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在近代人類文明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5月1日是五一勞動節，5月4日是五四運動紀念日。兩者都是人類歷史的重要事件。前者紀念勞工為爭取縮短工時的抗爭與其所受的犧牲，後者象徵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國際強權的宰制。兩者對世界文明的歷史進程以及追求正義的鬥爭，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廣為勞工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所紀念。

1886年，美國芝加哥3萬5千名勞工為爭取8小時工作制進行連續數日的罷工。不幸到了第4天發生不明人士投擲炸彈。芝加哥當局據此鎮壓合法罷工，並逮捕起訴8位罷工領袖。事後其中7人被判死刑，一人判決15年的徒刑。審判的不公（完全採納警方的訴詞，忽略辯方的理由。例如，有人宣稱有證據炸彈是由一個專門破壞勞工運動的保全公司Pinkertons投擲的，未為法官採納）與量刑的深重，引起全世界勞工團體與正義人士的抗議，甚至許多國家政府亦表關切，請求特赦。美國政府在處死4人之後被迫特赦其餘3人。這個震驚世界的芝加哥5月1日罷工事件，導致各國政府（美國除外）訂五一為勞動節，全國性的假日。

如果說，五一節紀念勞工受壓迫者的反抗，那麼，五四運動就代表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從19世紀產業帝國主義興起之後，第三世界人民飽受剝削、欺負、乃至屠殺，其罪行罄竹難書。有壓迫就有反抗。第三世界人民展開各種各樣的反抗。五四運動是這許多反抗的典型。五四運動促成中國反帝運動的成長，終於解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加諸中國的壓迫。中國反帝運動的成功，還極大地鼓舞了所有第三世界人民的鬥爭。19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紛紛獨立解放，正說明這個反帝鬥爭已經成為戰後世界的潮流。

近代文明的歷程是由兩條軸線交織形成的。一條是生產力的提升，另一條是追求公正、平等、民主的社會體制。資本主義的興起極大地提升了生產力，卻帶來各式各樣不公正、不平等，乃至壓迫、侵略、屠殺的現象。主流社會意識總是強調生產力提升的美好面向，對於其不義的一面往往掠過不提。然而，這些不義所帶來的各種惡果，以及為反抗不義產生的抗爭，卻是近代世界史的重要內容。五一與五四，正是這些抗爭的具象徵意義的事件。

台灣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雖然對勞工的控制極度嚴厲，但仍然按照世界各國的通例訂為全國性的節日。對五四運動的態度雖然尷尬曖昧，卻也不敢否定其歷史意義。不幸這兩個具有世界紀念意義的節日，在民進黨執政後卻不斷被矮化，邊緣化。民進黨擁抱資方，擁抱帝國主義，再度得到證明。

基本工資方才準備略微調升，各種攻擊、分化勞工的輿論立刻紛至沓來，更有「偽勞方」立場的誑語曰：躉售物價上揚，民間消費疲弱，雇主擴大營收以填補成本增加的能力有限，可能會轉嫁消費者，導致物價上漲，讓同為消費者的勞工未蒙其利，反受其害。斯等讕言，偽善之極也。

既然民間消費疲弱，實際購買力不足，本就該調升工資以增加有效需求，活絡經濟活動，促使景氣復甦。以消費疲弱反對調升工資，完全是站在雇主的立場捍衛其利潤，連「商品價格由市場機制決定」的教條都可以拋棄，毫不遮掩的正當化雇主隨意轉嫁成本的行為。況且，要提高受薪階級的實際購買力，往往不僅需要提高工資，還包括教育、醫療、交通運輸的去商品化，讓滿足勞工生活所需的服務退出市場，才能使工資提高有效增加購買力，有利於整體經濟。

工資之爭經常會落入商品化的陷阱，在不挑戰既有生活領域商品化的發展，甚至承認諸多商品化的現狀下，與雇主討價還價。工資不該只是工資，與其他的生活領域切割。作為滿足生活所需的手段之一，當與各種生活領域的公共化結合，方可較完整的討論工資問題。

基本工資的爭議持續延燒，對於要調漲多少才「合理」仍然淪於漫天喊價。不過原本的基本工資1萬5,840元依法本來就是與領時薪工資的勞動者掛勾，也因此勞委會才訂有每小時66元的底線。於是，近來社運團體指出的每小時95元，乃納入假日薪資的「合法」要求，竟然被淹沒在一遍口水的討價還價之中。

時薪95元是依法、依既有基本工資所提出的訴求，可以說是合不合法的法律問題，而「法治」是社會運作的基本要求，若是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或是無法正面回應，那麼台灣可說已是進入勞資鬥力的混亂狀態。無奈輿論多集中在各大工商團與勞方代表的喊價數字，固然也提出了不少言之有理的論點，但對法律問題的忽視，仍反映的是法治觀念的缺乏，彷彿得理即可不饒人，完全不在乎合不合法。

固然「理」與「法」本應是有一定的一致性，但當兩者產生若干矛盾之處時，基於法的安定性，我們仍應以遵法為主，除非是普遍皆無法忍受的惡法，公民才有挺身而出不服從的權利。這是法治社會當有的基本認識，也是民主社會的公民當有的素養。基於此，時薪工資應先調高，先合法，再來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