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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10-25》 |
| 本期內容 | |
| ◎經典50之38：安東尼‧柏吉斯之發條橘子（上）Anthony Burgess: A Clockwork Orange | |
| ◎教授爸爸週記：追夢基金會 | |
| 經典50之38：安東尼‧柏吉斯之發條橘子（上）Anthony Burgess: A Clockwork Orange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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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被英國教授作家安東尼‧伯吉斯（1917～1993）視為他30多部小說中最不喜歡的一部，但《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1962）不僅使柏吉斯一舉揚名，作品更被譽為20世紀反烏托邦式「概念小說」和「後現代寓言」的經典大作。 小說寫於英國「反實驗主義」氛圍高漲時期，但柏吉斯卻以實驗文本逆勢而作；小說出版於戰後西方國家暴力泛濫、道德式微的轉型時期，但小說中對暴力與犯罪的露骨描繪，對利用「生物科技」對犯人進行人性改造的真實描寫，正好衝撞和挑動人們仇惡厭暴的心理，無不讓許多讀者感到噁心、不安和窘迫。小說還被曾經執導《洛莉塔》（Lolita）的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於1971年改拍成電影（台灣禁演達30年），作品被視為20世紀「新浪潮」和暴力美學的代表作。 超級暴力≠自由意志 「發條橘子」，取自英式俚語「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藉著「像上了發條的橘子一樣」來形容怪異與變態。對曾經派駐馬來西亞及汶萊的柏吉斯來說，「橘子」（orange）與馬來語的「人」（orang）只有一字之差。橘子色美肉甜、鮮嫩多汁，象徵人類純真善良的自然本性，「發條」是一種機械裝置，象徵規律和節制。「發條橘子」是人體與機械的組合，把機械式的道德觀強加於柔軟的肢體上，意指主體遭受他人操控，失去了自由意志。從哲學意涵來說，拋開改編電影過度誇大商業暴力色彩不談，《發條橘子》旨在表達人類自由意志「三段式辯證」的存在樣態：從絕對放縱、完全受控到虛無疲乏。 小說選擇了另類時空，坐落於人類移民月球後的未來英國，但空間的選擇並非取意魔法或科幻背景，而是取意一種意志伸展無遠弗屆、道德約束疲軟無力的想像空間。柏吉斯依據1960年代英國青年放蕩不羈的反叛形像，塑造了主人公兼敘事者亞歷克斯（Alex DeLarge），一個年僅15歲的小流氓，操著納查奇語（Nadsat language），敘說著他荒誕不經的成長經驗。入獄前的亞歷克斯生性殘暴、無惡不作，他與同伙組成了「暴力四人幫」，四處打殺劫搶、姦淫擄掠，儼然是一群目無法紀的犯罪機器。小說一開始，4人坐在酒吧裏，討論接下來要玩什麼花樣？他們把迷幻藥攙入牛奶中飲用，暴力欲望與幻覺立刻湧上心頭，他們於是外出尋找攻擊目標。剛好一位從圖書館走出來的老教師成了他們的獵物，他們把老教師從圖書館借出的珍版書撕得粉碎，把他毒打一頓，直到奄奄一息才罷手。 小說第一部分，每一頁就像沾滿血跡、勃發顫動的紙捲，令人咬牙切齒、血脈賁張。四人幫戴著長鼻面具，衝進一家鄉間小鋪，一陣拳打腳踢把商店夫婦打倒在地，然後將收銀機的錢財洗劫一空；街上遇到一名醉漢，他們無緣無故將他毆打至鮮血直流；他們把別人的汽車推入河中，把地鐵上的座椅拆毀，將車窗砸碎；他們用竊來的汽車在馬路上飛馳狂飆，鬼呼嚎叫、撞人取樂；「幫主」亞歷克斯花言巧語將兩名少女騙至家中，對她們強姦施暴；一次夜裏，四人一起闖入民宅，將作家主人亞歷山大（Alexander）的書稿《發條橘子》惡意撕毀，甚至在他面前輪姦他的妻子；他們與敵對幫派進行械鬥，雙方進行以「超級暴力」（ultra-violence）為名的巷戰，結果刀槍齊飛、死傷累壘；一直到被捕前，他們闖入舊城區一位老婦人家中對她施暴，導致她送往醫院後傷重死亡。 暴力敘事的美學化 鬥毆、搶劫、強姦、兇殺、吸毒等等，無不讓人觸目驚心、噁心翻胃。但柏吉斯之所以放筆於暴力渲染，並不是為了譁眾取寵，而是刻意營造暴力行徑和恐怖意象，來探討人性中「施虐快感」的欲望結構，以及受到死亡本能所牽制的權力意志。 在小說中，噬血為樂、崇尚暴力的亞歷克斯深愛古典音樂。一般來說，音樂總是能淨化人心、陶冶性情，但對亞歷克斯而言卻是誘發暴力欲望、升高攻擊本能的「刺激源」，他通過美妙的音樂來激發暴力和性欲，從中獲得施虐與自慰快感，進而釋放自我狂放的意志。在小說中，暴力是以一種節拍、韻律、音調的聲樂形式來表現的，從貝多芬的第5和第9交響曲，莫札特的第40和41交響曲，乃至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s），都被融入暴力的泫染與表演中。