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解嚴已經20年了。在1987年的7月14日，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宣布取消箝制台灣人民自由達38年之久的戒嚴令，禁錮已久的台灣社會一夕解放，百廢待舉，但一晃眼，20年的跌跌撞撞過去，台灣已有全然不同的政治社會面貌。
戒嚴的突破，決不是國民黨政府忽然善心大發的結果，而是經歷了多少年的抗爭與犧牲，各種社會運動在各地風起雲湧，政治運動作為其中的一部份，也是拋頭顱灑熱血的案例不斷。只是諷刺的是，由於先天上政治運動已經在各級選舉中嶄露頭角，遂成為最受矚目、最有資源，也是體制化最快的社會運動。
一紙解嚴並不等於讓台灣立即鬆綁，38年的戒嚴，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的保守化，也讓解嚴後的社會改造面臨國民黨外的挑戰。其中《國安三法》的「依法」制訂，激起了社會「戒嚴回鍋」的不滿呼聲，衝撞不斷；反核四等環保運動在各地燃起，也面臨了輿論、軍警的鎮壓；而1988年遠化罷工失敗，工運更就此一蹶難振。相反的，民進黨卻透過這些議題的積累，逐步壯大，直至在2000年一舉奪得政權。
在解嚴前後，政治運動反過頭來收割社會運動成果的問題已經常常浮現，但在共同的敵人國民黨仍未被打倒的情況下，一直隱而未顯。2000年後民進黨執政，大部分社運的貧弱及依賴，也讓民進黨繼續偷渡其曖昧關係。國民黨雖然因為在野身份在部分議題上與社運合作，但實際上仍維繫其保守法統的思維，只知緬懷戒嚴時在鎮壓下的穩定美好時光，從沒有也不需要以社會改革者的姿態出現在政治舞台上。
所以20年來，包括民進黨執政的8年，台灣社會固然有往前進步的現象，但其中戒嚴的陰影仍不時冒出，《國安三法》裡面的種種條文仍然威脅人民的權益與自由，民進黨早已忘卻極力反對的過往，動輒拿出來鎮壓。只要社會一有政治動盪，藍綠喊著要宣佈戒嚴的政客都沒少過。而所有的社會力，帶著戒嚴時期遺留的制約反應，這20年來也未全部解放，造成政治人物一坐高位，利益輸送、舞弊貪污不斷，難以受到社會的合理監督，只剩下政黨惡鬥成為唯一的代理機制。
朝野政黨這陣子的「一個解嚴，各自表述」，各自演出大動作收割解嚴功勞，只顧著搶歷史詮釋權以累積政治資源，卻未檢討20年來改造社會的蹉跎，這種只知爭政權的傲慢，與戒嚴時期的國民黨，其實沒什麼分別。

展場所揭示的歷史事實確實有其誇張之處，但若論及戒嚴時期禁書政策背後所值得探討的問題與史實真相，則絕不只是各種查禁理由而已。首先，國民黨政權並非渡台戒嚴後才開始查禁書籍歌曲。早在自日本殖民政權接收台灣後，即開始查禁日本歌曲，企圖藉此斷絕、洗除台灣人民在今昔相較下對日本殖民政府產生的「好印象」。
再者，查禁書籍歌曲絕非只是為了「管控文化發展」或「鎮壓黨外運動」而已。細細推敲許多書籍、作家、歌曲遭禁之理由，若非與可能危及政權的「為匪宣傳」有關，便是與「不合時宜」、「鼓吹逸樂」、「戕害青少年身心」——說穿了，妨害建軍反攻大陸——有關。顯而易見，書刊歌曲查禁政策背後，有著極為明確的、防禦性的政治目標。
因此，當我們重新回顧遭禁書刊歌曲，不僅該思考當初國民黨政權為何而禁、為誰而禁，更該質問民進黨：何以掩蓋此一歷史真相，將查禁理由矮化為「國民黨製造的笑柄」看待？

教育部於國家圖書館舉辦「戒嚴時期查禁書刊展」，將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匪偽書刊」分為5主題，總共展出近兩百件遭查禁的圖書及期刊雜誌。然而在部份政治書籍之外，當年更有許多與政治無關，卻被當局解讀為「為匪宣傳」、「暗諷國府」的禁書與禁歌。
舉例來說，除了較為熟知的金庸作品《射雕英雄傳》被迫改名外，《何日君再來》、《山頂黑狗兄》更曾分別因「諧音引人聯想解放軍」、「鼓吹逸樂、影響軍民士氣」遭禁。而《夜上海》、《四季紅》、《燒肉粽》等知名歌曲，亦曾因類似理由遭禁。
這些禁書與禁歌，無疑是國民黨政權進行社會控制的痕跡。雖然當社會經濟蓬勃發展變遷的同時，必會隨之產生各種符合或不符合既有社會秩序的文化產品；而我們也能夠同意政府對其中影響社會秩序的不當作品進行合理的管控。但是，倘若此一管控成為擾民、誇張到連馬克吐溫、左拉都遭池魚之殃，如何能期待社會文化持續前進？
更何況，一旦如此過度誇張的文化控制開啟先例，則必在後世社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藝人團體SHE的歌曲《中國話》引發抨擊一事，不恰是最佳例證？今昔相較、展望未來，阿扁總統與謝、馬兩位未來領袖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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