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01-03》 |
本期內容 | |
◎教育論壇:落實零體罰 猶待各界共同努力 | |
◎英語充電站:英文和華語文教學的本土發展與國際接軌 | |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
教育論壇:落實零體罰 猶待各界共同努力 | |
羅德水(教師)、李漢中(永嘉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 |
立法院12日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明訂:「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此一「禁止體罰條款」通過後,立即引起正反不同的討論,贊成者認為,零體罰入法是保障學生人權的具體作法,反對者則對教師管教學生是否因此動輒得咎,以及學校處理校園霸凌等學生偏差行為時是否因此趨向被動消極,感到憂心。 無可諱言,近年來校園體罰確實屢屢成為親師衝突的焦點,然而,也應當看到,現階段仍然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的教師比例其實早已大幅降低,絕大部分的老師也都願意以更專業的方式輔導管教學生。我們樂見各界保障學生人權之用心,問題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零體罰入法之後,學校與教師如何有效輔導管教學生?仍有待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教育部應對何謂體罰做出明確定義:按前揭教育基本法之規定,所謂「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條文並未對何謂體罰做出明確定義,然而依教師法第17條之規定,教師又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以此觀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若無法釐清何者為體罰,何者為適法的管教方式,或恐將增加學校與教師管教學生時之困擾,可以預見,未來師生、親師之間,因輔導管教問題衍生之紛爭勢必層出不窮。 這顯然不符「零體罰入法」之修法意旨,筆者以為,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精神,教育部應依立法院附帶決議儘速與全國教師會研擬訂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明訂教師輔導管教的權限與體罰之定義,「讓體罰日落,讓管教日出」,俾使基層教師對於輔導管教有一明確可循之處理原則,以減輕本案通過對學校教育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其次,增置專業諮商輔導人力:觀察中小學校園生態,由於資源投入之落差,設有專職輔導教師的高中職鮮少出現體罰相關問題,相較而言,各縣市國中小輔導教師或兼任輔導行政工作之教師同仁,在肩負繁重課務與行政工作壓力下,如何有餘力協助各班老師處理輔導管教學生問題?筆者建議,在完成零體罰入法之後,立法院應進一步修正國民教育法,比照「高級中學法」與「職業學校法」之標準,增置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以減輕國中小教師沈重的教學與輔管學生壓力。 再者,重建互信的親師關係:隨著社會的進步,家長或社會輿論對「體罰」的看法確實有了明顯的改變,過去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許多家長為了學生成績是默許甚至贊成教師施行體罰,然而時至今日,以體罰管教學生的老師幾可說是人人喊打,也有部分家長動輒將教師的過當管教訴諸媒體,即便如此,每當有校園體罰事件見諸報導,也總還會有家長聯名為老師陳情背書,甚至出具所謂「體罰同意書」以為憑證。筆者以為,上述情形其實也恰恰凸顯了體罰問題背後複雜的結構性因素,從這個角度觀察,在家長認知與社會氣氛未完全隨之調整前,光憑零體罰入法是否就此終結校園體罰,顯然不無疑問。 筆者以為,為了學生成績鼓勵教師責罰孩子的家長,與限制教師管教孩子的家長同樣不智,站在教師的立場,最希望的莫過於是,親師之間可以就孩子的問題進行理性溝通,並且共同找出對孩子最為有效的管教方式。 最後,筆者必須再次提醒所有辛苦認真教學的老師們,教師有輔導管教學生之義務,並不意味教師在管教過當或體罰學生時有免於法律責任的權利,此次的零體罰入法雖無罰則,但早在「零體罰入法」前,教師若有體罰學生情事,學校或教育局即可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對教師進行懲處,亦需負擔民刑事責任,情節嚴重者,甚至可依教師法之規定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因此,作為一個專業教育人員,實應多方充實專業諮輔技巧與基本法律概念,在管教學生時,尤應注意是否符合教育目的?是否顧及學生受教權?管教行為是否符合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要領。 保障學生之受教權與身體自主權符合進步國家的作法,但社會的進步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零體罰入法之後,對家長、教師、行政部門的挑戰,顯然才正要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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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英語充電站:英文和華語文教學的本土發展與國際接軌 | |
