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某新設大學教授同時指導26位碩士生撰寫論文，其中又有18名學生的論文題目大同小異，相關學術倫理爭議儼然有再度燃起之勢。

持平而論，沒有人會認為這種情形是常態，除非當事人心存「掛名指導」之念，否則這種1比26的師生比絕對沒有任何一個指導教授吃得消。事發之後，該名教授不乏辯解之詞，但坦白講，再多的辯解恐怕都只會引起更多的成串質疑。

然而，我們倒不認為這僅僅是攸關個人自律層次的學術倫理問題，相反地，我們不妨把類似現象當作是台灣當前高等教育體制的反省案例。

首先，打從大學開放擴張之後，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便益趨二元化。在上頭的是傳統老大學，而落到底層的則是新設大學。由於競爭起點的差異，連帶導致了雙方資源的懸殊。對後者而言，由於起步慢、成果難以立竿見影，又逢少子化的陰影籠罩，因此招生開源、教師節流遂成諸多新設大學的現階段「永續發展」策略。一來一往，師生比便可能處在一個不可思議的離譜狀況。

其次，相對於傳統老大學，一般新設大學的研究所開設主要還是迫於生存壓力，故往往具有更明顯的功利目的。對校方，研究所是增加營收的另一管道，於學生則是補足其所欠缺的學歷文憑。相形之下，雙方「銀貨兩訖」的味道可說甚為明顯。這也是為什麼類似環境下的研究生畢業年限一般都不會拖太久，但我們也很少看到他們的論文會有精彩之作或靈光乍現的原因。

第三，如果師生比原本就不合理，而且撮合師生關係的誘因在於文憑的授予與取得，那麼一個教授指導26個學生，而且還有18個學生的題目被檢舉為雷同，又有何稀奇呢？

第四，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是，由於新設大學名氣低、教師結構普遍資淺，故為了招生考量反而得更講究「卡司」。於是乎，延攬國立退休教授便成了常見的樣板工作。姑且不論類似情形是否牽扯到已領有月退俸的雙薪敏感問題，但不可諱言的是，也只有這些資深的神主牌才有此能力與意願作育那麼多英才。最簡單的理由是，資淺的助理教授若非兼有行政職，不然就是正在為自己的學術飯碗焦慮，唯有資深卡司才有真正的餘裕指導那麼多學生。同時，也由於他們的學術多半已經定型，所以標準化量產的「指導」也不成問題。

上述4點，皆為台灣高等教育體制的結構性問題，理應徹底體檢，謀求改革。豈料，教育部仍將之視為是一個極端個案，甚至認為碩士未必都要寫論文便可杜絕類似流弊。對此，我們不禁要嘆教育部究竟是短視？還是故意佯裝太平？

從4月起到6月底，台灣共有1千2百餘家公司要在不到70個工作天內開完股東會，光僅6月13與15日便分別有291家及301家公司，即過半數的公司要一起在兩天之內開完。這是巧合嗎？非也。93年有190家選在同一天，94年增加到230家，去年又再增加到270家！由此可知，此一惡習是屢創新高，完全剝奪小股東對公司營願監督參與權利，更別提諸如開會地點選在偏僻小鎮之類更等而下之的步數了。

一般看來這似乎是個誠信與技術的問題，即，大股東與經營者有沒有誠信面對小股東，以及眾多分散的意見如何統合與傳達。然而，若從股份公司的結構本身來看，就知道問題不只如此。

股份公司本就是資本集中的工具，而且對資本家來說是最廉價的工具，股票不用償還也不付利息，只依獲利支付極低比例的紅利，更不像貸款或公司債那樣限制重重。向全社會吸納來的這筆資金，更是在一定程度內由極少數大股東與經營者絕對地支配，權力高度集中化、壟斷化，小股東根本無從發揮影響，完全是被剝奪的狀態。

在股份公司身上，我們看到了財富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人性間矛盾的最尖銳表現。

如果我跟你說，你的錢交給我使用，怎麼用你管不著，我也不讓你知道，僅在我有獲利時才分一小部份給你當紅利，你願不願意呢？相信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為你不清楚我的使用情況，無法信賴。換句話說，這裡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

同樣的情況也上演在股份公司制度中。我們常見大股東與經營者以僅僅2％左右的股權便支配了眾人的資金，平時的使用就已經很不透明了，就連股東會也要耍各種花招迴避。據統計，今年有過半數的公司要在6月13、15兩天一起開股東會。這叫小股東如何參與？喊了半天的公司治理如何落實？

我們可以理解人性本惡，掌握資訊的一方常常希望維持資訊不對稱的局面，才好維持其權力。但這是要付出代價的，長此以往，這將使市場失靈的情況更加嚴重，資源配置更加扭曲、無效率。而且其中賠掉的可都是我們的血汗錢啊！

因此，我們應該從制度上加以設計來矯正。比如，既然已經進入網路時代了，為什麼還固守舊式的開會方式，不能用網路視訊的方式呢？這不僅解決了地點與人數的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撞期的問題：增加頻寬，多開幾個視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