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起訴與最近的宣判，引起人們對司法人員品質的討論。我們並無厚愛於馬英九；然而，根據台灣人民長期的觀察，台灣官場廉潔程度低於馬英九者比比皆是。許多貪腐份子逍遙法外，而相對廉潔者卻被起訴。根據外電報導，起訴馬英九的檢察官曾說，他不管其他官員犯相同的罪，只要馬英久貪污，他就要起訴。誠然，人們不能為了起訴某個案件，就得同時偵辦所有類似的案件；但是，這是慣見的形式邏輯辯詞，以極端化來合理化吹毛求疵的舉動。以這種形式邏輯，檢察官可以起訴任何官員，甚至可以起訴任何統治階級看不順眼的「刁民」。司法人員如果濫用這種邏輯，不僅不能藉由法律來維護社會的正義，反而成為統治階級鎮壓政治異己的工具。起訴馬英九的檢察官顯然不知不覺已經成為這種工具。

我們還不能認定檢察官已經自甘墮落為統治階級打擊異己的工具。我們寧願相信，這是檢察官誤用形式邏輯的結果。但是，不論是墮落或是誤用邏輯，至少都顯示台灣的司法人員品質有待提升。

台灣人民對司法的不滿由來已久。這種不滿主要認為台灣的法律常常淪為政治的工具，政治力對司法的干預太強烈。國民黨統治時期如此，民進黨執政後也好不到那裡去。在政治干預下，律師與司法人員往往深覺無奈。但是，除了政治干預之外，人們對司法人員的品質也普遍懷有微詞，特別對司法人員接受賄賂最為痛恨。這次檢察官對馬英九的起訴，讓人們又看到檢察官品質的另外一個嚴重的毛病：過分強調形式邏輯，缺乏對社會通情達理的理解。這個毛病不僅出現在對馬英九的起訴，也或隱或明地表現在其他司法事件上，包括一般的非政治案件上。《老殘遊記》所說的酷吏，殆屬此類。

《老殘遊記》說，酷吏比貪官更為可怕。因為他們濫用形式邏輯，把雞毛蒜皮小事當作大案來懲辦。表面上一切合法，其實是在壓迫人民。但是，在政治鬥爭的領域，折衷酷吏的邏輯更能成為打擊政治異己的手段。

因此，提高司法人員的品質已經成為迫切的課題。我們的司法人員接受太多形式邏輯訓練，結果往往見木不見林，無意或有意地成為政治的工具，失去了法律應有的獨立性與正義性格。雖然，徹底改革司法還有更深層的面向；但是，提升司法人員的品質也是重要而刻不容緩的問題。其中，法律教育是急需改革的重點。台灣的法律教育過於偏重形式邏輯的訓練，是一個嚴重的缺失，需要徹底的改革。

高鐵主管坐領高薪引發詬病後，又爆出多位卸任官員獲私人企業延攬為獨立董監事，同樣可身兼多職，薪資數十倍於基層員工。卸任官員藉「公司治理」之名充當資本家攏絡公家機關的渠道，完全沒有「獨立」之實，反將「公司」乃至「公家機關」變成所謂「經營階層」寡頭決策的禁臠。

「公司治理」應是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為中心向外擴散，納入更多人共同參與整治管理。換言之，每日每夜與高鐵朝夕相處的基層員工是獨立董事的最佳人選；因高鐵開發、通車而受到影響的週邊居民，也是獨立董事該考慮的對象；由於高鐵營運以致原本通勤方式受到影響的通勤族亦是候選人；最後還有搭乘高鐵的乘客。無論如何絕不是另類的結黨營私、利益輸送，怎奈台灣社會組織結社的土壤薄弱，缺乏集體意識，徒有因私有化而高漲的個人意識，無怪橘越淮而成枳，「公司治理」成了「官私自利」的方便法門。

資本家攏絡人心的管道與方式五花八門，不必假公司治理之名亦然。更捏造理論曰：人脈就是金脈！使升斗小民也做起大頭夢，將人與人的交往視為飛黃騰達的工具。是故，如此假公濟私之舉，竟被視為理所當然。

M型社會下薪資分配呈現M型狀況，似乎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然而M的谷與峰之間的差距究竟多少才合理，則有必要斟酌一番。我們當然不是教條的勞動價值論者，狹隘的認為勞動才是價值的唯一來源，證諸歷史，管理者的領導創新，往往也是重要的價值來源。

不過管理者與基層員工一樣，都要證明自己創造價值的能力，才可以說服他人同意自己領取相應的薪酬。此番高鐵既然坦誠營運後虧損，那麼理當檢討未來待改進的地方在哪裡？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除了基層的員工之外，必須徹底檢討的當然也包括了管理階層。但我們發現在公司虧損的同時，竟有管理者享有高薪，難不成意味著所有虧損的過錯都在基層員工，而管理者非但不必為虧損負責，反倒居功厥偉嗎？

我們肯定管理者的價值，但不能以為它就是不證自明、不可質疑的。睽諸市面上許多所謂的「管理理論」，其實都是新瓶舊酒，空有絢麗的詞彙包裝，實則抄襲舊有的炒冷飯。畢竟偶爾扮扮大師、充當名嘴倒還無傷大雅，但久而久之讓人誤以為每位管理者都是人上人，套上管理、治理的外衣就不會犯錯，從而它的價值也就被過份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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