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開案二審宣判，讓陳幸妤在鏡頭前發飆。有人高呼青天開眼，趁機挖苦訕笑一番；也有人批評司法已死，為她抱不平。從第一家庭涉及貪腐弊案，到馬英九的特別費案，再到高雄市長選舉無效的判決，總是不乏與此相似的兩造意見。較諸威權時代司法全由執政者掌控，當前的司法體系似乎更可以期待，也稍具進步的色彩。然而，這種逐漸形成的司法專業主義文化，由於強調司法的獨立超然，越來越成為一個黑盒子，只有專家才能介入發言，民眾則習慣等待著司法來主持公道，鮮少有人提出超越司法的正義想像，或者積極提出足以規範司法的正義論述。

揆諸力霸集團掏空案及開發金弊案，在檢調尚未約談王令麟之前，東森集團竟能完全切割，持續包裝其「公益」形象而未招來批判的聲音。同樣的，中信辜家介入兆豐金，並藉二次金改取得開發金的吸金功力絕不亞於力霸，卻因為司法單位未能掌握確切的犯罪證據，而變成一場豪門風雲的戲碼；對於其化公為私、生吞活剝納稅人血汗錢的行為，則沒有引起相應的忿怒與責難。換言之，民眾對資本的態度是以司法作為高標，只要不觸法，就沒有批評的空間，並且一旦進入法律程序，也就只能靜待司法判決。

由於司法掏空了我們對正義的想像，因此當紅衫軍這股強大的社會力量迸發之時，僅能含糊的抬出「禮義廉恥」等老調重彈，且運動的主軸也一直緊跟在司法判決之後，最終偕同不了了之。再者，即使超越司法正義的特赦楊儒門，也僅止於「其心可憫」、「生性純良」的矯飾，未能進一步闡述對於環境正義、分配正義、勞動正義等價值的捍衛。大法官翁岳生有句名言：「法律人的榮耀，來自於法律人的孤獨。」這種將法律黑盒子化的司法專業主義，刻正扼殺著我們提出更積極、進步之正義論述的可能，也讓我們越來越疏遠司法，只能等待聆聽判決的結果。

司法超越世俗的價值而獨立，曾是對抗封建王權與神權的利器，有其時代意義下的進步性。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超越性變形成為專家統治，以及資產階級凌駕於人民之上的意識形態。在專家之前，人民只能無語；在資產階級的法律之外，人民只能噤聲。

對人類苦難的同情是最廉價的消費，也最便捷。水蜜桃阿嬤即目前最為火紅之一例，但僅僅是千萬件中一例而已，卻遭商業周刊拿放大鏡來看，以鋪天蓋地的宣傳管道，將此議題無限渲染，再轉化成勵志案例，觸動台灣人民蠢蠢欲動的同情心與匱乏已久的生命充實感，進而大發利市。

且看，商業周刊以水蜜桃阿嬤為封面故事以及出資拍攝的紀實片出版後，新聞搶著大肆報導，拍攝者還宛若經紀人安排阿嬤與孫子群上節目，再加上有17家電視頻道依序播放紀實片21次以上，7個網頁24小時提供完整下載，密密實實地挑逗人民的視覺神經。看準情勢將大好，商業周刊早已申請募款帳號，幾乎同時掀起類贖罪券的捐款活動。至今捐款正源源不斷流入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而這筆錢是用來購買《水蜜桃阿嬤》紀實片、小學生的生命教材、格林出版社的阿嬤手繪本。無巧不成書，商業周刊、格林文化出版社與城邦文化藝術基金會恰恰是城邦集團的子公司！

媒體披露人民困境並非不對，但專注在渲染慘狀，不試圖指出或引導思考悲慘的根源，只是在幫政府卸責，指引人民掏錢消弭不安，這毋寧是最大的偽善，而對此別有用心的，更是可惡！

商業周刊2003年推出一台兩世的系列專題之後，從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豆豆與貧農孫女的豆豆對照上，我們憂心貧富差距竟然如此巨大；2007年，商業周刊的水蜜桃阿嬤，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貧窮的構圖而已，還看到勇氣和希望。

媳婦因為40萬元卡債自殺，兒子喪妻之後跟著喝農藥過世，接著孫子也自殺了，遺留7個孩子讓水蜜桃阿嬤一肩擔負。單憑種植水蜜桃近10萬的年收入，要支撐一個家庭已經困難重重了，何況有7個孩子，鋪天蓋地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這是多麼沉重的現實，阿嬤卻何其堅忍，樂觀地選擇面對困境，沒讓自殺的念頭蔓延到自己身上。

回頭看看，自殺是台灣社會十大死亡原因之一，自殺率攀升到世界第2高，而且年齡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細觀自殺的原因卻不脫愛情、課業、病痛、經濟壓力等範圍。兩相比較之下，台灣的自殺率真是高的莫名，年輕人經不住愛情失意與課業壓力而自殺實在愚癡；論及經濟壓力，水蜜桃阿嬤的壓力不會小於其他人，何以她能堅毅的活下來呢？

面對困境，樂觀又堅強的承擔與解決，而非逃避與自殺，這是我們應該從阿嬤身上學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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