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易過程中，更可見到本地經營者對有線電視的評價，不若外資「樂觀」。中嘉的交易案為中，中信集團的售股動作幾近獲利了結，只因法令規定六成外資的上限，不能一次出脫，只得繼續持有四成中嘉股權，但尋求其他台資企業接手的傳聞不斷。安博凱作為買主，也有意尋找本土財團接下中信股權，都因賣價太高而不了了之。而近年對電信、固網、有線電視產業展現積極態度的富邦集團，在這幾次交易中都曾以買主之姿現身，但最後也都因不肯追價而退出。本土企業相對保守的態度，可以窺之。
由這些現象可知，有線電視產業的經濟基礎已與本地脫勾，取而代之的是在國際間流動的投機資金。這些外商把投資的企業當作商品，買進的目的是為了要短時間內賣出，而不在長期穩健地經營。2006年超水平的交易價格已經說明了每月固定流入的家戶收視費，絕對低於這些外資設定的利潤底限，加上高財務槓桿的操作將使其背負龐大的還款壓力，因此重整企業的資產結構、精算人事成本就是首要執行的策略。麥格里買下台灣寬頻後幾個月內，運用主流商業媒體稱道的現代化管理技術，裁汰了為數不少的員工；而東森也於近日傳出精簡兩成人力的計畫，以增加「第一年的營運績效」。同時，為了打造商品賣相，外資忙不迭地為新的商機大作宣傳，據其所稱是中華電信寡占的電信與數據傳輸市場，並重啟停滯已久的相關硬體設備的採買佈建計畫。
主流論述皆認為，有線電視產業積極切入數據、語音服務市場，正是外資的功勞。但事實上，外資的用心只在打造這種「機會」使其成型，根本目的是吹捧這個機會來吸引下任買家以更高價接手，而真正重大而全面的基礎建設投入，卻因有侵蝕獲利的可能，規模而深度勢必有限。舉例而言，月前東森科技表示為了加速寬頻上網服務的訂戶量，加緊採購cable modem數萬台，並加快升級各地系統網路為HFC（Hybrid Fiber Coaxial）。乍看來勢凶凶，但cable modem的接駁線纜畢竟仍是傳統的同軸（Coaxial）線，HFC的佈建最大功能還在提升頭端網路的穩定性（穩定性不佳是過去cable modem服務推展不開的根本原因）。相較於中華電信已經投入一陣子的光纖到府建設，外資入主後的有線電視業顯然誠意不足。僅管甘此，若寬頻上網能成功整合隨選視訊與語音功能，則要對付受法規限制而難以跨業經營的中華電信，似以足矣。提供收視戶包裹服務，意在分食中華電信每年上千億的盈餘。
在這樣的趨勢下，主流論述必然聲稱，這樣的競爭帶來的經營效率與價格調整，最終使消費者受惠。但實情是，私募基金的短期移動將造成企業經營的不穩定，限制了企業的長期投資策略；效率化的管理手段的直接效果是縮編人事與勞動彈性化；高度的財務槓桿操作則限縮了國家總體財政調控的空間；刻意迴避資訊公開與鑽營稅法漏洞的行為，則防礙了公共監督與社會正義。事實上，《經濟日報》在2006-12-18一篇分析富邦與中嘉策略聯盟的特稿中即指出了：「有線電視業目前的大股東，大都來自金融業或私募基金，絕不樂見市場競爭導致獲利受損，彼此勢必會以合縱連橫方式加強合作的張力，才會有本錢與中華電信爭食電信大餅。」亦即，台灣的產業根本上是朝著日益寡占的結構前進，就算以主流的認識來看，同樣是禍非福。
聯合國的《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同時，全球私募基金總值的推升，以及其在全球市場的佈局，都見證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新一高峰的現實。其總體表現，就是平均人民所得成長的停滯或倒退，與投資熱錢愈滾愈多的趨勢，同時發生。資本聚斂財富的手段已愈來愈不受社會控制，愈來愈無視於社會需要而自行發展。私募基金收購有線電視產業股權的交易案，可為一例。在台灣社會，我們的新聞媒體的社會信賴度到達前所未有的低點，閱聽人只能在低成本的節目中選擇而日益麻木之時，外資想的卻是開發有超額利潤的寬頻上網市場，而以生產低劣的影視商品為慣習。收視戶繳交的費用被用輾轉迂迴的方式移給了海外投機客，我們社會的總生產剩餘，就這這樣點滴被榨進了這些富人的口袋中。
當八○年代突起的新自由主義的理想成為現實，而有線電視在八○年代的在地現實成為空想之時，社會成員絕不能只以消費者自居，而要有身為社會公民的認識，要有團結保衛社會的認識。資本以如此傲慢不客氣的面貌搜括社會剩餘，社會公民又何必對資本客氣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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