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勞委會進行的委託調查顯示，去年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平均起薪是2萬6,700元，比起8年前還少了762元，而且，這還沒算上通貨膨脹因素；而至於碩士級以上的社會新鮮人，去年平均起薪則是3萬1,567元，比起8年前只增加1千元加點零頭。另外，今年2月，大學以上學歷的失業率，首度超越高職──後者歷來都是各教育程度中失業率最高的一群；因此，隨著每年畢業的大學生、碩博士愈來愈多，主計處預估，今年有可能是大學以上畢業生失業率超越高職的一年。

從以上兩項統計數字，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幅人們不願面對、又不得不面對的怵目驚心的景象：高學歷與高失業率之間，竟然已經產生了統計上的關連；再加上起薪水準下降，大學畢業生儼然已經成為就業市場上的弱勢族群。之所以說這幕景象怵目驚心，乃是因為這樣一種現象已然違反過去雙重勞動力市場的理論假設；在這一理論中說，由低學歷者所構成的次級勞動力市場，由於學歷低、競爭激烈，所以只能獲得較差或是不穩定的薪資報酬，同時在風險來臨時，較難以自我保護；相對的，由較高學歷與專業者所構成的初級勞動力市場，其一般情況則與上述相反。因此，當前台灣在勞動力市場上所出現的這樣一種趨勢，恰好與這一理論所說有所出入，值得我們重視。

重要的問題最怕的是習慣性的或是直觀的回答，例如，將高學歷與高失業率之間的關連，就立即以「供需失調」來做解釋，進而再次歸咎於大學生人數過多所致。如果要以供需失調來做解釋，首先必須拿出例證來說明這些年供給的增加並未伴同著需求的增加（或甚至是衰退），以致產生供需失調的情況。就這點來說，是必須要進行更詳盡的實證研究，而且必須區分出產業別，否則，是無法說明問題所在的。

再者，我們社會的勞動人口數量並不會隨著大學的擴增而有所改變，換言之，除非能夠說明為什麼有一群人在接受大學教育之後成為失業者（亦即表示未接受大學教育反而失業可能較低），否則，一般來說，失業率和大學擴增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關連。其實，最有可能的因素是整體失業現象都在惡化中，而大學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只是使得計算失業人口時，這一群體的母數增加了，自然會得出上述結果；但若是如此，就與大學教育並無直接的關連。

我們之所以會如此在意對於這一現象的解釋，不願毫無依據的連結於大學擴增的因素，是因為這些年來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巨大變化，已經引起諸多恐慌。在這些恐慌之下逐漸形成顯然有所偏誤的高教政策，例如複雜又瑣碎的評鑑制度以及強調大學教育和就業市場間的關連，這些偏誤的政策或措施，對於大學教育將造成重大傷害。因此，若是再去製造更多的恐慌，對於大學的傷害恐怕將會進一步擴大。

我們或許也該回想過往，在過去，贊成大學擴增的最主要理由是「權利」的因素，而非今日所強調的「市場」因素；如果我們能重新再從這一角度進行思考，或許，大學數量的增加就不會直接被拿來當作任何負面現象的解釋因素了。

經濟部籌組工業產品及農產品赴美採購團，企圖藉由大宗對美採購，爭取簽訂台美FTA的機會。政府帶頭灑大錢向美輸誠，買帳的主要是中油、台電、中鋼等公營企業，緣其「公營」而須配合政策：以FTA救台灣。

但政府既雷厲風行公營企業的私有化，又積極爭取FTA，全然無視兩者間的矛盾，政策錯亂猶如精神分裂。畢竟私人企業大可不必理會FTA，逕自移往有利於其生產與貿易的地區，質言之，企業全面私有化，則國與國簽訂的FTA何用？非但無法抵擋資本外移，即使招來外資也是覷覦貿易優惠，無益於台灣經濟。陳其梗概，資本循FTA對外採購，勢必排擠對內需求，使本地產業萎縮，且利潤歸於私人；復加進口配額的承諾，外來產品傾銷而至，益發衝擊本地產業。是故，私有化下欲以FTA救台灣，無異飲鴆止渴。

FTA被誇大為全球化下拯救經濟的萬靈丹，以致近年來台韓經濟的消長，也直覺地扣連到美韓FTA的簽訂，加深台灣被邊緣化的危機感。於是對貧富差距加大、生活條件惡化的不滿，轉化成對FTA得渴望。但台灣同時並舉私有化，政府完全失去對資本的節制力，使FTA不僅圖利財團，更以勞苦大眾為墊背。

民進黨政府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教條下，認為政府干預越少就是越好，已許久沒有積極的提出具體的經濟政策。除了隨著兩岸政治情勢或國內選舉需要而喊出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或「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等空洞的繞口令之外，日前終於由經濟部組團，國際貿易局長黃志鵬親自率領工業團體、農業團體赴美主動說明台灣市場的利基與商機，爭取與美簽訂FTA。

眾所周知，此次經濟部會有如此大的動作，主要是受到美韓FTA的刺激，例如台灣的液晶電視銷美訂單可能將移往南韓，在不得不有所做為的情況下，奮力一搏。因此，FTA絕對不是拯救經濟的萬靈丹，南韓近年的經濟成就是先富有起來，才與美簽訂FTA，其整體經濟環境的調整，才是真正的關鍵。故我們不能只有樣學樣的模仿一些表面皮毛，以為只要與美國簽了FTA就萬事足，對內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如何改善，才是簽約之後嚴肅的問題。

總之，經濟政策不能炒短線，經濟環境的改善也沒有一蹴可及的捷徑，政府不能一味迷信自由放任的教條，而要拿出自己一套治國之方，審時度勢的做出因應之道，台灣才能擺脫四小龍之尾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