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也就是第一次，1973、74年的國際石油價值狂漲震撼，曾產生一個國際金融名詞：「油元」，它是「石油美元」的簡稱，意思是阿拉伯與伊斯蘭各產油國因油價飆漲所獲暴利，是一大筆美元。而美國與西歐就爭取如何幫油國把這些天文數字的美元花掉：大興公共建設招標西方工程、買西方先進武器……而回籠到西方國家手中。

最近這一次國際油價連續狂漲，可算是30多年後的第二次油價衝擊，仍是美元問題，但這一次這個「油元」名詞定義要修正了：它變成「石油非美元」了──產油國趨向不再以美元為石油交易的主要國際貨幣。一週前，波斯灣合作理事會（GCC）開會討論是否不再採用美元為主要支付貨幣，可能時機尚未成熟而未議決；幾天之後的12月8日，這幾個阿拉伯油國的對門兼對手伊朗，正式宣布中止美元石油交易，改採歐元、日元或其他貨幣。GCC的討論與伊朗的決定，都是因為最近美元的連續貶值，使得這些油國不願意再「抓一批廢紙在手上」。伊朗棄美元的次月，拉丁美洲6國成立南方銀行。

1974年第一次石油震撼時，美元在兩年多前才巨貶過一次，並且與黃金固定兌換脫鉤而浮動，有相當可迂迴的空間，美國國內民生經濟消費結構尚穩固；而且當時阿拉伯各產油國絕大部分「未開發」、未現代化，於是可以誘導「油元」從這個方向發洩掉威力。

現在這個第二次油價衝擊，美元貶值已非1971年尼克森壯士斷腕的情況了。現在的次房貸金融危機，反映的是本來稱霸全球的美國國內民生消費能力已被掏空。而產油國方面，經過3分之1個世紀的現代化、公共建設與「軍備競賽」，可以向美國花錢大採購、招標的地方差不多已用盡，美國也使不出其他新花招了。

而在美國與產油國這兩方面之外，現在與1974年代的不同是，又「多」出來另兩個重大因素：國際強勢貨幣「多」出來一個歐元（人民幣正在「排隊」等候），世貿易體系「多」出來中國、印度、俄羅斯的分佔比重。這兩個重大因素還互相糾結互相奧援──人民幣的強勢與印度的購油能力，正是因為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旺盛國際貿易所造成的結果。

最近5年人民幣的強勢外匯存底，導致北京在國際上大購石油與石油公司、大購民航客機與交通建設，現在又開始進軍購併美國銀行或持股。5年多前歐元正式全球發行之後不久，阿拉伯油國開始把部分實力轉向歐元並與西歐金融界合作；最近美國次級房貸金融危機惡化到幾家超大銀行都面臨困境時，解決的方法之一就是引進伊斯蘭金融力量使它們持股。美國雄霸世界百年的金融力量，現在開始初步開放給中國與阿拉伯油國「分享」，這是世界金融改組，在實際的強勢貨幣浮沈之外，另一個結構層次的變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週紐約時報指出：可蘭經規定放貸不准孳息牟利的誡律，將使伊斯蘭金融力量在西方金融界形成新的挑戰。全球吸血半個多世紀的國際高利貸，黃昏已近。

教育部近年來提出的5年4百億計畫，是一件不顧台灣現實、定位錯誤、違背社會公平的錯誤政策。

首先，新加坡與香港是城市社會，原本的公立大學院校就極少，沒有其他院校資源分配的問題，再加上這兩地的人均所得遠高於台灣，這都使他們能集中社會資源，來發展這原本就偏向於菁英教育色彩的大學。

其次，中國大陸與馬來西亞兩社會雖有菁英大學上榜，但這兩地教育體制都是高度權威化教育規劃，刻意栽培社會少數菁英來領導當地社會發展，這也不合台灣近十餘年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教育改革目標。

其三，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裡，台灣社會的自我定位究竟是什麼？是否台灣最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方式，就是要集中資源於極少數的菁英大學，非要擠進全球百大不可，從而棄更多、更需要資源輔助的各大學於不顧呢？

愛爾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愛爾蘭沒一所大學進入全球排名百大，甚至兩百大都沒有，可是愛爾蘭認為教育素質平均、提供公平教育環境，比僅有一、兩所明星大學來得重要。在這照顧弱勢、資源共享的運作下，愛爾蘭競爭力是名列前茅。到了2004年，世界十大藥廠有9家，前二十大醫療設備公司有16家、前十大軟體公司都在愛爾蘭設研發生產基地。這又何必一定要進百大呢？

教育部近年來提出的5年5百億計畫，是非常必要的。這計畫目的在於在5年內以5百億經費來重點輔助台灣頂尖大學，以期在10年內台灣能有大學列名於全球前一百名大學行列之中。

在2004年，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的高等教育專刊，曾做了一個全球前兩百名大學的排名；而台灣只有台大一校入列，排名102。東亞國家上榜者，有排名12的東京大學，17是北京大學，18是新加坡國立大學，29是京都大學，39是香港大學，84是香港中文大學，而89是馬來西亞大學。從這統計排名可見，台灣各大學的學術水平，尤其是以最優秀的等級來比較，在四小龍裡是最低的（其他三小龍都有大學列入前一百大），甚至還輸給馬來西亞。

台灣若要在未來能在全球市場裡還有一席之地，我們的科技、學術與菁英人才就是我們最珍貴的競爭條件。所以台灣必須及時奮起直追，全力集中資源來發展最有潛力、最有可能領導學術研究、創發尖端科技與培養社會菁英人才，如此才能確保台灣長久的競爭力。

學術研究、科技研發、市場潮流領導等，都是社會菁英的特殊才能的成果。我們應針對創新領導的關鍵，全力針對最好大學來集中輔助發展。唯有創新發展，才能進一步地考慮資源分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