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台灣的中學教育體制中，對於非行少年的輔導工作，就一直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由於缺乏具備專業能力的專責人員負責這一部份學生的陪伴與輔導工作，因此經常便以消極標籤化與「看管」的方式來處理：藉由監督，只求在校期間不出事即可。

然而這樣消極的處理方式，不但無法有效的達成教育的目標與使命，甚至可能將在一開始僅是輕微「違規」、或因種種因素而產生非正規行為的學生，卻因為標籤的作用而被推向違法邊緣；更有甚者，刻板印象式的認為這些僅表現出「初級偏差」的學生，將有極大可能誤蹈法網、真正犯罪。因此，無論是因為成為虞犯，或是歧視性的偏見，結果，取學校輔導與教育功能而代之的，就是警察單位的介入（或邀請介入），亦即，各縣市少年隊竟因此儼然成為少年輔導的主要專責單位。

這當然是極為荒謬的。因為警察單位所專責者為犯罪之偵防，這與少年輔導工作根本八竿子也搭不上關係，而往往與少年隊共同並存的少年輔導委員會，雖然才是主導輔導工作的正主單位，但由於其編制屬於警務系統，又經常因為經費與人力之不足而淪為花瓶：其角色若非協同少年隊出勤，便只能運用非專業的大專志工來進行應為專業的輔導工作。而由於經常是少年隊為主、少輔會為佐的單位關係，遂而使得少年輔導工作出現極大的問題，亦即，在刑案偵察的「業績」掛帥下，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來進行的輔導工作，經常被扭曲而無法達成目標，甚至，反而因此製造出更多的少年犯。

如今，這樣扭曲的少年輔導工作結構，終於捅出大摟子！近日來傳出台北市少年隊竟然違法將少年虞犯與偏差行為等非行少年之檔案，私自建成「學生AB檔案」，並利用來作為偵辦刑案的工具，如此一來，這些被「檔案列管」的少年學生，竟成為不折不扣的疑犯、甚至是共犯。而令人感慨的是，如此情事還是因為台北市少年法庭法官對於少年隊的此一辦案手法深感不滿，因而引發注意、從而被報導出來，否則，這樣公然違法、違背專業倫理的嚴重事件，不知還將被隱藏多久？

其實，台北市的少輔會系統，原本長久以來是台灣各縣市少輔會所欽羨的對象，因為資源相對較為充足，因此無論在人力、設備以及經費方面，其條件都遠非其他縣市所能比擬。如今，爆發此一事件，除了讓人痛心之外，更令人不禁憂慮，如果台北市的少輔系統都會發生這樣的事件，那麼，其他條件遠為不及的縣市少輔系統，是否更可能存在著同樣不為人知的黑幕呢？如今，我們除了要求相關單位──縣市政府警察局與教育局──必須嚴格徹查之外，更應該將少輔會自警務系統中獨立出來，否則，少年輔導業務只要繼續和犯罪偵察如此的冶於一爐，我們的學生輔導工作不但永無成功之可能，少年犯罪事件必也將持續成長。

這些幾年來，台灣工會十分迷戀「團體協約」，將團協視為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保證書，因此，國營事業進行進行私有化、企業間進行合併的時候都會想辦法能不能「順道」簽妥，好像團協「簽落去」，勞資關係就可以穩穩當當度過三五年不出大代誌。然而，從中華電信董事長賀陳旦單方面違反團體協約事件出發，讓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來戳破團體協約的假象。

團協製造的最大假象，無非是「工業和平」：工會和雇主都希望維持產業和平，讓生產活動平和進行，兩造互蒙其利。這種靜態的看法，忽略勞資雙方實力的動態對比過程，若資方力量強，想必盡一切辦法規避綁手綁腳的團協，甚至如賀陳旦公然違反；如工會實力壯，也不甘繼續被綁，在每隔幾年的換約過程中累積抗爭資本。

另一個假象，則是「社會和平」。在團協有效期間，只要資方一切照章辦事，工會也就是失去了罷工的藉口，這無疑將罷工限縮在經濟層面的同時拋棄了政治罷工的可欲性，極容易讓工會耽溺在當前的成果而失去不斷變革的刺激。這也是一個世紀前國際產業工人聯合會（IWW）大力反對工會同雇主簽訂團協的主要原因。

對萎迷不振的台灣工會運動而言，賀陳旦最大的貢獻無非是讓團體協約的虛偽性充分表露，一旦資方決心蠻幹，法令、協議皆可撕毀。曾經敵視過電信工會的其它工會頭人別只顧著訕笑，下一個，難保不是你自己。

過去十餘年來，國內歷經自由化、私有化風潮，國營事業私有化後順勢送入殯儀館者有之，而私有化後能在今天繼續存在的，不外乎等待被兼併的或是去兼併別人的，一切攤在市場邏輯下，讓資本市場秤斤論兩，而要在資本市場吸引投資人繼續投資，利潤肯定不能少，組織改造、裁汰員工的目的，無非是提高生產力以榨出更高的利潤，這也是最近中華電信工會進行撤換賀陳旦抗爭的背景。

但直言之，在資方有計畫的對內進行遇缺不補，同時大量引進外包人力的前提下，中華電信工會在這幾年中已逐漸喪失進行最後一擊──也就是展開罷工的客觀能力。站在資方利益來看，董事長何以膽敢冒著違法與團體協約的高風險，大搞調動、逼退，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算準了工會組織實力逐漸下滑，因此率先破壞產業和平，軟土深掘。

的確，勞資雙方短兵雖尚未相接，但賀陳旦董事長寧可違法，也要提高生產力，增加公司利潤的堅決意志已經明確展現，工會如欲堅守工作權、生存權，面對意志堅定的董事長，除罷工一途別無他法。1990年代德國金屬工會尤能在經濟成長率低迷之際，對雇主團體繼續訴求加薪與福利待遇的提升，憑藉的不外堅強的戰鬥意志與罷工實力，反倒在看似一面倒的全球化中異軍突起，足可資當前電信工會之殷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