瘦、頭痛、失眠,甚至最後走向自殺。

出國是與自己原本的家庭、社會文化支持網絡切割,而台灣的外勞制度是這麼一套體制,使她們更徹底地與外界隔絕,成為一個完全孤立的個體。在真實互動的僱傭關係中,雇主對於女傭的自由擁有極大化的權力。有些仲介告訴雇主,不要給家中的外傭放假,以免在外「交朋友」、「學壞」,於是為了防止她們變得不乖、不聽話、逃跑,許多外傭形同被監禁於一個家中或一張病床旁,過著長時間工作卻沒有任何休假的生活,這樣的情況在照顧老人病人的看護工身上尤其嚴重。有些外傭在雇主允許下擁有月休一日或週休一日上教堂的自由,有人卻自來台後從沒放過假,從未能單獨地出家門去看看台灣其他地方長什麼樣子。

外傭就這麼一方面得在雇主家庭如孝子般盡心盡力地照顧老人病人,如媽媽般以愛心耐心照顧小孩;另一方面則必須忍受和自己家人、子女、丈夫、朋友的隔離,社會生活的剝奪與個人私領域的消滅。為了負擔家計而出國工作的她們,往往心念著要給家人更好的生活,才得以默默地忍受一切,努力在一個陌生的家庭與語言文化中,一天24小時全年無休地扮演好女傭的角色。然而對於自己子女成長過程的無可陪伴,甚至是驟聞親朋的生老病死而不得回,無疑是她們最大的悲哀。

將生活完全佔據的工作負擔以及對家鄉家人強烈的思念擔憂,兩種心理壓力的長期拉扯與孤立環境中的無處宣洩使得情緒如大悶鍋般在她們身上蓄積,精神健康已足堪慮,一旦他們自己的家中發生變故或與雇主發生誤解衝突,更容易導致精神崩潰與嚴重的心理創傷,馮氏梅與比西塔的事情極可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因此,發狂不是由於她們原本就有精神疾病或暴力傾向,也並非由於惡劣雇主的蓄意虐待,而是在制度結構下的一種工作傷害。

從這個角度,我們或可重新理解是什麼將馮氏梅、比西塔與薇娜這樣的外籍女傭逼上絕路。外勞也是人,也有各種社會性的需求,這些需求建立在一些基本的自由之上,諸如和自己家人聯繫情感的自由、出外交朋友與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擁有隱私權的自由、運用自己薪水消費的自由,還有至少一周一天放假休息的自由。沒有這些自由,再健康的人都可能發瘋。

希求透過健康檢查的精神鑑定項目來篩檢「有精神疾病傾向」的外勞是緣木求魚,因為所謂的外勞問題,是外勞制度內在之必然,而不是來自貧窮落後國家的人種特質。只要這一套人身自由被剝奪的制度(不得自由轉換雇主、沒有勞基法的工時與休假保障、追緝並重罰「逃跑」外勞)依然存在,作為結構中弱勢者的外勞,必然會在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往極端的方向爆發。

一再發生的外傭發狂事件與其說是個案,毋寧說是結構造成的普遍狀況的反映。勞工團體長久來不斷地在批判侵害人權的外勞法令,若有關單位還不思徹底改革,那麼悲劇必然會一再重演,馮氏梅、比西塔、薇娜及他們的雇主都不會是殺人制度下最後一個受害者。
(回目錄)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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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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