李振清(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 | |
學好英語文或其他外語,可先從中文基礎與邏輯著手。反之,西方學生學習華語文(又稱「漢語」),類似的理論依據也可以用來驗證這種思維。同時,從事對外華語文教學的教師們,也應該具備英語文溝通的基本能力,方能落實對外國知識份子傳承中華語文與文化的任務。值此英文和華語文已成為當代最重要的世界語言,全球又積極推動華語文教學與研究之際,如何結合二者的本土發展,並與國際趨勢接軌,是政府當局與高等教育界應積極重視的課題。《紐約時報》在歲末年終(2006年12月31日)的社論中,以「A New Year for School Reform」為題,說明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須建立在真正表現的基礎上,以免讓國會立法的「No Child Left Behind」淪為空轉。此趨勢促使台灣的英文和華語文教學政策,在邁向國際競爭之際,亟應擺脫傳統窠臼與意識型態,開創新格局。 21世紀教學科技昌明的時代裡,若能配合文化認知、心理與社會語言學的論述,進一步有效運用網路與多媒體的多元功能,來從事英語文和華語文(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 CSL)教學與學習,則必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成效。若政府能制訂,並展現開明、前瞻的國際取向與務實政策,則不但能產生立竿見影之效,更可逐步提昇國家預期的國際競爭力。近10年來,台灣民間與民營企業,蓬勃的高科技產業在國際間揚眉吐氣,如矽谷的Apple委由台灣的英業達(Inventech)代工生產舉世聞名的iPod,開創了2005年2,130億美元(折合新台幣7.03兆)空前產值。相對地,政府在2002年推出的「挑戰2008:e世代人才培育計畫」中的核心議題,如「提昇全民英語文能力」,至今並沒能落實其預期的效果。 教育部最近完成之「95年度大專院校學生人數初步統計」顯示:台灣大學生及研究所碩博士生人數近20年來成長了4倍,達115萬人,然高學歷高失業率之情形已逐年攀升,如何解決當前高等教育學生因「技窮」而導致之「前途茫茫」,實為高教刻不容緩的課題。另根據民國94年,全國76所大學院校的評鑑,顯示42%的學生反應:進入大學之後,英語文能力不進反退;國際觀也嚴重缺乏,此與高中及大學之英語教學、學習與評量均有重大關聯。在全球化、「世界是平的」、提升國際競爭力、提升高教品質、及教育國際化等現代變數的積極介入和領航下,英語文能力的提升,關係到大學生未來生涯規劃,與開發遠大前程之成敗,同時也幾乎已和國家競爭力畫上等號。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合會」(APEC)、「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積極倡導21世紀人才培育(human capacity building)目標之際,華語文的學習和推廣,也同時受到高度重視。2006年6月26日的《時代週刊》就以「學漢語」的中英雙語為封面報導作為中心議題,刊載於封面上;並以「為什麼愈來愈多的企業界領導人和學生們搶著學這種世界上最難的語言之一?」(Why more business leaders and students are tackling one of the toughest languages on earth?)為題。接著,在本文的副標題中則暗示著:「世界上已經有了第二種新語言,但不是英語。」(The world has a new second language - and it isn't English.)換句話說,那就是華語文。 就在這同時,第8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由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籌辦,於2006年12月28日在台北舉行。來自全球各地及國內的華語文學者共提出42篇論文宣讀,另有42篇研討會壁報在大會中展示,意義非凡。 回憶1984年首次舉辦第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時早已是盛況空前。當時大會邀請到了名聞遐邇的語言學大師李方桂院士發表專題演講。與趙元任院士為至交的李方桂院士從上古音問題上尋漢藏語系,下探傣語、各地方言以及現代漢(國)語在不同文化傳承中的演進。他深入淺出的精闢分析,也預言現代漢語的國際地位。 22年後,當代計算語言學兼語音實驗學大師王士元院士,在本屆的大會中發表專題演講。巧的是,兩位院士在事隔22年後,竟然都對現代漢語的起源和流變,發表相似的觀點。在王士元院士的「語言習得與關鍵年齡(Critical Age Hypothesis)的問題」中,他提出基因、文化、環境等,對漢語、英語等各種語言學習的影響。 李方桂院士和王士元院士的語言學理分析,令大家在不同的時空均有醍醐灌頂的振奮。如今,在本屆的士元為至交的李方桂院士從上古音、全球華語熱的興起,不但驗證了兩位大師的預言,也令人為華語文即將在21世紀大放光彩而同感光榮。 在這同時,華語文教學、英語文國際化和本土化的語言政策,更應在政府部門受到重視。當中文已正成為另一種國際通用的務實語言時,我們更應思考英語文的地位。英國語言學家David Gaddol也在最近的報告指出,英語系國家不再像過去一樣擁有各項優越條件。