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總統初選過後，政局丕變。蘇貞昌於上週六宣布請辭閣揆獲准，牽動政局及後續政策，自從總統陳水扁2000年上台後，至今已經換過6任行政院長，過往每一次搬風，政策承諾猶如隨風而逝，就等下一任行政院長洗牌再來。蘇貞昌在就任時喊出的「大建設、大溫暖」口號，在卸任前為了總統初選開的種種公共建設、老人福利支票，恐怕也會重蹈數任行政院長下台後的覆轍。

這一方面除了是台灣憲政設計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台灣瘋選舉的後遺症。一直以來，台灣的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的關係就相當曖昧，總統名義上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卻不受國會監督，在修憲前，還有立法院以行政院長同意權作為制衡，但在1997年修憲為雙首長制後，總統經由民選選出，擁有最高民意基礎，但不僅不用至立院備詢，連閣揆任命都能肆意進行。雖然台灣的雙首長制設計是學習法國，但在法國其運作基本仍遵守各次大選的民意結果，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選舉落敗後，仍會提名獲勝政黨領導人出任閣揆，多次出現左右共治。但這在台灣卻又因為民主制度雛形剛成，選舉競爭激烈又綿密，難以落實。比方以監察委員能懸缺3年，加上立院上會期總預算案竟因為藍綠惡鬥而無法通過為例，如果國會仍擁有閣揆同意權，恐怕早就出現行政院長出缺數年的大問題。

更重要的，雖然目前行政院長在憲政設計上，不可避免淪為總統執行長，但卻仍是位高權重，成為執政黨內各派系領導人必須競逐的大位。民進黨執政將近7年，閣揆也換了6任5位，根本上這不僅是陳水扁及藍綠惡鬥的問題，也是民進黨內各方勢力卡位的結果，派系成員需要「自己人」在行政部門灑資源以利各級選舉，更希望擔任部會首長的大位以累積政治資歷，而對於派系領導人來說，沒當過閣揆，就難以成為具有競逐總統實力的黨內天王。

這也造成陳水扁兩次參選總統，提出一堆政策白皮書，卻絕大部分不能落實的原因。例如近期吵得正熱的國民年金及勞保年金化，陳水扁每次選舉都提出，歷任行政院長幾乎都有版本放在立院，但都不了了之。陳水扁不把行政院長當作政見落實的執行者，只作為平衡黨內政治生態的工具，而歷任行政院長一上台，也不需把實現陳水扁的競選諾言當一回事，更為了力求表現以與前任區隔，還各吹各的調，從「兩兆雙星」、「觀光倍增」、「新十大建設」、「六星計畫」，到蘇貞昌的「大投資、大溫暖」，口號治國已經成為歷任閣揆的政治病。

隨著立委大選及2008年總統大選的即將到來，藍綠惡鬥更不可免，未來不論誰執政，這個政治困境只會纏得更深。

自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母親節紀念儀式至今已屆百年。近代以來，「母親」在人類社會中確實扮演負擔相當吃重的社會功能，然而百年來「母親節」卻僅僅凸顯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功能，並進一步鞏固女性在家庭中的既有位置。至於母親節背後所隱含的諸多進步意義，卻未曾得到彰顯。

首先，若考察母親節由來，可知當年促使安娜‧賈維思倡議訂定此節日的這位母親，當時除了是一位必須負擔扶養母姐、子女責任的教師外，更是一位積極投入女性投票參政權運動的活躍人物，她除了活躍於教會外，在地方上亦是相當重要的民主運動參與者。故母親節最初之所以能被教會與地方社區認同，大半要歸功於安娜的母親在女性參政權運動上的努力成果。

再者，在現今的台灣社會中，母親往往必須扛起相當程度甚至全部的家計負擔。換言之，台灣的母親們大多身具家務勞動者與受雇勞動者的雙重身份。而近幾年母親節前後各機構單位所公布的「母親痛苦指數」類似調查資料，亦再三證明當代台灣社會中，「母親」的壓力來源正是職場與生活中以各種形式展現的階級壓迫！

綜合前述，若要重建母親節的意義與價值，與其鞏固家庭與受雇勞動對女性的束縛、剝削，倒不如以勞動者作為新的母親象徵、以改善人民勞動條件作為具體的回饋方式。

母親節源於西元1907年，美國人安娜‧賈維思為表達對已逝母親的懷念，說服教會於其母逝世兩週年時舉辦的一場紀念儀式。隔年，隨著安娜及其友人的投書行動，政商要員與各界人士漸漸支持訂定母親節日。終於在1910年，西維吉尼亞州首先宣布母親節為公定假日，世界各國亦紛紛開始在每年5月第2週進行母親節慶祝活動。

然而隨著母親節的普遍化，這個節日的意義也不斷質變：最初代表母親意象的康乃馨，被建構為「謝意的具體象徵物」；對母親表達感謝的敬意，被轉化為浮面的慶祝活動或口號並夾雜置入性行銷；甚至在商人的炒作下，母親節已被扭曲重組為另一新興購物節日。

雖然消費餽贈不失為表達謝意的方式之一，但當整體社會將類似的奢侈品消費視為主要方式時，試問這對滿懷感恩、手頭卻不寬裕的子女們而言，情何以堪？再者，母親為家庭、為子女的奉獻付出，無不出自真心。以有價禮品回報無價心意，可妥當否？

倡議訂定母親節的安娜女士，晚年相當後悔催生這個節日，甚至亟欲廢除母親節。她曾向媒體表示：「我期望的是一個感性緬懷的日子，而不是一個滿足商業利益的時刻。」誠如安娜女士的反省，與其在母親節花錢贈送奢侈品，莫如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表現對母親的關懷與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