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政院主計處估計，今年民眾儲蓄率將攀高到1兆4千多億，佔GNP比例8％以上，是近10年來第3高，僅次於2002與2003年。但是，那兩年台灣遭受SARS的衝擊，民眾的經濟消費活動大幅度下降，是特別狀況造成的。今年的高儲蓄率並沒有這些特別狀況，這反映了民眾不敢放心消費。高儲蓄率對台灣將有怎樣的影響？民眾不敢放心消費又表達了怎樣的顧慮？

高儲蓄率反映了兩個現象：民間資金湧入投資部門不足，以及民眾消費率偏低。民間不願意投資，表達社會對於投資報酬率信心不夠。這是受到近些年來台灣經濟長期低迷，以及對台灣統治集團無能且不當干預經濟活動所致。然而，投資率的偏低不僅反應當前的經濟情況，還將影響未來台灣的經濟成長。今天的低投資率，必然導致明天的低經濟成長。

消費率偏低通常源自民眾對未來就業市場的擔憂。這顯然是因為近年來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景氣持續低迷所致。民眾擔心失業，積榖防飢，非必要的東西就儘量不要購買。這種情況將隨著最近物價的上漲而惡化。西方的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通貨膨脹（即物價上漲）加上銀行利率偏低，將會刺激民眾的消費，因為消費者擔心錢越來越薄，不如趕快把錢花掉。但是，亞洲文化多有儲蓄的習慣。而且，在失業的陰影下，物價上漲只有促使她／他們更加節省。

M型社會對於台灣的消費率又會雪上加霜。M型分配一端的多數人貧困化顯然會抑制她／他們的消費慾望；而M型分配的另一端則由於人數少而對內需的貢獻有限。富人以及企業的消費主要是用來購買生產資料，亦即進入投資部門。然而，種種的政治與經濟因素，造成台灣的投資環境缺乏吸引力。因此，M型分配的富有一端只有把錢放到投機場所，或是儲蓄。整體而言，提升了儲蓄率，而以低投資、低消費為代價。

過高的儲蓄率不僅會影響經濟的成長，嚴重的還會導致經濟危機。歷史上例子很多。1990年代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不振，主要原因就是日本過高的儲蓄率。19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經濟學者凱因斯就歸諸於儲蓄率偏高，造成社會總體有效需求的不足。由於經濟活動的國際互動性很高，台灣內需的不振或許還不能決定國際性的經濟危機；然而，儲蓄率的偏高絕對不是健康的。台灣社會的未來勢必要為今日的高儲蓄率付出代價。

資本家總將自己的利益，說成全民的利益，從而取得正當性。甫推動「生技產業發展條例」的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和中研院長翁啟惠入主宇昌，擔任董事長及董事，毫不迴避，還高喊投資乃為了發展台灣生技產業而「被逼上梁山」。

果真如此委屈？據說為獲得Genentech藥廠授權，只好先替宇昌籌措資金，目的在為取得授權，且新藥研發風險極高，投資可能血本無歸。但TNX-355是台灣人創辦Tanox藥廠的藥物，本打算在台投資設廠，結果資金不足又被Genentech併購才胎死腹中。如今官學合力加持，僅得授權研發，生產製造則移至新加坡。既然研發風險極高，創造就業及產業連帶極少，何以擇此作為台灣生技發展之途？

事實上，藥廠的「廣告行銷」費用遠高於研發經費，主用於對醫師、政府官員、學界顧問的公關活動。且「研發」亦非開創新藥，大部份的研發經費用在延長專利和舊藥的仿製藥品（me-too drugs）。TNX-355就是即將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的藥物，又有諸位大神站台，要血本無歸也難。

愛滋藥物專利正是惡名昭彰的疾病製造者，許多具依賴性的藥物更藉雞尾酒療法「混」跡各地，再以專利要脅索錢。站在普羅大眾對立面的道路，絕非台灣生技發展的選擇。

產官學沆瀣一氣在台灣已非新聞，正因為見怪不怪，故學界泰斗可明目張膽的同時兼任多個私人公司的顧問，挾學界清譽為企業加持背書；解職政客也可以立即轉戰企業並榮膺董事和董事長，特別是該公司業務與其任公職期間所推動的優惠條例相關，教人不懷疑有利益輸送也難。

中研院長翁啟惠與前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紛紛進入宇昌公司擔任董事職務，這兩人又是日前積極推動生技產業發展條例的主角，該條例最重要之處，即在給予生技產業免稅優惠，協助其發展。政府扶植重點產業，給予租稅上的優惠本無可厚非，問題是主其事的官員自己投入大量資金，又擔任董事長，即使政策立意良好，但圖利自肥的疑慮則無可避免。

再說，甫解職的政府官員利用其人脈為特定公司作嫁，也是政府介入干預市場的變形，可能使許多本來更具競爭力的企業因此而倒閉，無法充分發揮市場的篩選機制，讓最適任的企業存留下來。因此，許多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國家，皆有明確的利益迴避旋轉門法規，就是為了防堵政府官員受利益誘惑而圖利自肥，哪怕是透過這種間接的手段，也可能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市場機制如此脆弱，怎能不用心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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