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母往生十年後，爸爸終於在五月三日凌晨「轉去」了。十年前我寫了一篇「刺客的阿母」紀念阿母去世(見附錄)，現在也想寫一篇紀念爸爸。除了個人的懷念，作為台灣現代史的一個切片，爸爸九十二年的一生橫跨日據時期和蔣據時期，許多經歷（例如一度入監被囚）也頗有可記之處。
爸爸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新竹頭前溪邊舊社附近的湳雅。阿公種田並兼業土水師父，尤其以築灶出名，連中部地區也不時有人聞名聘請。阿媽是一位只有開拓墾荒社區（新竹開發較晚）才容易看到的堅強女性。她生了十多個孩子，都是自己接生的；生產後不過幾天，就又回到田裡工作。阿公和阿媽的影響不只可見於爸爸後來的土木與水利工程師生涯，也可見於他一生工作狂式的風格。
阿公一向痛恨日本殖民者，但是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還是不得不讓爸爸去新竹第二公學校（後來的北門國小）讀「狗仔書」。家裡農事繁重，爸爸下課後都是直接走到家裡「田頭」，脫下制服摺疊好放在田邊，就下田做農。但他書還是讀得很好，六年都是第一名的班長。也就是因為他書讀得太好，在他快畢業時，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傳統與現代、以及殖民統治與台灣現代化的糾纏，就顯現出來了。
很多師長朋友都覺得爸爸如果不再繼續求學，未免太可惜了，可是阿公卻不會容許。結果是一位朋友給了他五塊錢，讓他可以偷偷去台北考台灣工商學校。爸爸當然考上了。既成的事實加上朋友動員長輩勸說，再加上公學校的日本校長穿著文官服掛著佩劍親自下鄉「拜訪」阿公，才使阿公終於讓步。
台灣工商學校（後來的開南）是那時日本培養台灣中初級工商幹部的一家學校，訓練極為嚴格務實。像爸爸所讀的工科土木分科，就教工程計算所不可少的微積分，這是今天的我們所難以想像的。爸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到金瓜石礦公司工作一年，很快就被找回新竹州（轄區涵蓋今天的桃竹苗）服務。他從水利工程「技手」做起，因為表現優異，不到兩年就取得可以穿文官服的文官資格，那時新竹只有少數台籍文官，而爸爸當年才不過二十一歲。
這件事對阿爸有很大的影響。雖然超越殖民意識的程度不一，當時日本技術官員中，的確有不少具有近乎宗教狂熱的現代化推行者。他們在尋找幹部，敢用人唯才，既是長官，又是要求嚴格的老師。阿爸從此感染了他們的狂熱，加入了他們的現代化部隊。
我們看表演的地方要被剷除?!
理想的藝術節--緊急迫降
希望‧人權‧未來
5月19、2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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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藝術節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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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公館的大小姐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
也就是這個時候，爸爸認識了阿母。經過一段當時算是很現代的交往（例如他到阿母上班的地方等她下班，陪她散步回家），由共同的老師林玉音先生做媒人，他們結婚了。當時（一九三六年）爸爸二十二歲，阿母十八歲。這段婚姻之所以可能，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阿母是新竹「內公館」林占梅後代林家平的大女兒。「內公館」的林家和北門外「外公館」的鄭家（鄭欽仁教授就是來自鄭家），是新竹的兩大家族。這時林家雖已衰敗，還是住在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房裡。內公館的大小姐會在第一信用合作社工作，並且嫁給一個農夫兼土水師父的兒子，正好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的變化。