在一場暴力行動中，柏吉斯如此描述： 弟兄們哪，足踏圓舞曲──左二三，右二三──破左臉，割右臉，每一刀都令我陶醉愜意。結果造成兩道血流同時掛下來，在冬夜星光映照下，油膩的胖羊鼻子的兩邊各一道，鮮血就像紅簾子般淌下來……（註1）。 暴力與音樂的結合（小說中有時以迷幻藥加牛奶為象徵），意味著柏吉斯試圖打破暴力和音樂的現代性偽裝，一種關於「暴力為惡／藝術為美」的二元思維，並通過對暴力敘事的美化，通過將「自我」詮釋為絕對意志下的主體權力，藉以質疑西方文化對自由與理性必然關聯的陳舊觀點。對偉大的音樂家而言，創作的最高境界與一種粗暴、狂烈之美感暴發相當接近，而「暴力」──亞歷克斯的暴力，正是在超越、否定、毀滅一切存在對象中，在一種施虐－受虐的狂亂中，達到了拉康（Jacques Lacan）意義下「極爽」（Jouissance）的境界。在這裏，權力意志的極致表現與藝術審美的最高升華，兩者具有「力／美」之相互轉化性。 拉康在《精神分析的倫理學》（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中指出，當主體對一切約定成俗和倫理禁忌（最小快樂原則）進行超越時，就會進入一種喜極而泣式的「極爽」境界，這種境界就主體而言，是主體意志對「唯我獨尊」的追求，它往往表現為對死亡的輕篾與微笑；同樣的，在音樂之中，審美情感的顛峰狀態正是對一切規範、約束、習俗與意見的超越和捨棄，最後剩下的是絕對純粹的原始情感，也就是力與美的完美統一，一種類似於（暴力）「施暴－受暴」情境下／（音樂）「作家施虐－觀眾受虐」的極美－極爽境界。 同時具有音樂創作天賦的柏吉斯，還以音樂對暴力快感的助興效果，試圖剝離古典音樂的神聖外衣，甚至賦予音樂一種「性－自慰」的欲望特效，藉以窺視音樂的非理性本質。在一個段落中，柏吉斯描述了音樂與暴力結合後的性快感： 聽著聽著，我的眼睛緊緊閉牢，以鎖定勝過合成丸上帝的那種痛快，那些可愛的圖景是我熟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躺在地上，尖叫著乞求開恩，而我開懷大笑，提靴踩踏他們的面孔。還有脫光的姑娘，尖叫著貼牆而站，我的肉棒猛烈衝刺著。音樂只有一個樂章，當它升到最高塔的塔頂時，雙目緊閉、格利佛枕雙手而臥的我，切切實實地爆發噴射了，同時痛快淋漓地大叫「啊……」。就這樣，美妙的音樂滑向了光輝的休止（註2）。 主體自治＝道德選擇權 然而，正如對一切法律與禁忌的挑戰與超越，帶來的是拉康義意下的「極爽」──痛苦原則（painful principle）的實現，暴力作為主體意志的渲洩，終將超出個體自治的能力，形成泛濫性的社會災難。換言之，主體失控是暴力極致的必然後果，它意味主體自控與自覺能力的喪失而淪為「機械肉身」。 亞歷克斯四人幫以為自己的暴力行徑是「自由意志」的體現，他們自比上帝，令所有的男人女人在他們的威嚇之下搖尾乞憐，但這種失去主體自治的暴力，只是證明一種「失控－被控」的弔詭性，他們就像一群路邊販售的「機器娃娃」，內裝內裝彈簧，外有發條旋鈕，一經扭栓上緊就嘰哩咕嚕地轉動起來。 在柏吉斯看來，暴力不必然與道德相關，但卻與主體的「道德選擇權」相關──人可以選擇作惡，也可以選擇行善。但這種選擇權，無關乎善惡本質的區分，但卻與主體自治與自覺能力密切相關，那就是絕對意志的相對限制。一如不存在絕對意志一樣，也不存在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前者意味遭受上帝操控，後者意味受到魔鬼的指使；超出主體自治的絕對意志，一種迴避了道德選擇的自由，就會像失控的火車脫軌翻車，最終遭到倫理規訓和國家暴力的反撲。 果然，罪惡多端的亞歷克斯終於被補入獄。小說轉入第二部分，柏吉斯也從自我意志轉向了國家意志的探討。如果自我意志試圖通過「道德選擇」的完善化以實現積極自由，那麼國家就是通過對「道德選擇權」的徹底剝奪來實現集體的絕對意志。 不知節制的亞歷斯克依然將暴力帶入監獄，導致一名囚友死亡。當局於是決定對他採取「路德維克（Ludovico）」療法。獄方將亞歷克斯的頭和四肢緊緊綁牢固定，用夾子夾住他的眼皮，令他無論如何都無法閉上眼睛，然後讓他觀看各種犯罪影片，尤其是二戰期間日本和德國法西斯的暴行影片，再配上他平時熱愛的古典音樂，給他注射一種看到暴力與色情就會噁心嘔吐的藥物。在國家生物技術的矯治之下，出獄後的亞歷克斯有如脫胎換骨、判若兩人……。 （下週續） 註1：Anthony Burgess，王之光譯，《發條橙》，南京：譯林，2000，頁20。 註2：同註1，頁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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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追夢基金會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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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師父有一個理想，他想拉我一齊去完成。 