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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2007-07-19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07-19》

本期內容
  ◎經典50之25:亞瑟‧柯斯勒:正午的黑暗Arthur Koestler: Darkness at Noon 
  ◎教授爸爸週記:失味的晚宴 



經典50之25:亞瑟‧柯斯勒:正午的黑暗Arthur Koestler: Darkness at Noon
  宋國誠
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向來被視為現代文學史上的「反共作家」。但一如以「天主教作家」來稱呼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是過於簡單化的定位,以反共文學界定柯斯勒精湛而發人深省的創作,也是一種粗淺的理解。柯斯勒出生於布達佩斯,這位英籍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其一生的經歷就像他的小說一樣,充滿離奇、曲折與懸念。柯斯勒一向熱衷政治活動,大學期間曾曾參與猶太復國運動,1932年加入德國共產黨,6年後宣佈退黨。1937年因參與西班牙內戰遭法西斯份子捕獲,被判處死刑,但不久獲得釋放。1983年柯斯勒與他的第三任妻子一起服藥自盡。

無法贖回的良心

《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1)是柯斯勒最重要也是影響最深遠的作品,它是一部「監獄小說」(或稱「古拉格小說」),描寫1930年代蘇聯獨裁者史達林「大清洗」時期,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黨人魯巴蕭克(Rubashov)被誣陷為「反革命」而遭到監禁和接受審判的歷程。柯斯勒宣稱,雖然小說的本身是虛構的,但小說所反映的歷史環境和事件內容,卻都是真實的。

以魯巴蕭克的命運和遭遇作為歷史的見證,這部小說的重要性在於濃縮並記錄了至今已被逐步淡忘的,其殘酷性不下於二次大戰的那場「大清洗」事件,以及無數歷經反俄帝沙皇戰爭、1917年布爾什維克鬥爭、二戰反西斯主義鬥爭的「老革命家」,在史達林濫行權力集中、整肅異己下遭到迫害的歷史。但小說不是簡單的紀事或回憶,它深入剖析了一位革命者內在理念的反思、自省與轉折,以及那個時代的荒唐與背謬。

小說雖以「三次審判」為敘事結構,它卻是一場「革命理念」的言辭辯論。但這場辯論不是真理和信仰的探索和爭辯,而是權力的拔河與較勁。然而,魯巴蕭克經過初期短暫的自我辯護之後,很快地就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求生意志,他完全承認自己被誣告的罪行,甚至完全配合這場冤獄的演出,最後在完全失去求生意志下,在監獄地下室遭到了槍決。

對於多少次出生入死、多少次死亡臨頭都毫不畏懼的魯巴蕭克,何以在這並未施行嚴刑酷打的監禁中,多數的指控是根據自己的供訴和自白,但最後竟如此軟弱地屈服於暴政與權威,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對此,歷來評論家有所討論。

評論家唐諾把魯巴蕭克看成一個「革命大神」的追求者,他不畏監禁和槍決,他甚至不要生命與自由,「他要的是信仰和神蹟」(註1)。小說中文譯者董樂山則以革命手段與目的矛盾來解釋,「經過疲勞轟炸式的獄中審訊之後,終於精神崩潰,承認了莫須有的罪名……。(註2)」但實際上,魯巴蕭克並非自始至終堅定如一的革命者,正是因為他在蘇聯革命成功之後看到了「社會主義政策的錯誤」,體認到革命理念的不切實際和「非善反惡」,以致信仰產生質疑和動謠,才遭到史達林逮捕入獄。

這裏所謂的「政策錯誤」,始終是構築在革命政府與普羅大眾之間,是指「第一號」史達林竊取人民之名以行使獨裁暴政之實,而不是建立在「神人之間」上帝對庶人的信仰統治和專斷;魯巴蕭克並不是一個革命殉道者,而是個「革命覺悟人」;與其說他自殺式的自白是為了以之獻身於革命大神而無視於自我微小的肉軀,不如說是一種自虐式的懺悔,以之贖回自己被革命出賣和污染的良心。

非關「革命理念」!

在剛被捕入獄的一次回憶和反思中,魯巴蕭克已發現「就是這個過去,如今突然有了問題」,他已決定為自己「千瘡百孔的過去」、一個「一碰就痛」的、與「(革命)運動和(布爾什維克)黨合而為一的,與黨的命運不可分離地相連」的過去,付出代價!他認為自己的肉軀──與黨聯成一體的身體,已經受傷、出血、潰爛;魯巴蕭克深刻地懷疑,歷史上怎會有史達林這種自命革命聖者但實際上卻是個萬惡不赦的屠夫?為何曾經被視為無上神聖的革命事業,如今竟淪為如此腐爛敗壞的境地:

