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究竟該不該有政治傾向？是否可以公開臧否政治人物？在總統府國務機要費案以及台北市長特別費案審理期間，檢審體系的立場和「顏色」時常受到質疑，在各大網路論壇和報紙言論版上，也不乏司法人員的唇槍舌戰，北檢和南檢系統的人馬甚至幾度為了首長特別費的審度標準公開叫陣。這樣的現象，讓我們不得不承認，要求司法官「客觀公正」，就如同要求媒體「客觀公正」一樣，都只能視為「職業倫理」的守則，若是要求百分之百的「客觀公正」，那麼，不是偽善，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最近，在法國發生了一樁有關司法「風紀」的事件，其過程值得我們對司法官的角色做進一步的省思。事情是這樣的：法國總統大選在即，左翼的社會黨（PS）提名女性賽歌蓮‧樂雅爾（Segolene Royal），右翼的人民行動聯盟（UMP）則以現任內政部長尼可拉‧沙柯吉（Nicolas Sarkozy）為候選人，兩人在民調上平分秋色，互有拉鋸。有一位名叫喬絲安‧畢格（Josiane Bigot）的女法官，卻公開表態支持社會黨的女總統候選人，並表示，一旦沙柯吉當選，「對於法國的司法，將是一大危機！」此話一出，引發喧然大波，司法高層放話要將這位女法官送交紀律處分。

然則，畢格卻受到司法界改革派的支持，他們認為，法國在人民行動黨主政之下，司法體制常常橫受干預，多起涉及高層貴人的案件辦得拖泥帶水，使得人民對司法的信心大幅滑落。凡是對司法改革有熱望的人，都希望有機會改變既定的格局，翻新體制，而總統大選正是提供了一個另類選擇的機會。沙柯吉是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他的當選只能是既有體制的延續。何況，在2005年底巴黎郊區暴動事件中，沙柯吉做為內政部長，一方面刻意挑釁移民區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又採取強力鎮壓和宵禁戒嚴的方式，使得法國老牌自由、民主國家的形象大大蒙塵。這樣一位標榜鐵腕卻又充滿爭議的人物，做為法國的公民，難道不能表示好惡？做為法官，難道不能表達改革司法的願望？

是的，司法官除了是專業工作者之外，他們與你我一樣，也都是國家的「公民」，既是公民，就不可能完全排除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如果禁止司法官以他們的方式表達意見，在公共論壇發聲，那麼，體制的改革如何成為可能？司法官在論斷案件、處理兩造糾紛時，當然應該排除一切外來的壓力，獨立自主做出訴究或審判。但是，司法官本身要成為這樣一個具有獨立自主判斷能力的個體，其前提是，他必須具有自由表達意見、信仰、哲學思考，乃至政治立場的權利。在今日的台灣，沒有人敢否定司法改革的必要性，然則，我們與其偽善地要求司法官百分之百的「客觀公正」，不如鼓勵他們從自由、獨立的思考中提高自主判斷的能力。

今年是美國人民湧現反越戰運動的40周年，今年3月20日是美國開打伊拉克戰爭的4周年，只是良知未泯的人都會感到，這樣時光交疊下的意義十分重大，在3月17、18兩天的周末，全美各地都舉行反戰集會，此間巴不得納身為美利堅第51州，獨在良知良能上闐然無所聞問，倘能充當低一級的屬地（Territory）已屬大幸。

確實！40年前的反戰群潮讓人緬懷不已，那不僅是美國年輕一代出於怕死的逃兵潮，還翻轉為一次靈魂搜尋之旅，從而桴應了反種族歧視、男女平等、關懷弱小、支援第三世界、改造文化與學校等等呼聲，匯為浩浩蕩蕩的進步運動，40年過去了，已經成為當代美國人日日不離的資糧，不能想像，倘若沒有這一番寒澈骨的洗禮，獨霸全球的美國又要猙獰多少倍！

然而，對美國進步運動的禮讚以此為限度，過此一步，都是不現實的寄望，畢竟整個美國是資產階級的性質，並且越來越寄生境外的勞動階級，所以，反戰今不如昔乃完全可以理解，變革的力量必須向外求。人們應該欣然看到，委內瑞拉的查維茲一路追擊小布希的拉美行，氣魄豈40年前曾見，當知反帝正走向新高潮！

近來美國的眼中釘略過北韓而聚焦在伊朗，日益引起觀察家關切一場手術刀戰爭的可能性，無獨有偶地，好萊塢重演公元前480年波斯人進攻希臘受挫的故事，推出《300壯士》一片而賣座奇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代美國人不反戰、不厭戰，甚至好戰、求戰的群眾心理，適與上上周末的反戰活動相頡頑，若以反戰活動自身40年前後對比，更突顯1967年的激情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同越戰陷於失利的泥淖一樣，為什麼伊戰反而不減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呢？從小處看，美軍已從徵兵制改為募兵制，顯然可見的是「有色人種人化」，骨子就是下層人家子弟從軍去，出征不再與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裔新教徒緊密相連，也就是伊拉克不讓美國社會中堅的黃蜂族（WASP）提心吊膽，儘管美軍4年陣亡3千2百人，傷2萬多人，要亦多是邊緣人氏，當不了反戰的社會基礎。

但從大處看，主流的美國社會與其說是麻木不仁，毋寧是中情虛怯，今日國力非復40年前，那時有自信，勇於檢討自己，而今自我防衛機能旺盛，實在是大意識裡自知不行，必須強自撐持，否則，稍一軟化示弱，世界警察之勢就一瀉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