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股崇尚現場演唱的風潮逐漸風行，樂迷們對於音樂的偏好，不再侷限於錄音完美無瑕的現成CD，而更渴求在現場與眾人一同吶喊，親身體驗原汁原味、未經修飾的音樂魔力。不管是「The Wall」或「女巫店」這類live house的現場演唱，或「野台開唱」與「春天吶喊」這種萬頭鑽動的大型音樂祭，如今都已經是台灣流行音樂場景的一環，並帶動了嶄新的「體驗式」聆聽文化。

晚間九點的舞台上，3個有些歲數的人正在放聲高歌，「紅紅青春燒呀燒！自己的歌唱呀唱！」地點是台北目前設備最好的live house「The Wall」，樂團的名稱叫做「搖滾東方」。這群中年人在17年前是「東方快車」合唱團的成員，曾經因這首名為〈紅紅青春〉的廣告歌而紅遍大街小巷。但在那個古早的1980年代末期，很多搖滾迷普遍質疑他們是「徒具樂團外表、缺乏現場功力的偶像團體」。在當年，那樣的質疑無從檢驗，因為坊間既無常態性的表演場地，大型演唱會除了指標性的歌手如羅大佑外，則幾乎完全不存在光陰如逝，只見如今年華不再的他們，在台上唱的異常賣力，彷彿直到現在，才有機會出一口氣。

老樂團努力緬懷青春的尾巴，新樂團則是前仆後繼，搶攻台灣各地的live house舞台。這些表演場地，提供了獨立樂團成長茁壯、培養樂迷的機會，並且是近年來「獨立音樂」與「樂團現象」崛起背後的重要因素。

現場魅力

文化評論人何東洪認為，台灣過去對於音樂市場的想像，常只侷限在專輯銷售量的單一指標上；2000年前後，現場演唱文化興起，才讓人們正視live house、音樂祭、樂器行、練團室、錄音室的重要性。「在國外，這些機制不但是音樂產業鏈的重要環節，更是音樂文化能否多樣化的關鍵。」

台灣過往的歌手養成過程，常是唱片公司發掘到「賣相良好」的新人後，便努力用廣告、MV，或花邊緋聞等宣傳手段，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將歌手捧成唱片公司設定好的制式化明星，好在發片宣傳期內衝刺銷售量。但這對音樂文化來說，並非正常的「順序」。

在國外，歌手或樂團在被挖掘前，通常必須在live house等各類表演場地裡，經過長時間的琢磨鍛鍊，增強其演唱實力與表演台風後，才有闖出頭的機會。「live house與音樂祭的存在，就像是音樂文化的『根』，極其重要！」何東洪如此強調。

究竟是什麼樣的魅力，讓現在許多人對「聽現場」這檔事趨之若鶩？樂評人翁嘉銘認為如今科技進步，音樂的載體變多，但CD、mp3，與手機鈴聲等雖然方便，卻也都是冰冷的。他感性地說，「人們終究害怕寂寞，想在人群裡尋找溫暖，並體會那種流汗、激動的現場感，藉此確認自己在這世界上並不孤獨。」

在現場表演裡，每一次歌者的狀態、場地的氛圍，乃至觀眾的反應，都必然有所不同；每一個現場表演，因此都是無法被複製的「一次性經驗」，形成與聽唱片截然不同的「體驗式」聆聽文化。近年來，胡德夫、張懸，及蘇打綠三組音樂人，都是經歷了大量的現場表演，累積了無數觀眾後，才成功地從非主流「反攻」主流市場，而蔚為美談。

音樂祭典

台灣目前有4個主題迥異、風格不同、觀眾群也不盡重疊的大型音樂祭，從每年初春到盛秋接連舉辦，分別是「春天吶喊」、「海洋音樂祭」、「野台開唱」，及「流浪之歌音樂節」，被公認為台灣「4大音樂祭」。

1995年春天，Jimi與Wade兩個玩團的美國老外一時興起，在墾丁海灘以DIY方式舉辦「春天吶喊」，這個「同樂會」性質強烈的活動，原意是讓樂團界的友人們，能在大海與陽光的伴隨下放鬆心情、暢快表演。「春天吶喊」沒有政府財團贊助，主要收入來自一千多元上下的門票，因陋就簡下，器材與表演都不是最頂尖的，卻有著難以取代的隨性感。

