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後備司令部新兵訓練旅爆發某中尉排長先後對兩名新兵進行性侵，引起軒然大波。對此，我們自感遺憾，希望此為最後一例。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對部隊的處置邏輯感到不解。

為了盡快讓這樁醜聞平息，部隊的做法是「一切依法處理」，同時「加重處分」。所謂「一切依法處理」係指該性侵中尉排長被判軍法1年6個月徒刑，並已在監服刑。至於「加重處分」則是該旅的連營旅級主官、主管都分遭申誡或申誡兩次處分。

依軍法審判，符合制度規範，無話可說；至於主官、管被連坐處分，則是領導者意在凸顯懺悔與決心，因此帶有「超過」制度所課的應有責任意味。實際上，類似連坐處分的規定也存在於警政體系，並且在喊出拼治安口號之際，更常被警政署長拿來當作決心宣示。

連坐處分是很奇怪的東西。說它有理，是因為現代科層組織層層節制，所以上級或更上級總是有組織設計上的客觀督導之責，逃避不了。但話說回來，現代科層組織也是一部龐大無比的機器，人與人的關係實則被客觀化，並只能透過簽呈、印章來聯繫彼此之間的隸屬關係，故而組織規範看似形式嚴謹、實則機制鬆弛。

這也是為何許多被連坐處分的「關係人」每每心裡老大不爽的原因。這些「關係人」若非自認倒楣，不然便是直覺「干我屁事」！更糟糕的是，為了避免自己成為連坐法的「陪葬品」，上級「被迫掩護」下級的情事更是時有所聞。於焉，我們不難看到了如下弔詭：連坐法看似嚴厲，但卻往往催生了更大、更恐怖的組織偏差或犯罪！

只有未曾反省與記取教訓的人才會採取鯀治水的模式，不斷用更嚴厲的連坐高堤來恫嚇潛在的偏差與犯罪。在戒嚴年代的台灣中小學教育體制裡，許多學生都領教過這種滋味，結果班長、風紀股長憚於老師的連坐威力，最後「無奈從賊」，竟演變成全班共同欺師、瞞師！尤有甚者，連坐法的存在也破壞了同學之間的情感，自認無辜被處分的人日後找禍首報仇，同班卻不同學的怪象更是背離了教育宗旨。

很多當過兵的人都領教過連坐法的威力。不小心犯了錯，擔心的不是「依法處分」，而是連坐法地震過後的眾怒與私刑報復；試問在這樣的制度下，弟兄之間如何團結？弟兄又如何對長官交心？難矣！

在民主化的風潮下，連坐法似乎已是歷史陳跡，校園也不復見這種蠢作為。然而，軍、警體系卻仍偏好此道，藉以展示上層魄力。偏偏，台灣的軍、警體系迄今仍是風紀問題不斷，但上層卻還一直搞錯整頓方向，實在可笑至極。

英國政府撤出香港瞬即10年了，北京當局接手之後實施「一國兩制」，以今日香港榮景，無論是當地的民主派或此間的台獨派，都不能不承認「一國兩制」是成功的，更甭說北京當局自我大吹特吹了。

事實上，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鄧小平原議的兩制係指社會主義大陸與資本主義香港。揆諸實際，社會主義在大陸已然遠去，教育與醫療高度商品化，貧富之懸殊尤駭人之至，在在比香港更加資本主義，就這個意義而言，哪有一國兩制？不過是一國一制，香港確實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只具有「行政」的區隔，此外別無任何「特別」意義。

抑有甚者，不是香港回歸中國，勿寧是中國向香港看齊，通過1978年的開放改革，引進港、台的工業資本，亦即港、台的社會關係去改革大陸的體制，復又在25年後，通過「較緊密經濟關係安排」進一步引入香港金融資本對大陸進行深層改造。從大陸的觀點說，一國兩制徒成河漢，實情是一國一制，香港變大陸。

由於大陸資金、觀光客湧入香港如海潮一般，原先惶惶不可終日的香港人心好像安了、樂了，渾然忘卻曾經自我咀咒有「大限」。

但是香港已非香港，正在快速的「內地化」，不復存在百年來獨具一格的香港了，對比10年來香港社會心理與文化的不同，真可以說，「大限」云云並未落空。試看，昔日不能講或拒講普通話的店家，乃至一般升斗小民，而今都講得順暢無礙，最明顯的變調就是影星、歌星不再唯粵語發聲了，這一語言的對接影響極其深遠，最具體的是，所謂的邊境大大模糊了，出入於深圳與新界之間的人與車川流不息，成為全天候的狀態，而最深刻、最高亢的變化是，昔被謔稱為二毛子的香港人居然搖身一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急先鋒，每年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成為世界的焦點，甚且中、日、台三角糾紛的釣魚台主權問題竟由遠處南海一隅的香港人最見怒氣沖天。

這才是香港的巨變，自附為中國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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