此後的九年，阿爸繼續投入透過水利建設，把台灣現代化的「使命」，足跡遍及今天的桃竹苗。家裡的照片簿裡有些他穿著文官服的照片，但在照片中和記憶裡，更多的是他和他的長官和部屬穿著綁腿爬山涉水的影像，以及他辦公室裡堆積如山卻井然有序的設計圖和測量資料。即使在他晚年，當弟弟開車去鄉下遊玩時，他還可以指出一般人不知道的鄉間小路，當然還有對路上各種工程的評語：這裡本來計畫怎樣，那裡應該怎樣，才算合格。(終其一生，爸爸始終不能瞭解，為甚麼國民黨來台以後的台灣，連最簡單的馬路也舖不好。)
◆會爬山越溪的水圳
小時候的我還以為爸爸的狂熱就是工作的常態：經常出差，日夜從公，永遠曬得黑黑的，吃飯時還會抽出永遠隨身的計算尺和筆記簿來。但後來也隱約明白了阿爸的「使命感」。例如二戰後期，爸爸在苗栗銅鑼圈監工，有一陣子家裡也搬過去躲避空襲。他所監工的是他也參與設計的一項水利工程：利用高度落差，讓水下山，過溪又爬山，以灌溉本來只能種茶的旱田。
雖然是八歲時的事，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很多小事。例如，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村人介紹我是「那個讓水爬山過溪的耀輝仙的大公子」。又例如有一天，爸爸帶我爬到一處山頂，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這項工程的原理。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影像，也是生平第一次感覺世間有某種類似「昇華」的東西。這同時也是我第一次忘了為阿母感受的不平：爸爸是個「模範」丈夫，每月領到薪水，原封交給阿母，再要些零用錢，其他諸事就交給阿母，自己專心做他的工程去了。
◆石門水庫：從日據轉到蔣據時期
一九四五年台灣由日據改為蔣據，對爸來講，是個困難的轉變。沒什麼政治頭腦的他，簡單地以為「重歸祖國」後，他這個「技術者」可以更有發揮的空間。但他很快的就失望了。那時新竹州改為新竹縣，新竹市改為省轄市，縣政府（含桃竹苗）搬到桃園，他在建設局水利課工作，負責督導全縣八個水利組合（後來的水利委員會）。記得有一天，他臉色鐵青的回到家裡，坐到屋角不肯講話，好像還摔了東西。
經過阿母的婉轉探問，原因才浮出來。原來局裡被安插進來一些缺少專業的「野蠻人」，其中一個標準的中國官僚，為了開闢和裝飾同時可以喝茶看報的會客室，竟然把工程檔案搬到會受風吹雨打的走廊。其他的國民黨官僚作風阿爸還能勉強忍受，這件事對他來講卻是件不可原諒的「野蠻」行為：那些檔案是他和同事長年累月登山涉水蒐集來的，不是一般等因奉此的公文。更糟的是他找上司抗議所得的結果，竟然是某種讓他不能瞭解的和稀泥和被「記點」的可能。這裡顯然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衝突。
◆石門水庫的先驅作業
那一陣，爸爸生平第一次長期的情緒低沈，但是他還是四處奔波調查各水利工程的受損狀況，擬定計畫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努力進行修護工作。讓他多少走出陰霾的是當時的水利局長章錫綬。章是個識貨的人，偶然從工程計畫看出爸爸的能力經驗後，簡直纏上了爸爸。這可以從阿爸所擔任的工作看出來。除了本來就是全縣各水利委員會的總督導，他還兼桃園大圳的土務課長。在美援計畫下，章錫綬成立了水利局桃園工程處時，爸爸又被拉去兼工務課長。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主委陳誠、工務組長章錫綬）成立，水壩的美國設計人員所要求的資料，章也要爸爸負責提供。不但如此，水庫完成後，將有餘水。如果從楊梅開一條水路，將可灌溉湖口、新豐一帶的看天田。在因此所設立的湖口工程處，爸爸也兼了工務課長。因為身兼這許多職務，他還有一部專用的吉普車。
◆「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這麼多工作在那個電話稀少、沒有電腦的時代究竟是怎麼做的？我只記得那幾年家人很少看到他，也知道他除了開車到處跑之外，還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極為綿密的桃園大圳電話聯絡系統。此外就只能依賴想像了：官方的台灣戰後水利史當然不會去記載阿爸這一層級的人在幕後所做的「克難」苦工。
