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明年度起教育部擬全面凍結博碩、士研究所招生名額，同時也將著手對大學進行「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教學研究型」、「教學型」及「社區型」等5分類區分，而「社區型」大學則被禁止招收博士班學生。

不過，這個引起軒然大波的新聞，旋即由教育部長杜正勝出面否認，而與先前受訪的高教司長說詞有所出入。顯然，無論這個構想是好是壞，教育部連政策共識都還付之闕如，其草率由此可見。

平心而論，國內博、碩士研究所擴張現象確實問題重重。博、碩士的量產是不爭的事實，而在這個量產過程裡，品質的良莠不齊更是眾人皆知。換言之，若要做為主管單位的教育部視而不見，也未盡合理，然則這個問題卻遠非目前所披露的解決構想那樣地單純。

根據教育部的資料，從94年度起，博、碩士招生名額正式突破5萬，引起不少人質疑台灣是否需要這麼多的博、碩士？目前的主流態度普遍認為供給過於浮濫，但我們卻認為難以如此論斷。理由很簡單，當大學普及化、大學文憑成為一種基本學歷時，則勢必連帶刺激學生考研究所的需求。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博、碩士是否過多的問題，而應該是愈來愈多人希望進研究所就讀，究竟所為何來？又是否能夠如願？

我們憂慮當前正陷入一股學歷通膨的惡性循環。由於大學學歷的貶值，導致大學畢業生就業不順，因而愈來愈多人希望透過更高的文憑學歷來取得就業優勢與利基。但問題是，博、碩士招生名額的膨脹，卻也讓博、碩士文憑的稀少性於焉不存，於是形成了以撐待變卻未必看得到黑暗隧道盡頭的困局。

教育部的因應是將博、碩士研究所的設立與經建會方案掛勾，以解決就業塞車的問題。但如此一來，又未免將研究所等同於高級職訓班或進階補習班，而與研究所的根本精神有所背離。畢竟，人文、社會相關的研究所遠遠不宜用產業需求來衡量。更何況，完全以就業導向來左右研究所的設立與退場也未必真能如其所願。過去幾年，政府把生技業吹噓成當紅炸子雞，結果呢？生技相關研究所畢業生悔不當初者比比皆是。

博、碩士名額是否過多？見仁見智。但對於博、碩士總體素質的降低則恐怕具有社會共識。我們主張，與其由教育部煩心博、碩士素質問題，倒不如訴諸教師自律。研究所的博、碩士學位取得本有一套嚴謹程序，但不可否認，口試委員的把關標準江河日下。按理，每個口試委員簽下自己的名字為學生的學術成就背書何其嚴肅，但遺憾的是，草率背書情形卻愈來愈普遍，其結果自然對認真花時間做研究、寫論文的學生形成了打擊。換言之，倘若學術社群將這個自律性棄置一旁，那麼就算是博、碩士名額再怎麼精簡，學校再怎麼分級，都無濟於事。

過去國內已有不少學生論文涉嫌抄襲，但卻從來沒有人對指導老師、口試委員追究過相關的道德責任，而整個學術社群也鄉愿依舊，選擇沈默。這種自律性的淪喪遠比博、碩士的量產貽害更深。這個根本之患不除，若再加上教育部把研究所當成高級職訓班或進階補習班來「改革」，則台灣的研究所教育大概也走到了盡頭。

1962年34歲即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美國白人華森，近日卻再度主張基因決定了黑人不如白人聰明，挾其諾貝爾光環引起軒然大波。殊不知所謂「聰明」與否皆根植於一定的社會值價體系：農民對土壤、作物的生產知識，與大學教授腦袋裡裝的四書五經，孰憂孰劣？但華森的「科學種族主義」卻把此一社會價值體系完全抹平，異想天開地替白人的優越地位尋找基因原理。

與華森針鋒相對的是今年的文學獎得主萊辛。儘管88歲的她可能是史上最老的得主，但她早於1950年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中，便以其左翼關懷結合南非下層白人的生活經歷，以驚心動魄的寫實主義筆法，深刻批判了種族殖民制度以及白人的偽善與矛盾心理，更在南非文學史上較早地成功塑造了一個具有愛憎情感的、活生生的黑人正面形象，顛覆了白人加諸於黑人的愚蠢、麻木、低能等偏見。

可惜，類似華森之流、以現代外衣包裝的種族主義，竟從19世紀講到21世紀，依然不絕如縷。就憑這一點，萊辛的批判便永不嫌老，頒給她的文學獎也絕對不晚！

諾貝爾獎給88歲高齡的多麗絲‧萊辛，實在令人失望。萊辛作品不能說不好，但她真的是老了，基本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左翼政治與人道主義情懷裡，至於她的女性主義其實只是半調子，並未走出男性設下的政治、社會大敘事。她的處女作《野草在歌唱》雖然描寫了南非下層白人女性的情慾掙扎，但完全被整合進種族主義批判的陽剛敘事中，只因迎合了當時的時代氛圍才得以爆紅。

倒是196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華森，近日接受《星期泰晤士報》訪問時指出，近10年的科學研究證明，黑人基因與白人不同，使黑人智能低於白人。華森更以此立論，指陳先進國家對非洲的援助政策預設有誤，應該在黑人比較蠢的認識下改弦更張。此一觀點恰為萊辛的對立面。

那麼，孰是孰非？上世紀的萊辛就黑人問題的矛頭指向非常清楚，即南非的種族主義制度，但如今，南非黑人早已執政，眾多優待黑人的政策卻依舊無法改善黑人的貧困與失業。在此一背景下，我們再回來看華森的理論，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科學種族主義」居然還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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