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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01-18》 |
| 本期內容 | |
| ◎經典五十之5：盧亞德．吉卜齡：《金姆》Rudyard Kipling：Kim | |
| ◎教授爸爸週記：知識力危機 | |
| ◎吾思吾師 找回教師熱情與尊嚴徵文比賽 | |
| 經典五十之5：盧亞德．吉卜齡：《金姆》Rudyard Kipling：Kim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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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姆》（Kim）是出生於印度孟買、英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07年）、具有「帝國詩人」之稱的盧亞德‧吉卜齡（Joseph Rudyard Kipling）最後一部印度題材的小說。吉卜齡把自己的這部小說稱為「流浪漢小說」，但小說在純樸廣袤的印度大地展開，橫跨英、印兩國不同文化與民情之間，內含嚴肅與溫馨、冒險和幽默、政治與人性，堪稱是「每頁都充滿神秘魔力」的經典之作。 大遊戲與尋聖河 百年來人們以不同的視角解讀這部作品，從學術批評出發，人們把它視為旨在塑造英國帝國主義仁慈與威望，通過殖民視角書寫異國風情的「帝國文本」（imperial text）；從文學賞析來看，有人把它讀成一部旨在鼓勵東西文化交融和種族對話的「男兒歷險記」。然而，小說本是時代精神與思想的反映，但時代亦匡限小說的視野與格局，這之間並無一尊之定，端視讀者的接受與反應。 小說充滿印度優美綺麗的田野風光，自然純樸的村風民情，老少之間禪味十足的對話，以及英俄之間地緣政治與戰略利益的諜報大戰。故事描寫一位愛爾蘭士兵的後裔，年僅13歲、身上掛著一條護身符的小男孩金姆（Kim），由於身份不明，沒人管教，終日在街上遊盪。金姆以坐在一座大砲上俯視街上的人群出場，他具有一種樂天知命、四海兄弟的性格，撇開他的血統和膚色不談，他具有一種「東方小喇嘛」的資質與慧根。偶然間，金姆遇見一位從西藏翻山越嶺而來的老喇嘛，這位高僧要去尋找一處聖河─箭河。小男孩對這位高僧先是好奇，再是崇拜，而後忠誠皈依。於是金姆決定與他一起遊歷整個印度，尋找高僧心中那條靈魂之泉。 高僧與小孩，一老一少，老的木訥虔誠，小的機智多謀，兩人構成了一種忘年式、雜文化的奇妙組合。途中，小男孩的白人身份被識破，由於「白人男孩怎可在街上遊盪」，他被迫接受教育，並且被訓練成一名間諜，為英國統治者蒐集俄國人意圖染指印度的情報。這項任務稱為「大遊戲」（Great Game），由英國駐印度民政部的一組情報隊計劃和執行，一位心地善良的殖民官兼人類學家克瑞頓上校（Colonel Creighton）負責領導。「大遊戲」與「尋聖河」構成了既不搭調但又扣人心弦的兩條劇情。在歷經冒險、追殺、受傷、復原等曲折過程之後，高僧尋獲了那條滌除罪惡的聖河，金姆完成了破壞俄國人陰謀的任務，故事圓滿告終。 東西融合論 金姆與老喇嘛之間流亡式的「禪緣」是故事的主軸，兩人分別代表「金童」與「智老」兩種超越性的人格典範。金姆雖然身處異國，但是他樂在其中、沒有隔閡。所有與他相處過的人，包括英國情報員、退休老兵，庫路的寡婦（Widow of Kulu）、妓女、菜商，都對金姆充滿好感。金姆始終追隨這位西藏聖者，儘管他因為擔任「大遊戲」任務而使他成為英國殖民大人（Sahib），但仍然對這位上師懷有很高的敬意。金姆身上隨時帶著一個護身符以證明他的出身，一如老喇嘛口袋中那張尋找聖河的圖表；兩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信物，代表著不同的出身、信仰和生命價值，但它們彼此共存，互不衝突，兩人之間超齡化、田園式的情感，既是「異族同化」的表徵，更是世俗世界、云云眾生中一種相互救贖的高貴表現。 這位西藏高僧是一位「啟蒙者」，他引領金姆由一個「白人野小孩」發展到一個成熟睿智的「大人」。老喇嘛不僅為金姆籌措學費，能與博物館裏的英國學者暢談哲理與人生，還為金姆心中諸多世俗之欲、現實之困進行傳道與解惑。他還用《本生經》中大象、小象的故事──被鎖上腳鐐的大象出於仁慈保護小象，而小象正是幫助解除鐐銬之苦的至尊佛祖──來啟迪金姆的仁愛之心。他向金姆說道：「對修道的人來說，沒有黑人白人之分，沒有印度人和普提耶爾人之分，我們都是尋求解脫的靈魂。」