7月盛夏時分，台北縣貢寮海灘則有「海洋音樂祭」，這個自2000年開始舉辦的音樂祭，最早是由台北縣政府與獨立音樂廠牌「角頭音樂」共同發起，近年來規模與參加觀眾都不斷擴大，是台灣4大音樂祭中知名度最高的。如今已頗有知名度的樂團如Tizzy Bac、旺福、圖騰和歌手張懸等，都曾是海洋音樂祭的「畢業生」。

與「海洋音樂祭」相對的，則是7月底的「野台開唱」，主辦者為「閃靈」樂團團長Freddy所領導的音樂團隊「TRA」，最早始於1995年的北部大專院校音樂社團的搖滾活動，近年來這個為期3天、參與樂團逾百、觀眾人數上萬的售票活動，儼然成為每年度台灣樂團文化的總體檢，甚至有遠從香港、日本等地慕名而來的朝聖者。

時序進入晚秋，10月初由「大大樹音樂圖像」所舉辦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參與觀眾的年齡群普遍較高，活動也較為知性，主要以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風格為主，輔以全球各地弱勢族群所面臨的重要議題如遷徙、土地、國界等，希冀讓音樂祭不只是聆聽音樂的場合，更能讓聽眾藉此反思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們所面臨的各種議題。

在這4大音樂祭的多年深耕下，音樂祭風潮已在台灣風行起來。近2年間，連主流唱片業者都搶搭這股列車，跟進舉辦「台客搖滾嘉年華」與「簡單生活節」，票房不惡。有些人因此將2006年稱為「音樂祭元年」，並認為台灣是華語世界音樂祭文化的領導者。

Live House文化

假如音樂祭像是推廣各國非主流電影的金馬國際影展，那麼平時進行扎根推廣的live house，就像是專門放映藝術電影的戲院了。這類空間，讓醉心於創作的音樂人，有平時能夠表演的空間，而不至於孤芳自賞、閉門造車，或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唱片公司的青睞上。

目前在台北地區，有越來越多的表演場所以live house自居，主要集中在台大附近的公館區域，指標性的4家店是年輕樂團為主的「The Wall」、藝文圈人士愛造訪的「地下社會」、以民謠演出為主的「女巫店」，以及中生代音樂人時常表演的「河岸留言」。而全台各地，目前這類表演場地已有二十多家，成為許多創作藝人磨練膽識、訓練台風，增強表演經驗的基地。

live house雖然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出現，並成為許多樂迷鍾愛的場所，但在過時的法令規定下，這類藝文表演空間卻被執法單位劃歸為「餐飲店業」或「飲酒店業」，而飽受警方以臨檢特種行業的方式不斷騷擾。有鑑於此，近年來業者也集結起來，希望政府正視live house對音樂文化的正面貢獻，並希冀這種妾身不明的狀態能夠解決。

唱自己的歌

就像在金馬國際影展引起搶票風潮的藝術片，未必總會在商業院線票房長紅，熱鬧滾滾的免費音樂祭雖然開發了潛在觀眾，但這股熱潮並未完全轉嫁到每天都要開門營業、需自負盈虧的live house上。樂評人翁嘉銘便指出，政府單位應該減少舉辦免費音樂祭，「不要急著與民爭利，搶著收割；應該先讓民間業者把音樂祭與live house的商業市場開發出來，對音樂產業才有長遠的實質助益。」

2006年12月3日，主流唱片業者與統一企業合作、耗資3,000萬元在台北華山藝文特區舉辦「簡單生活節」，將流行音樂與中產階級追求的雅痞口味結合，結果湧進上萬人潮，票房收入可觀。但活動中將國外風行的「樂活」精神，簡化為刺激購物的消費美學，也遭致不少批評。

純屬巧合的是，同一個時間裡，一群年輕的樂團人卻以完全獨立自主的方式，跑到偏遠的金瓜石山上的廢棄銅加工廠裡，以七萬多元的經費舉辦了名為「山丘節」的免費音樂祭，形成另一種讓音樂回歸「簡單」的主張。

彷彿是冥冥之中的呼應，12月3日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其實是個意義非凡的大日子。1976年的這一天，當時正在淡江大學唸書的學生歌手李雙澤，在學校的表演舞台上將象徵外來文化的可口可樂瓶當場摔碎，然後大聲呼籲「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自此揭開了民歌運動的序幕。30年後的今天，生澀中帶著無畏神情的年輕歌手們，終於有機會在各式各樣的live house與音樂祭裡，自在地面對台下聽眾，努力唱出自己的歌，台灣的音樂花朵，也唯有在如此沃土下，才可能華美堅實、可長可久。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07年0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