黨溫暖、呼吸著的軀體,在他(魯巴蕭克)看來似乎盡是創傷──腐爛的傷口,流血的瘢疤。歷史上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有過這麼有缺陷的聖者?哪裏有一個正確的事業曾得到更壞的表現?如果黨是歷史意志的體現,那麼歷史本身是有缺陷的(註3)。

在魯巴蕭克內心的煎熬與反思之中,儘管他也承認這個革命體系的錯誤來自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則,並且承認自己就在這一原則成了犧牲品,但在魯巴蕭克自己原先服膺在胸的革命理念,和此刻他的妥協認罪與不抵抗之間,並不存在革命目的與手段之間的矛盾問題。一方面,沒有人會認為史達林一場讓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大清洗,可以被稱之為「革命手段」,另一方面,正如前述所提到的魯巴蕭克對革命理念的懷疑,所謂「革命目的」,早已被他自己否定和推翻。魯巴蕭克已經看清,無論他們這批老革命家打著什麼旗號,喊著什麼口號,人民群眾就是不領情;革命家自認走在群眾之前,是人民的「先鋒隊」,但這種把人民視為「相對落後」並視自己為「相對早熟」的精英理論,如今在魯巴蕭克心中已成為巨大的諷刺。在一段自我嘲諷的內心獨白中,魯巴蕭克默默唸道:

我為你們帶來了真理,但是在我們口中,它聽起來是個謊言。我們為你帶來了自由,但是在我們手中,它看起來像條鞭子。我們為你帶來了活躍的生命,但是在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聞的地方,樹枝枯萎、枯葉瑟瑟。我們為你們帶來了未來的希望,但是我們的舌頭口吃,只會吠叫……(註4)。

儘管歷來評論家傾向於把《正午的黑暗》視為一部「理念小說」,儘管小說情節主要部署在「革命與反革命」的詰問與申辯之上,但小說本身既無關什麼革命理念,也不帶來任何的「理念的革命」,它實際上只是一場必須拼出勝負輸贏的權力鬥爭,一場「昨是今非」的殘忍遊戲。

負責審判的檢察官,與其說具有什麼高深的理念,不如說過是一群官僚爪牙、史達林的御用劊子手。而魯巴蕭克本人,比起其他老革命家,例如普列漢諾夫、粱贊諾夫、布哈林,乃至「共產國際」中的羅莎‧盧森堡、李卜克那西等人,魯巴蕭克的革命思想水平是極度低落的。

在表現魯巴蕭克所謂「革命理念」的獄中日記中,魯巴蕭克談到了「鞦韆理論」,這是一種粗淺的歷史鐘擺理論,既不能解釋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更不能描述當時蘇聯社會的現況。日記中寫道:「社會主義理論的錯誤在於,它相信群眾的覺悟水準是不斷上升的。因此,在鐘擺最近一次擺動的面前,在各國人民意識形態的自我傷殘面前,它束手無策」,將革命失敗歸罪於群眾覺悟水平的不足,這是所有失意革命家自我卸責的脫詞;「也許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人民才能瞭解自己用革命造成的新的客觀狀態」(註5),顯然,這又是革命狂熱者一種期待人民群眾覺悟的自我幻想和自我陶醉。

造反有理,革命無罪?

魯巴蕭克是一個悲劇人物,其下場亦令人同情,但無數更多在其熱情捍衛之革命理念下被囚禁、被殺害,以至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人民大眾,又將以何種悲劇來形容和描述?當他的革命同志以他昔日對待「沒有覺悟」的人民群眾的方式對待自己時,這一結果究竟是一場不白冤獄?還是根本是罪有應得?如果要質疑今日審判魯巴蕭克的同志有什麼權力可以對他如此羅織罪名、誣陷殘害,那麼昔日的魯巴蕭克又有什麼權力可以自稱擁有「一個改變世界進程的頭腦」,而毫不猷豫地砍下「一個個跟不上世界進程的人民的頭腦」?如果一個承載偉大使命的偉大領袖所犯下的錯誤只是「偉大的錯誤」,那如今後悔莫及的魯巴蕭克又拿什麼「偉大的真理」,來辯解、反駁、抵抗這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時代?

為什麼面對暴政而不抵抗,確切地說,如何面對自己一手造成或參與其中的暴政並加以抵抗?這是柯斯勒透過魯巴蕭克的政治冤獄所要表達的困惑、質疑和反思。真的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嗎?如果「革命的成功取決於人民覺悟水平」這一信念能夠成立,那麼一個革命者的意志也取決於捍衛理念的程度,也就是取決於一種「希望」程度。但「絕望」使一切的意志與捍衛化為烏有!人的最大悲劇莫過於在絕望中找不到懺悔的出口,在餘生之年已沒有贖罪的餘地。究竟應勇敢面對自己錯誤的過去,還是懦弱茍活於自責的餘生,這是個極為困難的抉擇。而在選擇的那一刻,求生與尋死之間已無關緊要,也無所差異!