（註1）當一老一少與俄國陰謀者遭遇時，金姆為了反擊一群毆打老喇嘛的俄國人導致自己受傷，老喇嘛的圖表被撕毀導致尋找聖河的線索中斷，老少兩人帶著痛苦和疾病在山林中流亡。但老喇嘛運用宗教感召並結合「印度大地」這一自然撫慰的力量，以一種「超越輪迴、世尊永生」的信念，藉由因為不畏死反而獲得求生意志的神秘療效，使金姆不僅倖免於死，更獲得永生的超越： 大地母親和老夫人一樣忠心耿耿。她朝他吹氣，讓他恢復長時間因躺在帆布床上與地隔離而丟失的精神平衡。他的頭無力的靠在她胸脯上，展開的雙手屈服於她的力量。（註2） 金姆與老喇嘛本是在文化、身份、階級上截然有別的人物，但吉卜齡把兩人之間真情相交、患難與共的情感，昇華至一種「禪悟／救贖」的最高境界，表現了吉卜齡努力在東、西方「異文異種」之間尋求對話交融的可能性。金姆與老喇嘛，各自在對方身上彌補了自身之缺，並以自己之長幫助對方成功和圓夢：金姆幫助老喇嘛完成聖河之旅，老喇嘛幫助金姆完成「大遊戲」任務，在這裏，人性的高尚情操──互助──獲得了最徹底的體現。 帝國美學論 「大遊戲」是貫穿故事的另一個主軸，它是一場反間諜戰。由於英國擔心俄國在中亞地區擴張勢力，恐將危及英國對印度的統治，英國覺得需要控制西藏做為緩衝，於是兩個強權在中亞地區爾虞我詐、暗自角力。如果從「大遊戲」這一劇情線索來閱讀，那麼《金姆》就是一部關於英國殖民印度以及英、俄之間為爭奪印度控制權而展開的政治暗鬥。在此意義下，《金姆》就不僅是一部少年勵志小說，而是一部混合了單純樂趣與政治之嚴肅性，以殖民歷險作為帝國文學審美享樂的浪漫故事，和吉卜齡早期的印度作品一樣，故事展開於一個國外冒險和個人超凡魅力的世界之間，並可以歸類在「冒險式帝國主義文體」（genre of adventure-imperialism）之列。例如在後殖民理論家薩依德（Edward Said）看來，《金姆》足以和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齊名，是一部典型的「東方主義論述」（Orientalist discourse），它對大英帝國全盛時期英國與印度的關係進行了某種定位，它豐富的想像和極富人性風味的故事情節，為帝國形像塑造了極具美學修飾與生命省思的韻味。 確實，在《金姆》之中，充滿著吉卜齡對印度異國風情的浪漫式書寫，也充滿了對印度這一殖民地負面、刻板的想像。在吉卜齡筆下，與公正、善良、高效率、技術化的英國相比，印度是一個散漫、懶惰、落伍、迷信的國度，像是一團沒有形狀的迷霧。在吉卜齡筆下，印度人粗俗、狡詐、愛撒謊，印度人是沒有時間觀念的，一天24小時，每一小時都一樣！儘管吉卜齡後來修改了稿，部分改變了他對「東方／印度」的態度，但並沒有改變「印度人／土著」的固有形像，也沒有改變印度永遠接受英國統治將是一種「生活長河，此處獨好」的完美境界。 問題就在於，吉卜齡對印度這個化外之地、鄙國之民，不是挑剔、責備、輕視，而是包容、同情與諒解，因而顯露出一種殖民寬容和帝國仁慈的統治藝術。吉卜齡從來不認為印度臣服於英國的統治是令人不舒服的，因此，英國與印度之間、西方與東方之間根本沒有任何衝突，這可以從吉卜齡對1857年5月「印度兵變」（Mutiny）的輕描淡寫、巧妙迴避看出破綻。然而，薩依德認為，不能忽視小說的歷史脈絡，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解決這些衝突的可能方案，而是對吉卜齡而言，正如對珍．奧斯汀（Jane Austen）和康拉德一樣，他（她）們根本找不出任何替代帝國主義的方案，他（她）們只能是這個帝國劇場中的表演者，只能從帝國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來看待這個世界。對吉卜齡而言，唯一真實的只能是他所假想的印度，一個始終包含在帝國趣味之內的印度，一個從未滲入對英國永久統治之任何「反對雜質」的印度；而吉卜齡所努力超越的是，把英國和印度的關係推向一個史前的童貞狀態，「以便如同使小孩恢復與其母親的那種前意識的、不受污染的、非性愛的關係」（註3）。從這個歷史視角來說，治癒了金姆的既不是神學式的自我超渡，也不是無能的逆來順受，而是一種政治判斷，一種對「英國性」（Englishness）的溯本和歸航。 如果從「薩依德／東方主義式」的批評來推論，吉卜齡和他同一時代的帝國作家一樣，繼承了所有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只不過是他運用卓越的藝術才華，將庸俗的帝國理念自然化、美學化。這些帝國理念包括有色人種缺乏自治與革新的能力，必須施以嚴厲乃至無限期的統治；對軍事將領的人格崇拜（例如博學多聞的克瑞頓上校）、歐洲人與白人男性的優越感、東方人的野蠻其及所有不可能的能力等等。