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德國人討論猶太人受迫害的那段歷史，總覺得他們過於敏感。說不出所以然來，所以我打算自己去探查當時的實況。就在這種心情下，我借了安娜日記。這本書是由一個猶太女孩在荷蘭逃難躲藏時寫下的。
在我每次翻閱這本書時，總讓我感到真實得恐怖。因為她寫的那麼沒有佈局，但生活的點點滴滴卻又那麼真實地發生。讀它時，我一點也不感到遙遠，只覺得那種殺人魔的瘋狂行徑是那麼漸近性，那麼荒謬，卻步步為營地達到消滅的目的， 讓有理智的人完全無法理解。
在1939年當時，所有猶太人被迫要穿有六星標誌的衣服， 晚上八點以後不准在公場合出現，不准搭車也不准開車，只准走路與騎自行車。上學僅能上猶太人的學校。讀到這，就讓我毛骨聳然，當時社會民眾竟認為理所當然！幾年之後，因為大家不反對納粹規定，所以就越做越過份，1942年警察就當街抓人，送去集中營。當時的大學生，還被要求要簽同意政府這麼做的同意書，否則被迫輟學或送集中營。在荷蘭的大學生有百分之八十拒簽，大多遭到被送往集中營的命運。
在閱讀時，我腦海浮現出甘女士的身影，比較了一下年齡，我照顧的甘女士竟比安娜還大一歲。歷史是延續的，也是現在的。想想看，如果安娜活到今天也不過才只有 78 歲。78 歲的女性在我們的社會中，比比皆是，在我們年輕一代的眼中，她們的經歷似乎不太重要了，但是她們的時代卻真真地發生了讓人無法相信的「合法」，「組織化」的大屠殺，包括戰犯與猶太人及社會邊緣人如精神病患（當時的同性戀也被認定是精神病患）與政治犯等，林林總總至少有兩千萬人受害， 猶太人就有至少六百萬人被殘害。想到安娜所寫的一切，真實地在活著的七十多歲的老人身上經歷過，讓我不時有時光倒錯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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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輪替，原以為是讓台灣加速民主深化的過程，卻成為台灣人民最大的惡夢！政黨之間，政治惡鬥不斷；社會上，族群撕裂，互不信任；國家機器失靈，貪腐橫生，台灣社會，充滿焦慮，不再活力十足，人民對於未來，也不再充滿樂觀希望。
為什麼台灣不再有願景？是誰造成台灣目前的困境？與其批判不負責任的政客，或許台灣的公民更應該反躬自省。原來，困境，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因為，什麼樣的公民，造就了什麼樣的國家！如果我們不能尊重多元、理解差異，那麼族群撕裂的問題永遠存在；如果我們不能分享互助、關懷弱勢，那麼過度競爭的社會只會讓人們彼此更冷漠；如果誠信與廉潔不被重視，那麼貪腐問題將不斷產生；如果缺乏民主、和平的思維，那麼兩岸關係將永遠是各唱各的調，毫無進展可言。所以，探索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價值，是台灣目前最迫切的社會工程。
有願景才能促使公民奮起行動，才可能改變現狀，開創公民社會的新面貌。
「公民前線」講座，就是一個起步！
講座系列場次：
1.2007/03/04（日） 面對政黨惡鬥、社會撕裂－思索如何建立團結、平等的社會
2. 2007/03/18（日） 我們怎麼看待貪腐？－ 以北歐的透明價值，檢視台灣的金融問題與政商關係。面對台灣日益惡化的貪腐問題，究竟我們期待什麼樣的清廉政府
3. 2007/04/01 （日） 面對公民的焦慮－ 從生活、失業、貧窮、高齡少子化－尋找下一代的未來
4. 2007/04/15（日） 不願面對的真相－談「全球暖化與台灣環境問題」
5. 2007/04/29（日）從北歐公民社會談教育價值觀－ 教育的新價值
6. 2007/05/13（日） 非關藍綠的統獨觀點－以和平、民主為核心價值的兩岸關係
7. 2007/05/27（日）改變台灣的力量在哪裡 －從非暴力抗爭的論述探討權力的正當性
‧地點：台北NGO 會館（台北市青島東路8號）
‧時間：14 ：00～ 16： 30（每一場次13 ：30開始報到， 14：00 準時開始）
‧講師群：李丁讚、李廣均、蔡詩萍、余致力、雷敦龢、魏千峰、沈明倫、黃默、潘美玲、李健鴻、徐光蓉、杜文苓、江宜樺、林安梧、黃嵩立、施正鋒、簡錫(土皆)……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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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我照顧的甘女士是現年79歲的精神病患者，住養老院，我是公寓住所精神病患的專業照護人。甘女士有離開現實很遠，不可思議的妄想，認為自己是國際警察，每次遇到有她不如意的情況時，她就吼說她是警察，不要人家和她爭辯。當我想到安娜，如果她活著，會不會也瘋了？讓妄想的執著意念保護自己，為在殺人的瘋狂世界中，保存自己！有時，我真的不敢再多想下去，甘女士為何而瘋， 是她瘋，還是那個世代逼她不得不以妄想來逃避現實！