註1:唐諾,「伴讀:神說,只有我能令日頭停止—有關柯斯勒的《正午的黑暗》」,載於Arthur Koestler,Darkness at Noon,董樂山譯,《正午的黑暗》,台北:臉譜,2006,頁19。

註2:董樂山,「譯序:豔陽下的陰影」,載於《正午的黑暗》,頁41。

註3:《正午的黑暗》,頁115。

註4:同註3,頁116。

註5:同註3,頁234。
(回目錄)



教授爸爸週記:失味的晚宴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許久未見的李漢國,幾週前又回到台灣。我向他提議,找個機會再聚聚吧!

那幾天,我正忙著到新疆的事,他也還未底定,我們就約著等我回國時,再找幾個老朋友吃吃飯,聊一聊。

7月13日,李漢國打電話給我,問我隔天晚上有沒有空?他說魯董及正一他們都會來,要我去坐一坐。

那個週六晚上,我6點多到漢國策府,幾個老朋友赫然都已在場。最令我驚訝的,莫過於久不見面的周公,竟然隨後也出席。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他,再見到他,特別令人感覺難得。

那一天,李漢國自己準備了一些拿手的手藝,十幾個人就著長桌,吃起他拼揍出來的晚餐。

中文學門的聚會,以我歷來的經驗,非喝到盡興,是絕不干休的。當天李漢國貼心地備有一瓶威士忌,幾杯酒下肚,聲音逐漸蔓延開來。

喝到最後,只有善酒的周公,就是兀自不喝。任憑大家怎麼勸,他就是不動杯。追問之下,直推說肝不好,醫生勸告他不能再喝。以為他不喝威士忌,另開了紅酒,看他會不會喝,結果他鐵了心,仍然還是不喝。

這一下場子瞬間冷了下來。前此的飯局,只要周公在,一定是他么喝著大家拼酒。他的名言就是「乾了!乾了!」,如果有人遲到,照例他都會大喊「罰三杯」!如果有學生講話稍不得體,他也會么喝著「罰三杯」!

因此,要跟周公吃飯,必須要有心裡準備,不醉不歸!也因為如此,有周公的地方,一定是熱鬧滾滾,絕不冷場!

但當天,他突然不喝酒,確實把大家給鎮住了。不管理由是真是假,整個場面就是熱不起來。

他倒是講了一句令我陷入思考的問題:教務長可以在立報寫一篇,一向愛喝酒的我們這一群人,為何有些人,開始滴酒不沾了?

他這一問,我轉頭一看,果真一桌人,已有不少人都陸續被頒了禁酒令。每個不能喝酒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辛酸史。

正一已經好久滴酒不沾了。10年前,據說他也是用大杯喝高梁的好漢,他與高志常常在新店的熱炒攤子,如此消磨過青壯的時光。曾幾何時,腎臟出了問題,醫生強力禁止他再喝酒。他現在每天運動,而且做到滴酒不碰,每次只與我們乾白開水。

中研院蔣副所長,以前也是可以喝兩杯的人,但一次輸血的意外,讓他感染了C肝。幾個月的干擾素治療,雖然病情受到控制,但他也變成不敢喝酒的一群,只偶爾嚐嚐紅酒,陪大家盡興一下。

其中轉折最大的是人二。他以前是喝酒不經舌頭,直接倒進喉嚨的酒國英雄,每次一喝一定非盡興不可。但去年,肝指數突然飆到一千多,經過急救及一段時期的調養,目前肝指數穩定了下來,但也因此變成怕酒族,說不喝就是不喝。任憑魯董怎麼激將,就是不動如山!

當天,我問他,肝為何出了問題?他說2、3年來,他一直有熬夜的習慣,而且多半天亮後才入眠。身體過度消耗,加上愛喝酒,他的肝已負荷不起。還好發現得早,能夠補救,但他已不敢再拿生命當賭注了!

聽了人二的談話,讓我驗證最近大陸領導階層,恐怕也都是因為健康問題,慢慢都戒了酒。一次新疆行,兩回晚宴,主人都主動不喝。隨行陪伴的姐妹校蘇校長,更是節制得很。而南廣的劉校長,不斷提醒我們:酒還是少喝的好!

這與多年前,我們和大陸學者接觸的經驗,有著非常巨大的反差。想當年,他們來台時,酒不盡興,根本就不算招待!我仍記得,吉林大學的主管,碰到我們這一批不會喝酒的書生,那種不滿足的臉龐!

多半是健康出了問題,50幾歲出頭,各種指數都已超出該有的標準,不得不罷酒了吧!

話說回來,對我們這些只能喝些小酒的人來說,這倒是一種解脫;因為,我們開始沒有那種,為了英雄氣魄,強迫自己喝酒的壓力了。
(回目錄)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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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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