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電視《公民眾議院》討論「5年5百億，打造頂尖大學？！」，政府官員不斷的強調5年5百億是特別預算，對於弱勢的學生也有相當程度的補助。但是，5年5百億為何不是直接放在弱勢教育的補助上？況且弱勢族群可以拿到補助與資源的，還是其中的少數。這種教育政策像是冷水煮青蛙一樣，很多學生不知道為何無法脫貧。這樣的結構性壓迫，是階級對立的導火線。

台灣為積極爭取打入世界的舞台，不惜投入大筆的教育經費，提升重點大學的競爭力，師生變成製造一流大學的奴隸，卻不問：入世界百大就是大學教育的理想嗎？在百大內可以維持多久？學生素質能否改善？教育品質能否提升？學生就業問題能否解決？還是說，一切只成就另一種形式的精英主義，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追求卓越是讓哪些學生卓越？台清交成等12所「名」校可以取得較多的社會資源，顯然不是這些學生的父母繳交比較多的裞。這些學校資源取得的正當性非常不足。政府稅收更該拿幫助改善弱勢族群的教育品質，而不應該拿來成就文化及社會資本已居優勢的菁英學生。這樣的教育資源分配，是對弱勢學生的壓迫。國家政府有權力要求學校及教師去成就入百大的目標，而卻無意將資源拿來照顧弱勢學生，這是什麼樣的政策邏輯？

拿到補助的學校每天都對評鑑結果憂心忡忡，怕影響下年度的補助款，卻忽略高教學生的未來發展及學術發展的本質，這種畸形的教育現象彰顯一句話：評鑑不是為了改善教育環境，而是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甚於他人。也有人譏笑：大學評鑑是將大學的地位越「評」越「賤」。

美國21世紀教育政策的口號：「沒有一個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是期盼將資源挹注在弱勢族群、偏遠地區或發展不力的學校，這才符合分配正義，才能彰顯積極性的關懷，整體教育品質與學生素質，才有向上提升的可能性。北歐國家（如芬蘭）根本不會在意排名的優劣，但是國家對於整體學生受教品質卻相當重視，其教育成功經驗，才是台灣政府應該學習的。

教育當局應追求整體教育品質的提升，關心與聆聽基層教育的聲音。教育不是富人的權利，更不是少數決策者的意識形態，而是讓所有學生可以得到等質等量的機會與資源，這才利於國家整體發展與優質社會的建構。請別再讓錯誤的頂尖大學意識型態合理化權威性的價值分配，讓教育回歸到最自然的本質，不是要求一部份人的頂尖與卓越，而是讓每個人在受教的歷程中體會自我存在的價值，並找到貢獻國家社會的有利位置。

寄發電子郵件恐嚇第一家庭的許姓男子，日前遭刑事警察局逮捕。儘管其動機廣受同情，手段卻未能獲得支持，但若同以「恐嚇」為標準，則當下仍橫行於台灣社會、對人民施行恐嚇的「恐嚇犯」們，其危害之深恐怕遠勝許姓男子。

這座島嶼上的人們，從進入小學就讀（甚至更早）開始，即必須被「小心未來考不到好學校」、「要是考不到好學校，就找不到好工作」以及「要是找不到好工作，人生前途就會昏暗無光」這一大套連環恐嚇說詞包圍，鮮有喘息餘地。甚至必須為了順應恐嚇者的心意，犧牲與同儕交往、與社會互動的機會，將自己逼成原子化的個人。

而從學校畢業、步入社會後，當自己準備就業工作討生活時，將面對來自於雇主的、各種「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倘若不服，則必遭受「這碗飯你若不想吃，想吃的人多得是」一類的恐嚇；而當自己有心變革這充滿致病致癌因子的社會環境時，台塑之流的工業資本便會以「對台灣投資環境失望，吾將出走」之詞回應兼恐嚇。綜而言之，人民無時不處於資本與統治階級的恐嚇籠罩之中。

職是，相較於台灣人民所遭受的恐嚇與實質壓迫，執政7年有餘、卻未曾試圖取消前述各種對人民的恐嚇的阿扁總統，您所受到的恐嚇，究竟何足道哉？

署名「黑衣殺手」寄發恐嚇電子郵件到總統府信箱的許姓男子，昨天遭警方在高雄逮捕。許姓男子經查有輕度智能障礙，他表示是對時局不滿才上網留言宣洩情緒。警方依恐嚇危害安全罪將其移送高雄地檢署複訊後以2萬元交保。許姓男子恐嚇陳總統一案，不禁令人聯想起落幕一段時間的「白米炸彈客事件」。

轟動一時的白米炸彈客本名楊儒門，個性仁善，有固定象慈善機構捐款、認養貧童的習慣，並因出身底層農村而長期對農業問題抱持熱切注意；也正因為政府開放農產品進口，使得特別關注農民生計等問題的楊儒門心焦如焚，這才連續犯下以白米炸彈恐嚇公署的罪行。相較於白米炸彈客事件，許姓男子雖然在身心能力與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深度上皆不如楊儒門，但論其行為動機、犯行乃至於落網後的應訊之詞，無不與楊儒門極為近似。

吾人雖能理解楊儒門與許姓男子起身行動的動機、甚至願意支持其原初訴求，但國有國法，社會問題的解決亦不能以非理性行動做為解決之道，這是楊儒門與許姓男子都必須承認的錯誤事實。然而，底層人民一再地以最質樸的手段表露自己對時局的不滿與反對，除了扁政府必須扛起責任外，負有監督之責的在野諸黨恐怕也責無旁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