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勞委會主委李應元無預警宣布辭職，震撼政壇，也讓社會無比錯愕。由於李應元辭職牽涉到民進黨初選內的蘇謝之爭，原本屬於全國勞動者的五一勞動節，就只剩下勞委會主委的辭官秀。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一年半前，由於泰勞高捷抗暴，當時勞委會主委陳菊，對外也以有違長期堅守的人權價值，宣布請辭，並強調絕不是因為要選高雄市長而辭職，但陳菊在辭職後卻是立刻南下經營，並在最後順利贏得黨內初選及高雄市長。其實陳菊在勞委會一待5年，早有更上層樓的打算，欲參選高雄市長，早是公開的秘密，但由於民進黨內卡位內鬥激烈，陳菊始終被困在勞委會，最後趁高捷事件，一方面將高雄代理市長陳其邁逼走，另一方面則離開勞委會以利選舉佈局。但最該譴責的是，陳菊任內對外勞政策不僅沒有任何重要革新，甚至將外勞食宿費納入工資，在政策壓迫下，比起高捷泰勞淒厲數倍的外勞慘劇罄竹難書，要是因為愧對外勞人權，陳菊早就不知該下台幾次。
這次李應元的請辭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李應元前年上台時，曾信誓旦旦表示將做好兩件重要大事，第一，推動勞退監理委員會成立，第二，改善外勞政策。但耗了將近兩年，勞退監理委員會條例勉強通過，卻在籌備成立的重要時期落跑；而外勞政策，提了幾個漂亮但卻無法施行的政策，外勞人權仍然鴉鴉烏，現在拿基本工資政策延遲宣布當作不滿行政院長蘇貞昌而請辭的理由，實在太過牽強。
勞委會主委這個位置雖然在各部會中算是弱勢，但卻能因為掌握資源，能夠經營與各工會的關係，只要工運趨弱，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工會在勞委會的補助攻勢及政治誘脅下淪為政治樁腳，這也是許多工會幹部在陳菊請辭時仍會到場餞別、參選高雄市長時也出面力挺的原因，在別的部會，可真沒這種惡搞後還能民粹動員的「福利」，是非不分還能因此更上層樓，難怪李應元也敢依樣畫葫蘆。
從勞委會成立以來，勞動政策的制訂及施行，表面上雖有進步，但整體勞工的處境，卻是每況愈下。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更是頻頻破底，但兩位勞委會主委，不僅毫不用負責，甚至還能讓他們拿位置當賭注，準備能跳得更高。這種以退為進的勞委會主委，我們還要忍受多少次？

根據報載，由於台灣受雇者的壓力過大，因此若勞工至身心科求診，經過醫生診斷後可以開立「痛苦證明」，向公司請「痛苦假」。這難道是台灣受雇者抗壓性過低？或許應從整個制度層面探討。
台灣這幾年失業率向上爬升、整體就業市場不斷萎縮、勞動強度增加、勞動薪資下降、勞動條件惡化，是這幾年台灣的受雇者感到壓力如此大的結構性因素。而這幾個因素又環環相扣。
首先，台灣失業率向上爬升，使得已身處職場的員工害怕丟飯碗的焦慮更為上升；再者，由於整體就業市場不斷萎縮，換工作不易，就使得受雇者害怕自己沒有工作而變成失業大軍；也因此在害怕失業的「寒蟬效應」下，更使得受雇者不得不忍受勞動強度增強、勞動薪資下降、勞動條件惡化。
最近的調查顯示，台灣工時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台灣的工資卻沒有隨著物價調漲。試想，若一個人長期處在「朝九晚九」（甚至「朝九朝二」）的工作時間、薪資又僅夠餬口、與高度工作壓力擠壓，且工作又朝不保夕，不痛苦，也難！
事實上，上述情況並非歷史的特例，凡是資本主義到最後都是無止盡的壓榨員工，台灣亦無法自外於資本主義的魔掌。

根據報載，台灣部分員工由於長期請假不易，故最近許多員工特地到身心科求診，若醫師開立一紙「痛苦證明」，將可與資方請「痛苦假」。看到此則新聞，著實令人感到台灣員工只有一字：苦。
或許很多人認為健康是員工個人的責任，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員工的健康往往也是工作的產物。在台灣，一個工程師每天對著電腦十幾個小時，常常面臨熬夜又加班的狀況，因此身體可能會產生許多問題，譬如肝炎、脊椎側彎與熬夜產生的各種身心問題。試問，由工作所產生的問題，難道僅僅是員工個人的責任？
同樣的，現在社會裡面，由於工時過長（已名列世界前幾名），使台灣父母在無暇照顧兒女的情況下，產生了大量的「浮萍兒」，這些浮萍兒是家庭與社會的未爆彈，而浮萍兒的產生，不是因為被工作拖累所產生的嗎？
正如以上推論所言，員工犧牲自己的健康與各種權利（如照顧子女的時間），而這部分的後果由全社會所吸納（如浮萍兒問題可能就延伸青少年犯罪問題），使社會更不公平。因此雇主對於員工不只是給予員工薪資，同時也要負擔因為勞資關係產生的「社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