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揆的12年國教勒令開跑後，現今仍呈現一片渾沌。對許多人來說，12年國教立意良好，高中社區化後，一方面能做到學生分佈的去中心化，一改優異學生全往少數明星高中就讀的現象；另一方面，社區化後的高中有助減輕學子與家庭的通勤負擔。與此同時，我們卻也必須發出警示，任何的政策意圖都不能抽象談論，而必須與社會現實參照，一旦兩者相互結合後，我們將發現，所謂的「社區（化）」其實並沒那麼美好，甚至會產生與原政策意圖大相逕庭的結果。

幾乎所有的都市學者都曾指出，空間並非僅是一個地理位置的指涉，而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並且會進一步形成資源分配的內在機制。是以，大從台灣的南北城鄉差距，小至都會內部存在著中產階級新興社區與老舊破敗的勞工社區等區別。在美國尤其明顯，所謂的居住隔離（housing segregation）便具體地體現在白人中產階級社區與黑人貧民窟之間的界線。這兩者的在地資源，無論治安、醫療、教育可謂天差地別。因此，我們不免憂心，當高中社區化後，其實也極可能複製當前國小、國中的內在階層化趨勢，雖然表面上並無明星國小與國中，但人人皆知中產階級人口群集的優質生活社區，就是「優良學區」。

這也是為什麼當12年國教喊出來後，等於奉送給房屋仲介業一個天大商機的緣故。「百萬買宅、千萬買鄰」，換言之，不是類似階級背景不會湊在一塊當鄰居，買殼的重要性絕對比不上與物以類聚。同理，學校本身或許並無明顯的實質優劣，但學區裡的「階級成分」卻會決定了學校的樣貌與表現。是以，隨著購買力差異而來的居住隔離現象，也將進一步衍生出不同社區或學區之間的階級差異與文化資本的累積能力。所謂好學區勢必高度集中高所得收入的家庭，反之亦然。

如斯困境不啻提醒了我們，所謂教改的難度遠比主事者所想像來得複雜。倘若我們仍一味執迷於教育體系內部的微調，卻罔顧整個社會階層化的事實，那麼就像是只看到一葉扁舟，而忽略了水文。

船要能行駛，總得在水之上。西方的基進教育學者數十年來不厭其煩地呼籲若無徹底地介入社會改革，則所謂的教育改革注定流於鏡花水月，道理即在此。同樣地，晚近的社會學家與都市學家也愈來愈對「社區」或「社區主義」等概念抱持一個懷疑態度，理由便是所謂的「社區」並非純潔的出路，「社區主義」也可能是助長階級（以及種族）隔離的文明娩稱，不得不慎！

教育延伸誠然可喜，我們樂觀其成。但問題是，如果我們的良善初衷是希望促進社會流動而非複製，或自然化既有的階級發話軌道，那麼對於12年國教究竟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上路，恐怕不是單單當作一個教育議題來討論便能了事。

近年來，都有人以不同的觀點去看待檳榔西施，試圖扭轉她們是情色、壞女孩與黑社會掛勾的刻板印象，最近展出的南非攝影師的作品，就屬此類。只是研究檳榔西施的人，都對她們的外在表面抱以極大的興趣，產生許多作品，但這些作品往往忽略何以出現此狀的成因，只在表面搔癢。

沒有工會的傳統，台灣貨運業的司機超時勞動的狀況早就不是新聞，而為大家所熟知的，檳榔往往被他們當成提神的物品，因此勞動越久，檳榔吃得更多，檳榔業者的生意就跟檳榔汁一樣火紅。只是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來說，競爭壟斷是唯一的道理，就從南投的檳榔攤開始，有人開始以較為裸露的方式吸引客人時，從此就一發不可收拾，檳榔攤變成展示櫃，露越多，賺越多。

然而，跟上門買檳榔的客人一樣，檳榔西施的出身大都為中下階級，學歷無法跟他人相比，找工作更加困難，而在失業率高的台灣社會，他們沒有家庭經濟的餘蔭，檳榔攤變成她們容身賺錢處之一，成為檳榔西施的來源。

準此，檳榔西施根本就是資本主義與男性霸權的產物，承載了雙重壓迫，幫她們去污名化是應當的，但若只在道德層次上努力，力道恐怕是不夠的。

為她們寫歌傳唱，拍照展演、街頭裝置藝術與老師帶頭去拜訪檳榔西施，都是台灣存在的事實，且為現在進行式。前幾天，一位來自南非的攝影師，用7年的時間紀錄檳榔西施，還舉辦一場攝影展，宣稱她們不是「bad girl」、「提供微笑的服務」且值得社會的尊敬與重視。

筆者無意去認定檳榔西施就一定是壞女孩和批評因此產生的另類現象，但她們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是為她們頌歌的人忽略的一面。由於檳榔西施的工作相對一般的女人的職業而言所付出的勞動是輕鬆許多了，因為她們靠的是女人刻意雕塑出來的美貌與身體，以及暴露的衣著，來吸引男性居多的紅唇族。如此一來，立起兩種不良的標竿。第一，女人可以不靠勞動，只要妳敢袒胸露背就有錢賺，利用原始的慾望來挑起購買慾，徹底踐踏女人的主體性；二來，檳榔有害身體健康，會導致口腔癌，而檳榔西施所帶動的直接效果，就是讓紅唇族人數直線上升，接連罹患口腔癌的人數在台灣居高不下，不斷增長。

檳榔以及檳榔西施明明就是弱化社會的病因，政府卻任其滋長，盛讚者還稱之為台灣的特殊文化，可真是令人啞口，無言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