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下台，張俊雄回鍋接掌內閣。既然是回鍋，張揆的施政風格，大家當然都已經心裡有數。相對於蘇貞昌陽光、主動、衝衝衝的形象，張俊雄正好是其反面的寫照。將陳水扁任內最後的三任閣揆做比較，蘇貞昌是強者，謝長廷是智者。那麼，張俊雄呢？相對於強者蘇貞昌，他弱勢；相對於智者謝長廷，他弱智。於是，我們終究要問：這樣一位既弱勢又弱智的過氣政客，為何是陳水扁最後的選擇？

這種弱者的權力結構，德國哲學家尼采將其歸諸於「怨妒情結」（ressentiment）的發作。無能感和挫折感通常就是怨妒情結的根源，任何人只要內在感到無力行動，外在又無法表現，就會陷入怨妒的情境。於是，對他而言，唯一可能的發洩，就是某種「想像的報復」，對於強勢者，對於有能力踐行者，他們有一種深沉的忿怨與仇恨。但是，這種怨恨的情緒，他們既不敢也無力採取真正的行動，只能深深埋在心底，壓抑再壓抑，最後只好用「想像的報復」來紓解。尼采用「奴隸道德」來形容上述的情緒，相對於主人的強勢地位，懦弱的奴隸習慣於屈從，即使不願不甘不滿，也絕不敢付諸於行動，於是只好用想像來翻轉這種主從關係，為自己的無能無力找到合理的基礎和道德的依據。

怨妒情結最後會形成一種意識形態，用來面對真實的或想像的敵人：敵人是萬惡的根源，我方則被賦予一種想像的道德優越感。因此，即使在實力和勢力上，敵我相差懸殊，我方還是可以在道德上處於優勢地位，精神上還是可以取得勝利。在蔣介石的反共時代，面對「萬惡的共匪」，我們自有一套精神勝利法。於今，面對中國在全球政經地位的崛起，論實力，論勢力，台灣都已不可能與之抗衡，於是，扁政府不惜重拾舊日仇共反共的論述，阻絕奧運聖火來台，刻意在WHO入會案碰壁，並計畫在今年9月到聯合國撞得頭破血流。從怨妒情結所衍生的奴隸道德，阿扁將其發揮到淋漓盡致。

張俊雄內閣的弱勢與弱智，最能闡釋陳水扁執政末期的症候。除了尼采的論斷之外，王船山在《讀通鑑論》中談到隋代末年敗德迷亂的情景，也說是「忌天下之強，而獎之以弱……忌天下之賢，而驅之不肖」，當權者憂讒畏譏，於是「欲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這種為了鞏固個人權位，為了「偷固其位」而做的權力佈局，就更加不堪了！在阿扁眼裡，張內閣究竟是什麼樣的功能，相信歷史很快就會分曉。

今年的母親節很掃興，也很不敬。先是台灣首富郭台銘公然反問「在座哪位沒有逢場作戲過」，不貞成為社會新規範，繼之社會團體整理去年的統計，也證實一夫一妻的核心式小家庭搖搖欲墜，離婚率高達4成5，超過工業化程度更高的日本，也勝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星、港，勇奪亞洲第一，若加上喪偶、分居與夫妻兩地分離者，單親戶占全台家庭的3成。

有論者以資本主義為解釋，認為資本對勞動力日漸攀升的要求，強化社會流動性，使得高度專注、從一而終的情愛關係難以維繫，因而主張「多樣的愛情倫理／關係」。這樣以左始，以右終的論調既進步，又雅痞，只是精神錯亂。癥結點在於缺乏階級立場，須知資本初萌時期，僱佣的是勞工一家人，不脫此前生產與生活恒結合為一勞動單位的傳統，但剝落為現代小家庭的制度，嗣後禁用童工，成為僱佣勞工一人，但工資足以糊口全家，後又剝落為工資僅足糊口一人，游離出女工，復再搗碎全職工為零工，這就是所謂的流動性。原來家庭關係的頭家外遇、出軌，乃源自僱佣關係的頭家嗜好外遇、出軌、通姦與濫交。

康乃馨已凋，與媽媽一年一度歡聚晏笑的5月第二個週日已逝，但是為人之母的處境卻日益孤危，不只是兒女的存問回報隨著節日而商業化、儀式化，更因為兒女之父理應為丈夫者、為良人者越來越杳然不見。今年捎來項訊息：去年每日平均離婚177對，高居亞洲之冠。

這當然是家庭解組的跡象，儘管商家炒作母親節的氣氛，也掩飾不了台灣母親們落單的事實；儘管關懷社團呼籲社會各界要肯定單親也是一個家，不得視做「破碎家庭」，奈何人類的家庭制度縱有變化，從來也沒有微弱化到這麼岌岌不能自保，禍延下一代。

或有人與歐美相比，認為單親是趨勢，也是正常，殊不知，這裡的婦女多少都帶有貞節殘毒，離婚多屬被迫失婚，而棄婦又得扛起兒女的教養責任，並且了無政府的資助。實在說，母親節在台灣不該是粉飾太平的嘉年華，毋寧是各界要一起籌議亟需的家庭政策，特別是男人不要在這一天故作孝子狀，母親難為，問題就出在父親多匪類。但求男人善待同代女人，無改結褵的情義，何必曰孝！又何必擇日孝順母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