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潛在最深刻的危機所在，可能就是日益高漲的「極端政治」現象。所謂的極端政治，也就是政治立場的極端化，造成理性思辨空間的消亡，所有的公共論述都僅僅成為立場宣示，而且，是極端對立的立場。這一現象，表現的最為淋漓盡致的，就是有線電視頻道的所謂「談話性節目」，堪稱紮紙人、灑狗血之極致表現。然而，不只是人人都會罵上一兩句的談話性節目如此，在其他公共議題領域中，這一現象也極為突出。

例如以教育事務而言，十多年來的教育改革有沒有犯錯？但是，除了錯誤之外，教改難道真的毫無正面價值？同時，若是有錯，那誰又該負起責任？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選擇題，更不是是非題，每個問題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申論題。教改有其正面價值，但也有其實踐偏差；政策制訂者有錯，各教育團體、包含教師，也脫不了關係；西元2000年政黨輪替前的執政者有錯，2000年後的接替者也難辭其咎。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以示站在一個超凡入聖的位置上，而是說明一個事實：任何公共議題都有其複雜性、多重性。政策制訂、實施與反饋之間構成一個錯綜複雜的機制，因此，任何不當的結果，都可能來自此機制或過程中的任一環節失當或彼此關連失誤所衍發。這是任何有關決策理論的入門觀念，但是，在台灣卻變成難以企及的層次。

於是，在台灣，所有的一切都變成為立場的叫囂，「立場掛帥」甚至已然成為一種驕傲的標示。我們看到了滿腦袋政治掛帥的教育部長，汲汲營營的試圖利用國家名位來強制傳遞自以為是的政治信仰；我們也看到了凡事以對立為先的在野黨，困在兩顆子彈的陰影中自甘沈淪，將黨同伐異這句成語演繹至最極致的地步。然而，這種極端政治的操作手法，卻猶如潘朵拉的盒子一般，一經開啟，就難以挽回，因此，我們也看到了噬人者終究也將自噬。

黨同伐異的邏輯一經開啟，就可以運作在任一層面，可以對外，當然也就可以對內，一經如此操作，「內」便又切割出「內」與「外」，週而復始，直至整體社會因為不斷的零碎化、對立化，而面臨秩序瓦解的地步。我們可以看到，凡事以對立為上的在野黨，自身內部也可以依此邏輯而再區分出不同的對立團體：無論是過去的「馬／王」或是現在的「吳／王」，皆可如是觀；執政黨也無法自外於此一邏輯，日復一日的熱中於區分「中」與「台」，並嚴重的污名化前者，終究也在立委和總統初選過程中，以此為劍互刺互斫，終至元氣大傷。

或許我們該慶幸的是，這一切目前看來瘋狂於政壇的極端政治邏輯，尚未「傳染」至一般的社會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所必須具備的理性，仍然對於我們社會的生活層面起著關鍵而穩定的作用。因此，我們或許必須開始思考的是，如何讓政治不再是台灣社會的主導力量，而應該反過來，讓社會成為政治的主人。而這或許也是台灣走出極端政治的唯一可能路徑吧！

南韓於前年12月通過「關於沒收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的特別法」，並引此成立「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清查日據時代通敵叛國者遺留給後代或其眷屬的土地、財產。清查活動持續進行，至今年5月為止，共計近128萬平方米，總值約320億韓圜的土地已收歸國有。在這之前，韓國盧武炫政權公佈了包括韓前總統朴正熙在內的3,090名親日派名單。曾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幫助日本給大韓民族或其他民族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害的人，都被列入了這個名單。

台灣之前討論的轉型正義，多集中在兩蔣時期，並將焦點集中在「討黨產」。與南韓相較，僅將轉型正義縮現在「國民黨」、「黨產」問題，視界的確過於狹小，且極易流於政治操作，對揭露威權時代的錯誤，幾乎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反觀南韓，勇於面對過去的歷史之餘，尚根據「毒樹毒果理論」，通敵者違反民族利益取得的財產，即便透過繼承關係綿綿不絕到今天子孫的手上，一樣是因叛國罪得來的「不義之財」，為實現遲來的正義，一律充公，別無他法。

如不論國民黨在戒嚴時期的暴政，國民兩黨亦不願如南韓徹底追查日據時代的皇軍同路人，說穿了仍是地緣政治在發揮作用。蔣介石竄逃來台後仍利用皇軍餘孽組成「白團」充作軍事顧問團，進行反共大業，而民進黨更需美日聯手制中，確保亞太局勢不至失衡。如此要進行深刻的轉型正義，實如緣木求魚，反倒是認賊作父，時時上演。

轉型正義簡單來說，就是清算過去的歷史，確認當時的犯罪結構與揪出加害人，同時為被害人平反、並給予一定程度之補賠償。南韓在這方面的確領先台灣一大步，不僅清查「韓奸」遺留給後代的財產並充公，對二戰之後歷代獨裁者亦未假詞色，1997年4月，韓國大法院對前總統全斗煥作出了終審判決，以「軍事叛亂」、「內亂」、」與「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並罰款2,205億韓圜，判處盧泰愚17年徒刑並罰款2,628億韓圜。按此標準，引日軍開台北城，其後靠著日本殖民政府政商亨通的辜顯榮後代皆不得免，歷屆主持警備總部者亦需接受調查，甚至判刑。

但在台灣進行轉型正義的確有其困難，首先是國民黨政府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本身經過了寧靜革命，體質發生轉變，而且到現在都還擁有過半的民意支持度，懷念過去威權統治的言論仍活躍於市井與大眾傳媒。換言之，不分省籍，在數量上並未產生壓倒性數目的民眾對過去持批判的態度，使得轉型正義難以落實；另一方面，這也與民進黨治國效能不佳，甚至爆發多起重大官商勾結、貪瀆案件，正當性發生危機，欲推動轉型正義反落人口實。

最後，台灣民主化過程縱使出現諸多群眾運動，但究其實為菁英協商、權變下的民主化，缺乏民眾直接參與，絕非壯闊的人民革命，再加上國民黨當時貫穿諸多社會網絡，牽連甚多，這些因素都不利於推動轉型正義，這也是矢志發動清算歷史者，不能不面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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