我有一個德國朋友對這段歷史事件的過敏，有他的理由。他的爺爺與外公都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倖存下來。這是一件罕見的事。我所有認識的德國人中，除了他以外，其他人的爸爸、爺爺或外公(現年八十歲以上)都是一個或兩個死於戰爭或失蹤在蘇俄被擒。家中掛著他們的近照，幾乎都是他們當時當現役軍人的相片。生長在富有家庭的甘女士，對家人完全絕口不提。她年輕時怎樣過，也未曾聽她說過隻字半語。幸有兩邊爺爺的這位德國朋友，是大外孫，但是卻從沒聽過爺爺與外公講過去戰爭的事。他說學校都沒特別教，在十年級才上了特別的一章，草草跳過。聽起來，上課的情況與台灣國中健康教育教兩性性器官的那一課一樣敏感。他說，唯一費心提醒大眾納粹惡行的，是當今的德國媒體。他非常不能諒解自己祖父母輩那一代的共犯行為。我們常認為，希特勒是殺人魔王，把所有的惡行都歸罪他，其他人好像是不由自主似的。其實細想起來，這一切的欺壓是好幾年下來形成的，是社會默許的。現年四十歲的這位德國朋友分析了一下，其實希特勒是在當時的民主制度中，一票一票被選出來的，如果沒有大眾支持，他也做不到總理。當他一當上總理後，第一件是就是制定如蔣介石當年在台灣訂下的特別條款，界定國家非常時期，廢除民主制。蔣介石政權的獨裁手法，其實還是有前跡可尋的。目前仍存在的德國執政黨社民黨(SPD)， 當時嚴厲反對此法令通過， 堅持投下反對票， 卻敵不過其他政黨聯合的贊成票。當時的希特勒所代表的政黨 NSDAP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Partei)也不過是擁有20% 左右選票的中型政黨， 沒有其他友黨的支持，廢除民主制的法令也絕不可能通過。就是因為其他政黨也多數投下的贊成票，讓法令得以順利實施，所以如果把殺人的罪惡都歸於希特勒是不對的，也並非歷史的真相。他之所以過敏，也許是來自承認自己的祖父母輩是殺人的共犯有關吧！而我對走在街上的八十歲以上德國老人， 也開始有了奇怪的感受。
在德國我因為曾經在電視看過很多紀錄片與訪問當事人的片段，所以很難相信，如他所說的，德國學校幾乎沒有教這章的事。今天，我在看安娜日記時，問了常
來我家Chat 電腦的俄裔女孩，也叫安娜，12歲唸德國學校五年級。她竟然說她不知道希特勒，也沒聽過納粹與安娜這本日記。我問她歷史學什麼，她說教古希臘的歷史。我書中的那個安娜，在13 歲開始寫她的日記，這些人當時稱自己是躲藏者，安娜家人與爸媽的朋友共八人，生活在屋後的屋中屋，門廉緊閉，僅能從深厚的窗簾微小縫隙中看到外面。當時的被占領地荷蘭，烽火四起，由與外面有接觸庇護他們的朋友口中得知，一個個的猶太人朋友消失了，他們為他們掛心，自己的行蹤也更形小心謹慎，避免鄰牆的屋中人發現他們的躲藏。他們八人生活在小小的空間，不得出門，有許多爭吵，唯一能得到外界訊息的是一台收音機。從收音機中，他們都知道，英美法聯軍快要贏了，安娜也默許，戰後出來要到倫敦一年學英語，到西班牙學西班牙語，這些願望，簡單與你我一樣，最後卻仍是一場遺憾 。
在屋中屋躲了兩年，她 15歲，日記嘎然中止，書中後序記下：安娜躲的屋中屋，在最後日記記載的後兩天被納粹警察發現，躲藏者全數都被送到荷蘭也是當時是德國的集中營。安娜在荷蘭被解放(德軍戰敗)前兩個月死於集中營。唯一倖存回來的是她父親。
算了算年代，她在集中營待了一年，想想看，明知道德國會輸，恐怖的集中營生活隨時會結束，一旦戰爭結束，終會被放出來，人人都是抱著極大生存希望被送進集中營，而另一方面我們可看出，德國的殺害卻沒有因為戰爭將結束而稍緩。兩個月後戰爭即將結束，當時的德軍一定也感受得到，而謀殺者卻完全不放過婁蟻般的生命，許許多多像16歲的安娜卻等不到那刻，她的媽媽、姊姊、爸媽的朋友、以及他們的兒子還有常和她爭吵的牙醫，還有……。他們都值青壯年，卻仍然無法撐下來，也逃離不掉！這證實殺人的惡魔，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錯，即使是輸， 也仍要殺到寸土不留慘絕人寰的地步！
反觀今日台灣雖然是和平時代，但絕不是就沒問題。環觀四周人對人，以及人對動物的歧視與階級心態明顯存在，大多數的人對不義也多視若不見，可怕的災害早已侵入我們的心。如果大家仔細檢視，會深深感到台灣的流浪動物正如當年在德國的猶太人，慘遭政府無情的捕捉與殺害， 而我們卻早已習慣這樣的殺戮！再看台灣新移民被歧視的情況日益嚴重，我們的心靈是不是也該到了要檢討的時候了呢？我們是不是無形中成為歧視的加害人而不自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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