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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09-10》 |
本期內容 | |
◎《經典50》之31:傑克‧凱魯亞克:旅途上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 |
◎教授爸爸週記:Bloom對大學的批評 |
《經典50》之31:傑克‧凱魯亞克:旅途上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 |
宋國誠 | |
儘管曾經被批評家說成離經叛道、精神錯亂,作品被視為虛妄、墮落、迷失和鼓動犯罪,甚至說成穢物和垃圾,但經過多年之後,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1922~1969)的作品已被策列為「垮掉一代」的經典大作。凱魯亞克本人就是「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這一名詞的創始者──1948年與同為作家的約翰‧霍爾姆斯(John Holmes)共同提出了這一深具文化指標意義的名詞,並因此獲得「垮掉之王」(King of the Beats)的稱呼。1957年準自傳體小說《旅途上》(On the Road,1957)出版以後,在美國青年中掀起一場「背包革命」(rucksack revolution)。無數青年以凱魯亞克的牛仔褲、寬皮帶、短T恤為模仿象徵,他們棄離城市、奔向荒野,嚮往在簡樸的生活中進行肉體的清洗和精神的脫殼,一種「波希米亞/禪宗式」的避世與遁離。 走在自我遺忘的道路上 「beat」一詞,譯為「垮掉」,雖沿襲已久,其實並不妥當。「beat」原先取意於爵士與搖滾樂「重敲力擊」的表演方式,意指打碎、敲破、擊毀一切僵硬固化的成規與羈絆,但它不是指演奏本身,而是指一種宣洩之後的快感。根據凱魯亞克從一個販毒者的口中得知,「垮掉」其實是指在極度興奮之後的滿足與鬆懈之感,凱魯亞克則將「垮掉」定義為貧困、潦倒、一無所有、垮掉、流浪、在地鐵睡覺;但他同時也把「垮掉」聯繫到天主教的神秘主義:「至福」(beatific),意指在天國目睹上帝尊容時的無上喜悅與光榮。 無論意義如何分歧,「垮掉」雖是特指1950至60年代美國青年的社會反叛,一種「美國特產」的文化症候,但它與頹廢、墮落、自暴自棄等等並無必然關聯。「beat」表明了一種哲學立場和生活態度,它反對工業文明和物質文化,崇尚原始情感與自然生活,追求個性自由、沉思冥想與精神解放,以實際行動致力於對自我與世界重新的認識與建構。作為一種反英雄主義的「亞文化」,「beat」常因吸毒、濫交、犯罪而受到抨擊,但這實際上是人們把「垮掉一代」與「嬉皮」(Hippie)混為一談,同樣的,人們多年來也以同樣的偏見誤讀著《旅途上》。應該說,嬉皮只是對「垮掉一代」的拙劣模仿,文學上的「垮掉一代」與嬉皮的奇裝異服,形貌雖類似,意義卻大不相同。 小說從青年作家索爾‧帕拉代斯(Sal Paradise)剛與妻子仳離、大病初癒,一切皆已萬念俱灰的人生轉折為起點。經過友人介紹,索爾認識了從墨西哥少年監獄出院並來紐約找工作的狄恩‧莫里亞提(Dean Moriarity)。狄恩雖然短暫停留,但卻給了索爾深刻的印象和魅力。索爾將狄恩看成「西部奇人」,「雖然他口口聲聲強調,當務之急是要找一份工作,但對他來說,性愛才是生命中唯一神聖和重要的事」(註1)。然而,狄恩並非無賴漢,他在獄中最大的興趣是學習尼采哲學,他來紐約是想向索爾學習寫作,因為想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所以竟會說出想要「透過叔本華的二分法的所強調的那些因素,來達成自我的實現……」等等不知所云的話。對索爾而言,狄恩「像似一條新的地平線」,代表著一種新的生活挑戰與召喚,他不像索爾紐約的朋友,整天援引政治經濟學論據來討論社會的黑暗,他「用極大的熱情追求麵包與愛情」。