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地方法院初判民進黨候選人陳菊當選無效。這個宣判在台灣引起劇烈的反應。肯定者認為這是振聾發瞶、耳目一新，對於遏止不良選風將產生正面作用。反對者則認為「這是台灣司法最黑暗的一天」，直呼：「這是甚麼判決！這是甚麼世界！」這種兩級化的批評，主要基於立場。如果被判決的是國民黨籍市長，相信用詞就會顛倒過來。這種基於立場，而非基於論理的評論，不值一談。

但是，高雄選舉官司的這次宣判，還是有其意義的。首先，它稍許恢復了人們對於司法獨立的信心。因為宣判不利的一方屬於執政黨，這需要一定的勇氣。社會大眾本來不寄以希望，這又因為台灣司法長期難以獨立於政黨勢力。這種司法不獨立的現象，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固然如此，政黨輪替之後也沒有根本改變，只不過換了考慮的對象而已。尤其這一、兩年來許多重大案件，檢調人員往往對於權貴曲意照顧，民眾早已點滴在心，因此對於重大政治案件能否獨立檢察、起訴與審判，民眾其實是信心不足的。這次判決不利於執政黨，將會增進民眾對司法獨立的信心。

其次，這個判決讓民眾看到，台灣選舉的一些荒謬性。姑不論判決是否公道，但是它讓人們再度注意到，造成選舉官司乃源自於選舉手段的使用，而這些手段的使用不僅已經到了高度精緻化的程度，而且能夠對選舉結果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換言之，候選人的政見、才能、操守等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沒有好的選舉策略以及手段。這樣的選舉能夠反映民意嗎？這樣的選舉是民主嗎？這樣的制度能夠為社會篩選出優秀的人才為民眾服務嗎？

民進黨長於選舉，對於選舉手法的應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種過分重視手段的做法已經對民進黨、甚至台灣的民主實踐產生異化的效果。手段為主，理念、能力與操守為次，這樣的異化將逐漸改變民進黨的精神。民進黨已經喪失了當年黨外運動的理想性，而被異化成「一切為了選舉」，已經不再是民主、進步的政黨，而是講究手段以追逐權力的政客集團。

要根除這個異化，人們不能只寄望於司法的獨立。我們必須重新檢討台灣的選舉制度，重新制定一個比較符合民主原理又不容易被異化的遴選制度，徹底改變「頭家其名，奴隸其實」的假民主制度。

林生祥婉拒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最佳客語專輯兩項大獎，理由是音樂無國界，金曲獎不該以族群語言分類，讓弱勢聲音持續邊緣化。無論如何，此舉至少拋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討論，比專注於眾女星的乳溝與服裝上要好得多。

客家人不領客語獎，就是要挑戰「四大族群」的分類方式，以及順此分類所挑起的各種矛盾，掩蓋了弱勢者的聲音。這絕不是在「為客家族群發聲」，而是批判看似包容、保護另類或異己的主流多元文化論述，實則鞏固主流的宰制。客不客家已不重要，只是非而立之，使其關心的農業議題被特殊化為某一族群關心的社會議題，而非與全民休戚相關的政治議題。

主流論述強調各司其職、各安其位，使每個人目光如豆，皆是畸零人。在「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下，虛飾唱片公司赤裸裸的利益，也拒絕面對藝術形式之外的課題。即使有人逾越藝術家的清規戒律，至多稱之為「拋出社會議題」，將之族群化、特殊化，彷彿只有專業政客的權利爭鬥才是「政治議題」。且看他演唱時吉他上的「捍衛樂生」、「WTO outside」，全是政治性十足！

莫再去政治化，繞著保護方言創作打轉，應體查其意，別辜負了。

獲得本屆金曲獎6項入圍、3項大獎的林生祥《種樹》專輯，破天荒婉拒了其中兩個客語獎項，表示抗議新聞局以族群語言為分類的頒獎方式。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林生祥此舉值得讚賞。

有人以同樣的理由反對他，指責將社會議題帶到音樂場合。但筆者以為，其捐出獎金、支持者舉「支持台灣農業」等布條，畢竟都是枝微末節，得獎人捐助公益，支持者的言行，無可厚非。他直指依「四大族群」分類的獎項才是政治染指音樂的政治正確，音樂應該回歸音樂本身的分類，而非跟隨近10幾年的族群政治起舞。「四大族群」是近年才創造出來的辭彙，不明就裡的照搬挪用，看似無傷大雅，實寓教於樂的效果最大。我們以什麼方式娛樂，也是傳達什麼樣的教育內涵。

因此，金曲獎確實應當回歸音樂專業，以專業的角度分立不同音樂類型的獎項。不僅可以避免政治正確侷限音樂創作的寬廣度，也可以教育民眾音樂有哪幾種類型，每一種音樂的好壞該如何分辨、賞析等等。

音樂是全民教育的重要一環，卻長期受到忽視，民眾多工具性的使用音樂，而無法提升音樂涵養。就從金曲獎以音樂類型分類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