他認為,在很多亞洲國家、歐洲和美國,華(國)語已成為最新的生活必用語言。在這新世紀裡的中文發展潮流下,台灣應如何在華語文教學的本土發展與國際接軌之間,針對中文在自然社會變遷中的轉變與標準化、繁簡問題、語言接觸產生的異類新詞、科技與術語、中文與電腦、中外語翻譯,以及對外華語教學等問題,從政府政策與學術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討與規劃。其中,兩岸基於文化背景的語文認同與共識,更是今後應該客觀研究的課題。唯有如此,中文方能在人類文明的不斷進展中,隨著時代變遷、國際交流與科技發展,邁入一個嶄新的里程。在這大前提下,下列三大重點,謹提出讓大家來共同討論。 一、21世紀華語文教學的現代化與定位 從歐洲與北美地區精通華語文的各國學人及專家,當他(她)們回顧在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華語文學習經驗時,大都認同華語文與文化的關聯性,以及國際多元領域的實用性。如何藉由語言、文化與社會的層面,編撰實用的華語文教材、培訓優質專業華語文師資,乃是促成華語文現代化的基本途徑。 1981年在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舉辦的「華人社會的語言現代化與語文計畫國際研討會」(Conference on Linguistic Modernizat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ies)中,各國學者所討論的全球華語文發展問題,意義非常深遠。時至今日,許多議題仍有討論與借鏡的廣泛空間。 隨著1994年「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APEC Summit 1994)所提出的2010和2020「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後,華語文的地位立刻受到高度的重視與討論。筆者也因勢利導地在美東地區推廣此理念。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資深校長Stephen Trachtenberg力勸其兩位資優公子勤學中文,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同時也是2006年《時代》雜誌主題報導中引用的類似個案。 二、繁簡之間的共識與認同 正(繁)簡體字這項爭議性極大的議題,應該讓學者與學習者從實用與學理的角度,來加以選擇,以免被泛政治化。正(繁)簡體字兩者均有其優、缺點。如何從學術與文化研究、生活實用,及各取所需的不同角度,各自切入,則問題自可逐漸淡化。華語文也可因勢利導地自然發展。海峽兩岸之間,若能自然地「識繁寫簡」,也是另一種配套。此問題曾於1995年在科羅拉多丹佛市的華人學術研討會中熱烈討論,頗獲兩岸華人的認同。 在1981年的東西中心舉辦的「華人社會的語言現代化與語文計畫國際研討會」中,各國學者如橋本萬太郎、包睿舜(Robert S. Baur)、白德明(Dayle Barnes)、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的陳章太,甚至資深語言計畫主持人如周有光等人,都肯定正體字的學術與實用重要性。 三、華語文教學國際化的多元策略與實踐 早在「孔子學院」推廣海外之際,台灣地區的國際華語文教學與研究,即已相當蓬勃。半個世紀以來,以台灣台北為中心的「對外華語文教學」,逐步掀起了一股國際間前所未有的華語文學習浪潮。其中,除了師大國語中心(MTC)與中華語文研習所(TLI),均已邁入第50年外,成立於1963年的前美國各大學華語研習所(IUP,簡稱「史丹福中心」),及稍早的新竹華語研習所等華語文教學機構,都是早期為傳播華語文與中華文化,皆在艱辛的條件下辛苦耕耘對外華語文教學尖兵。 如今,包括師大國語中心在內的台灣各公私立大學附設的國語文教學中心,外加隸屬美國國務院的陽明山華語學校,即已高達21所。在自由市場機制及學術自由競爭下,如何共同地積極推動華語文教學與研究、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開發教學軟體、涵蓋歐美的華語文教學研究組織、各國的漢語教學研究協會、美國中文教師協會(CLTA)等,則必可達成雙贏或多贏的終極目標。這麼一來,必可如2006年《時代》雜誌所報導與預言的:「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learn Mandarin.」收錄在筆者和威斯康辛大學陳雅芬教授、維吉尼亞大學梁欣新教授,為紀念趙智超教授自芝加哥大學榮退而編撰的《中文教學理論與實際的回顧與展望》一書中,北京大學陸儉明教授的〈21世紀對外漢語教學〉,正好用來驗證本文的論點。在這同時,大家切勿因推廣華語文的積極,而逐漸淡忘了英語文不可搖撼的國際地位,與在當前國際社會中,無遠弗屆的功能與影響。當然,學好中、英兩種語文,兼而能擅長中英口、筆譯,那就再好不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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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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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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