在索爾心中,狄恩是欲望、冒險與解放的化身,他具有「一種西部式的作風,是一陣從西部吹來的風,是一首從大草原傳來的頌歌」(註2)。於是,為了與不告而別的狄恩再次重逢,索爾踏上了前往丹佛(Denver)的道路上。 這是一次橫越美國中西部的漫長之旅,但也是一次心靈上去殼換翼、冒險拓荒的破繭之旅。索爾坐上了直達芝加哥的巴士,經過了賓夕法尼亞幾個城鎮,越過了俄亥俄的平原區,夜裏穿過印地安納州。如果旅費花光了,就改搭便車,沿途享受山光水色,享受密西根湖的風。經過伊利諾鬱綠蒼翠的大草原之後,進入了愛荷華,索爾目睹了心儀已久的密西西比河,最後在越過內布拉斯加之後,進入丹佛市。長途的漫行不只是地理、風土、景觀和人物的變化與移動,不只是從東部到西部的行走,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更新、驚奇和跨界,是「舊我」向「新我」的飛馳和穿越。每一次的越界,就是一次自我陌生化後的省思和充實,每一次的驚奇,就是一種自我遺忘後向陳腐歲月的告別。途中,索爾感受了他一生中最詭異的體驗: 我想不起來自己是誰。我遠離家園,因為旅途跋涉而困頓不堪,躺在一家陌生的廉價旅館,盈耳的窗外火車的蒸氣嘶嘶聲、旅館木頭的吱嘎聲、樓上的腳步聲和各種引人憂鬱的聲音。我望著高高的、有裂痕的天花板,有整整15秒鐘想不起來自己是誰。我覺得自己是另外一個人,一個陌生人,一個過了憂靈似的一生的人。……我已經跨越了半個美國,來到一條分水嶺上:分水嶺的一邊,是過去的東部的我;分水嶺的另一邊,是未來的西部的我(註3)。 在往加州的路上,索爾愛上了一位墨西哥女孩泰妮,一個被丈夫遺棄獨自撫養兒子強尼的孤獨女子。兩人的感情不是露水姻緣,而是一種萍水相逢的心靈知遇。為了泰妮,索爾找了一份採棉花的工作,他真正體驗了底層農民的生活。在辛勞中,索爾怨恨自己過去那種四肢不伸、五穀不分的生活,他感覺到自己找到了一份終身事業,找回了自己失落的靈魂。「跪在土上工作的感覺非常好。每當我想休息,都不會吝嗇躺下來,把頭靠在濕潤的褐色泥土上。鳥兒的歌聲彷彿是在為我們的工作伴奏……」。白天,索爾與一群「流動田工」一起勞動,他感到羞餒又激動,因為自己的笨拙和吃力,與這些流動棉工採棉花時的熟練和耐力,形成的鮮明的對比。夜晚,索爾與泰妮母子住在紮在田裏的帳蓬,享受生平最美味的晚餐。索爾體驗了暗夜裏草原吹來的涼風,感受終日勞動之後浪漫的疲倦,狗在寒夜中吠叫,牛仔音樂從遠處的酒館傳來,流淌在整個草原之上,一曲曲憂傷的樂音,迴繞在帳蓬四周,草原上,一座孤伶的帳蓬,「泰妮躺在我的身邊,強尼則坐在我的胸口,她們母子倆在我的筆記本裏畫了一些動物圖像」(註4)。白天的汗水、田中的鳥鳴、夜晚的星光、風中的哀樂、愛人的談笑,這一切,是溫暖、自由與愛的聚集,是靈魂的甦醒和綻放,是短促生命中一次永恆的註足……。 回歸「至福」,終於「涅盤」 隨著索爾與狄恩的分合,兩人前後又經歷了4次旅行。小說細緻地描寫了狄恩一群死黨放浪不羈、縱情聲色的生活:飲酒、性愛、嗑藥、擁槍、飆車、狂歡、偷竊,他們漫無邊際的四處遊走,隨性的尋歡取樂,高談上帝和宗教神秘主義。他們從不停留或歇腳,移動與飄忽-「on the road」,是他們唯一的口號和目標。 然而,這群死黨並不是烏合之眾,他們相互觀察彼此的內心、揣摹對方的性格、相互的支持與安慰。索爾向卡洛吐露一個「屍衣人之夢」的秘密,索爾總是夢見自己在越過沙漠中,被一個阿拉伯裝扮的人追逐,總是在索爾抵達基督教城市前將他撲倒在地。卡洛為索爾解夢,說「屍衣人」是死亡的化身,怪夢本身是索爾自己對死亡之單純渴望的反映。而卡洛也向索爾吐露一些怪異經驗,卡洛自從達科達回來以後,經歷了一個稱為「神聖憂鬱」的可怕階段。「每天晚上,他會聽到一部『巨大的機器』從天而降,而當他在125街散步時,又會發現自己『置身水底』,四周游著大小魚兒」(註5)。顯然,這是在酒精和毒品幻覺下一種反抗意識的回潮和裸現。 同伴之一的「公牛老李」(Old Bull Lee)則是「垮掉一代」的典型。他曾在維也納學過醫學,讀過所有關於人類學的書籍。