然而，儘管章錫綬給了爸爸機會（或說過度「剝削」了他），他最後還是離開了。心力交瘁是部份原因，但最主要還是蔣據時期帶來的新的「做事方式」。美援所支持的這些水利工程帶來的利益太大了，位置不高不低的他卡在中間，必須應付許多無關工程專業的壓力。這是他所無法習慣的；他懷念日據時期那種單純的「技術者」的日子，以及那時期比較「清氣」的現代化使命感。他辭職的時候，章找他去罵了一頓，還說了一套「機器必須滑潤才能轉動」的道理。爸爸說，雖然他相當欣賞章，他的回答是：「非常失禮，但是我就是學不會現在的做事方式。」
爸爸的選擇是到私人的建國營造廠擔任總工程師。建國的老板陳金灶先生找了他幾十次，阿爸最後答應的條件是，他可以不管技術之外的任何事情。這裡當然也有經濟的考慮，當時的公務員待遇太低了，低得簡直要逼人尋找各式各樣的「外快」。私人企業就好得多：我們這個小家庭還第一次有了自己買的房子。
但爸爸的「建設狂」是他的宿命，不到三年（一九五四年），他又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應召重回公務體系
這事起於同鄉鄭雅軒先生，當時是新竹市長。因為附近有空軍基地，二戰時新竹被轟炸得很厲害。道路破壞、排水溝淤積、路燈不亮…那時政府財政不佳，連公務員的薪水都常常發不出來，遑論建設經費。殘破的市容和機能就這樣拖了快十年，其間新竹還從省轄市被降為縣轄市。鄭市長「建設故鄉」的說詞打動了爸爸，答應犧牲收入，重下火坑，主持新竹市的土木建設，雖然他明白他所管轄部門只有技士、雇員、電工、事務和工友各一人，連他只有六人。
新竹市是有名的風城，道路不修，不但行走不便，風來時更是飛沙滿天，非緊閉窗戶不可，排水溝也淤積而形同廢物，火災時救火還會抽不到水。爸爸雖然是「技術者」，卻不乏想像力。他組織了義工隊，又沿道路說服居民出資一半，政府輔助一半，逐段舖路，種植樹木。舖過的路段起了示範作用，未舖的路段上居民起而仿傚。就這樣舖設了兩百多條道路。所需的費用真正的用「克難」解決，例如他買了一輛卡車，所需的沙石就由義工隊出力，到市郊的頭前溪採取，這種先這一段後那一段的舖路方式，一時傳為奇談。他就用這類「怪招」，在三年內讓新竹變成一個比較像樣的城市。
◆「建設狂」背後的偉大女性
這類的基本城市機能逐步恢復後，爸爸開始更大的計劃。例如從西大路末端建築一條到古奇峰，希望最後能把古奇峰、十八尖山和青草湖連成一個市民遊憩的觀光區。我自己的第一份高中暑假打工就和這個計劃有關：不是到市公所上班，而是和工人（很多是榮民）一起修築這條路。（這是非常勞筋傷背的勞動，若不是事關爸爸的面子，我多半不會做完整個暑假）。
這三年多裡，家裡已經有五個孩子，生活費外還有學費，經濟非常拮据。阿母在家事之外不得不開始替人家做衣服來補貼收入。
台灣夏季長，單單是用木炭燒熱的舊式熨斗就是汗流浹背的辛苦工作（我知道，因為我常是衣料折邊之後負責「熨邊」的小助理），這份額外的工作對她後來的健康有很壞的影響。這段時間，不時有私人營造廠來挖角，但阿爸都拒絕了：他不但是一個「技術者」，而且還是一個「建設狂」。這是我對爸爸的尊敬和佩服，永遠參雜著對阿母的不忍和同情的原因。
◆為鄒縣長兌現競選支票
阿爸的「十年計劃」執行了三年多的時候，鄒滌之當選了新竹縣長。選舉時前議長鄭玉田先生替鄒他想出一條很有吸引力的政見，也就是要讓新竹的自來水供水恢復正常。戰時的盟軍轟炸破壞了自來水系統，政府又無力無能修復。當時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市民競相在水龍頭附近挖深洞，把水管儘量彎低，以爭取供水。地面如此，二樓以上的水龍頭更已空置十餘年。這條政見為鄒縣長拉到極多選票，但是，怎麼兌現這張支票？
鄭玉田先生向鄒縣長建議請在建設上已經小有聲名的阿爸來承擔這個工作。謀定之後，鄒縣長向鄭雅軒市長要人，他自己則來說服爸爸。阿爸因為他的「十年計劃」尚未完成而猶豫過，但還是答應了。在某一意義上，鄭市長恐怕是樂於讓他離開的。爸爸的部門不斷向前衝，對他和其他部門不無壓力，但這還是對市長整體來講有利。另一些事則不然。例如新竹有不少老中央民代、老將軍和其他特權人物。阿爸舖路的時候，有些人會要求特別服務，例如「順便」舖舖他們家的巷道或車道之類。在他們的國民黨文化裡，這不過是小事一件，但阿爸當然不肯賣帳，而且還拒絕得不是很婉轉，結果壓力當然是轉到鄭市長身上，讓他在他們和阿爸之間很難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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