作為一個推拿師父，他為何會有如此崇高的理念，我無法理解，但對於他的想法，我是百分之百贊成。 他是利用一邊推拿時，一邊跟我聊出這一段想法的。他之前也曾斷斷續續談過他想做一些事，但我都聽一聽就算了。因為，有一些不是我能幫忙及插手的。 但這一次，他提的是如何幫助窮苦人家小孩，找到一絲希望的事業，我覺得值得想一想。 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台灣的底層有很多窮苦人家，不管是本來就窮，還是父母親中年失業、一時工作缺乏著落，讓小孩子間接受到衝擊。他想的是，如果這些小孩值得栽培，應該如何幫他們的問題。 我想一想，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實在的問題。不只在鄉下，在城市地區也同樣有這樣的家庭，這樣的情況，難道小孩要跟著沉落下去？ 所以，許師父要做的，就是如何掌握這些值得幫助的小孩，然後透過善心人士的援助，或捐助、或認養的方式，幫助這些小孩就學，或學習一技之長，讓他們有生存下去，甚或發揮才能的機會。 聽他講了這一些，我突然靈機一動，脫口喊出，那就設一個「追夢基金會」吧！透過基金會進行募款，視能力協助必要的學生，讓他們至少有圓夢的可能。 他聽起來覺得可行，但他說找人募款容易──基金會一成立，想做善事的人應該不少──但如何找到真正需要幫忙的小孩，才是這項計劃的困難所在。 其實，我也質疑，這種濟貧的單位已經太多，何勞他出馬再設一個？但他堅持地指出，大部份基金會及宗教團體，救助的都是家庭，而且杯水車薪，根本無法及於小孩。更何況，有些人重面子，根本不願讓人知道，濟助常常達不到他認為值得幫助的人手上。 因此，問題就變成如何找到這些需要幫助的小孩身上。我建議他，透過村里長可能是一個途徑，因為村里長對轄區的家庭狀況最為了解。他卻說村里長現在都政治化，無法誠心地做這件事；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選，就是教育界大家齊心協力來做這一件事。 這也是他一直要說服我的原因。我學資訊，可以找到學生架設網站；另外，我在大學教書，透過學術圈的網路，應該可以在各縣市，逐漸找到願意投入這項工作的義工，不只是大學教授，更包括國民中小學教師。只要網絡一建立，透過這些教師，自然可以找到需要協助的小孩。 離開他的國術館後，我一直在想，該如何幫他完成這項有意義的工作？找到一批學生幫忙架站及維護應該是不難，但如何找到一批各縣市的同好，願意撥出自己的剩餘時間，挖掘及調查需要幫助的對象，確實是這件事最大的挑戰。 但一方面，又覺得他這樣的理想，確實值得幫忙。只是該如何開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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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2007年法治教育向下紮根徵文比賽活動實施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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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於2003年與台北律師公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共同合作成立「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特別委員會」，透過美國公民教育中心 所授權翻譯出版之「民主基礎系列－＜權威＞、＜隱私＞、＜責任＞、＜正義＞」教材的推廣，期盼國人能學習思辨的智慧，並散播正義的種 子予下一代。為實現理想，各地扶輪社友紛紛出錢出力投入此一行列，並為徹底落實社區服務的精神，積極進入各個社區國民小學帶領活動。 推廣數年來，「法治教育向下紮根」的理念已獲得全國各縣市老師及家長熱烈的支持及迴響，至今已有超過數千名種子教師及志工，而受「人 權法治」觀念啟蒙的學子更是不計其數；我們樂觀期待台灣未來將培育出無數優質公民，並對長期以來無私奉獻的扶輪社友及熱心人士致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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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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