他遊遍世界各地,一生都在作研究,而此刻的研究主題則是「生活的事實」。實際上,公牛老李早已把自己融入他所研究的對象之中:夜生活和嗑藥,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體驗生活:他在南斯拉夫娶了一個白俄公主,在芝加哥當過滅鼠工人,在阿爾及利亞、巴黎、雅典、伊斯坦堡……,他在英國旅館閱讀史賓格勒和薩德,在芝加哥他計劃搶劫一家土耳其浴室。至於主角狄恩,人們看到的只是他瘋狂和反叛的的外表,索爾卻能看透他的內心: 他渴求著回到溫柔之源,渴求著透過肉體的極樂來體驗那原初的至福,渴求著回到他所從來之處。這是在鐵窗後面經年累月看黃色畫報的結果,是對比鐵窗的堅硬和女性的柔軟之後的結果……(註6)。 《旅途上》不是一部簡單的流浪小說或旅行文學,而是一部探索小說,亦即通過肉體的縱放與棄絕,來體驗神秘的「至福」境界。至福,是「垮掉」的形上感知與體驗,在柏拉圖的意義上,是指人對「最高知識」的追索,湯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則把「至福」定義為肉體死亡後人類存在的最終去向,在基督教中稱為「太初」,在中國易學中稱為「太極」,以佛家語言來說則是「涅盤」。小說雖以驚世駭俗之姿問世,但其內蘊的深層意境卻是超驗性的訴求,它指向對「生命之源」的探索,對一種「至福意象」(Beatific Vision)的回歸。 註1:Jack Kerouac,梁永安譯,《旅途上》,台北:台灣商務,1999,頁32。 註2:同註1,頁39。 註3:同註1,頁45。 註4:同註1,頁132~133。 註5:同註1,頁169。 註6:同註1,頁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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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教授爸爸週記:Bloom對大學的批評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8月28日,我們這一群通識教育經典讀書會的成員,接受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藿主任的邀請,跑到該校分享通識教育經典閱讀的心得。 近半年來,我們讀的是Allan Bloom的《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這本書,是我20年前在美國讀博士時買的,但一直都沒看。沒想到,與林孝信、朱建民及黃藿等教授讀書時,還是逃不了Bloom的魔掌。 我導讀的是這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討論學生與大學(The student and the university)的關係。其實,就這個部份而言,Bloom對大學是充滿批判的。 他一開始就提了一個大哉問:對於一個首度離家,追求博雅教育的年青人來說,一流大學要教給他什麼?這樣的關心其實是在深思全人教育與科學整合的問題。 有些人鼓勵讓小孩子自由地發展自己,認為將我們的觀點強加給他們是威權的作法,Bloom覺得這樣的想法非常幼稚。他說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有大學?他指出大學必須有所堅持,過度民主,顯現的是一個缺乏共同規則、沒有願景的校園,最終就是大學失去它的獨特性。一切追求平等的民主思考,在大學中造成無意及沒有能力追求卓越性。 這也是為什麼,當學生進入大學,面對各種不同的學科及課程,因為缺乏指導,常常不知所措,不知該修什麼。Bloom指出,對一個大學來說,首要的問題必須思及學生該如何作出選擇?該如何進行課程的連接?可惜的是,大學各科系及課程並不相關,它們還互相衝突、互相競爭。