在此意義下，金姆和老喇嘛之間牧歌式的友誼關係，將翻轉成一種英國對印度殖民統治的審美關係，印度將成為一個「殖民極樂世界」，生活在（英國統治下而不是原始的）印度，將激勵人們永遠立足於這個殖民恩澤下芬芳的國土，日夜冥想這個處在完美靈魂之內的世界。 註1：吉卜林著，黃若容等譯，《基姆》，瀋陽：遼寧教育，1998，頁229。 註2：《基姆》，頁305。 註3：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94, p.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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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知識力危機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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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長會議在南部召開，報載成功大學校長高強，批評台灣的知名大學努力打拼「一流」，但只看到量化數字的累積，卻忽略了論文被引用率、技轉費用和外國學生素質的未見提升。 高強校長當然透視了量化思維所隱藏的癥結問題，但除此之外，我覺得過於鼓勵國外發表論文，追求SCI、SSCI，及A&HCI的數量，還引發台灣知識力斷層的潛在危機。 論文發表的目的，一者讓同儕共享研究發現。這是知識會被視為公共財，學界定位公共科學（Public science）的主因。但在此方面，研究人員重視的還在於研究創意夠不夠；沒有創意的研究再多，根本無法吸引同儕的閱讀及引用。 與全世界比起來，台灣的論文數不能算多，但依照資訊科學研究所最新的分析顯示，1996至2006這10年間，世界20名內的科研表現，台灣能夠排名第18，成績不能說太差。但再看每篇論文的被引率，平均為5.05，卻掉到20名之外。大陸的情況，比台灣還糟；論文數雖然全世界第6強，但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卻只有3.69。 看來兄弟之邦，都在努力追求曝光，因此努力鼓勵發表國外論文。但遺憾的是，被引率卻仍遙遙落後其他國家。反而是百慕達，論文數只有218篇，平均被引次數達18.94，排行世界第一。瑞士的10年論文數只有15萬4,291篇，平均被引次數卻達14.05。這兩個國家的論文數與美國的2,83萬1,004篇比起來，不啻小巫見大巫，平均被引次數卻都打敗美國的13.36。 這樣的數字告訴我們，數量多寡無法代表一個國家研究實力的全部。只要看看，台灣資訊產業風光發展的那幾年，監視器、鍵盤、滑鼠數量全世界第一的奇蹟，再看看現在的窘境，即知數量第一下的微薄收益，實在無法騙過明眼人的法眼。 論文發表的第二個目的，應是讓下一代能從前人的研究中，發掘知識及爬梳新的研究問題。對於外文尚未駕輕就熟的莘莘學子而言，國家必須累積足夠的本國文獻，讓他們能夠浸淫及吸收，由點而面，如水土保持般，逐漸積累成國家的知識力。 國內現行鼓勵國外投稿的政策，卻已開始引發當初未及思考的不意圖後果；台灣學生英文能力一向不好，如果國內較好的論文持續外流，這些學子要如何增長知識？如果冀望通過英檢，就能提升學術論文的閱讀能力，恐怕是癡人說夢！ 這樣的問題，如果不及早因應，一方面知識逐漸流失到國外，只剩國外學者及少數國內研究人員，得以掌握這些文獻；另者，國內學子因為語言限制，又無法深入吸納這些成果，這恐怕是國內知識力喪失的最大危機了。 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突破160餘所引發的問題，就是政府未見出生率逐年下降的苦果。只知衝國外發表的論文數，不知進行國內知識的水土保持，會不會哪年開始，也出現了知識崩盤的土石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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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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