更糟糕地,沒有人對此有所體會;多半教授都是關心自己領域的專家,只有興趣於自己學術的進展。 Bloom批評Cornell大學的6年制博士班學程,目標就是針對已經確定未來生涯的高中生而設計的,這樣的規劃只是透過鼓勵專業主義來壓抑學生對博雅教育的渴望。Bloom認為Cornell大學的計劃不敢道出的秘密,就是大學沒有足夠能力教育學生,沒有足夠能力留他們4年,甚或3年。如果焦點是生涯訓練(careerism),硬自然科學(如物理及化學)以外的學科,沒有那一種專業需要2年以上的訓練。 Bloom不無哀怨地指出,這些偉大的大學,縱然可以分離原子,治療可怕的疾病,但卻不能發展出一套對大學生有所幫助的博雅課程,這是我們當代的悲哀。 Bloom另一個對大學的批評,在於自然、社會及人文三大領域的扞格及不願合作。他指出,19世紀的偉大科學家,是一個對其他學問有所尊重的教化人。自從60年代以來,科學家已經對社會科學家及人文學者說得越來越少。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已變成只是行政關係,而沒有實質的思想接觸。 Bloom描述,對科學家來說,人文學是一種休閒,對人文學家來說,自然科學家都一樣,像充滿敵意的外星人。可悲的是,社會科學及人文學也互相看不起;前者看不起後者的不科學,後者覺得前者俗氣,雙方互不合作。但社會科學也沒有得到自然科學的認可;前者被視為只是一種模仿,而非屬於自然科學的一部份。 Bloom對人文學的被冷落,一定是感同身受。他說大學的第三座島,就是如亞特蘭大城的人文學。人文學的商店,展現的是差異而缺乏一致性的古物,充滿灰塵而且開始腐朽。人文學就像偉大古老的巴黎跳蚤市場,充滿廢棄物,眼尖的人可以從中找到寶藏而致富。它也像難民營,裡面住著失業的天才。大學的另外兩個領域對它一點都沒有興趣;因為他們一切向前看,對祖先的遺產沒有任何興趣。 其實,Bloom最主要的還是對當時博雅教育的失望。他說在60年代,大家急著取消通識的要求,80年代,大家又忙著設定所謂的核心課程,於是出現兩種解決問題的典型反應;第一種就是要求學生在自然、社會及人文三大領域下的學系任選一到二門課程。這樣的想法主要是廣的考慮,這些課程多半是已存在的基礎課。問題是,這樣的學生變成什麼都懂一點,但在專業卻又很蹩腳。 第二條路就是所謂的組合課程(composite courses),由幾個不同科系教授,特別為博雅教育開設的課。這些課包括「man in nature」、「culture and the individual」等等,優點是能反映學生的需要,而且強迫教師拓展自己的視野,但問題則在於追求流行而缺乏實質性。一般而言,自然科學家合作的意願一向不高,因此課程的不平衡非常明顯。這些課程無法超越各自的限制,朝向恆久性問題的探討。而且課程常落入零碎化,這裡一點那裡一些。 Bloom認為僅有的解決方案,偏偏也是被廣為忽視的:透過閱讀經典,去掌握恆久性的問題,並思考為什麼這些問題亙久彌新。他指出,沒有共同關心重要議題的認識,就不可能有嚴肅的博雅教育。 Bloom覺得真正的博雅教育要求學生全部生命的激烈轉變,改變一切的行動、品味及選擇,所有以前的東西都無法免於重新評估與檢視。博雅教育讓所有的東西處於風險階段,而且要求學生能面對所有風險。醫科、法學及商業的學生,只想追求狹礙的專業,他們只是人文藝術學科的旅客而已。 1987年出版的一本書,現在重新省思,對我來說,多半能體會Bloom的關懷。其中唯一不能釋懷的,還在於,以台灣的環境,有多少學生可以承擔他所提倡的,經典閱讀的博雅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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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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