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顧問，於智利從事成人教育的巴西教育學家保羅‧弗勒雷（Paulo Freire），在他那冊銷售全世界超過75萬本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中直言：「唯有藉著真實的字詞，人們才能進一步改造這個世界。為了要生存得更人性化，其實便是要去命名這個世界，去改變這個世界。……說出這些字詞，並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每個人的權利。」他認為窮人間存在著一種緘默文化，而這種無知與冷漠，其實是整個經濟、社會與政治宰制的結果，窮人只是犧牲品，教育體系則是維護緘默文化的主要工具。之後他在所著諸書中一再闡明，教育是具有意識形態的，是要將年輕一代整合進入現有體系，使之順應該體系。

麻薩諸塞大學人文與教育榮譽教授多納度‧馬賽多（Donaldo Macedo），也在該書30週年版寫序認同地說，所有人都可以發展出對於現存世界進行批判的力量，以此力量發現自己，不再視世界為靜態的實體，而是一個可以不斷進行改變的動態過程。馬賽多特別舉例，許多學者把塞爾維亞屠殺波士尼亞穆斯林的「種族滅絕」行為說成「種族淨化」，把伊拉克戰場說成「手術房」，把無辜百姓被炸說成是「聰明炸彈」的「間接損害」；所以每個人應該爭回自己的權利，用自己的話，去命名這個世界。

台灣的政客與御用學者們所用的混淆話語則更是「罄竹難書」了，我們勞苦大眾不得不睜大眼睛，保持腦筋清醒。其中民主與法治，就是兩項最混淆視聽的用語；20年前，所謂的「民主先生」接了獨裁者的棒當上總統，7年前所謂的「台灣之子」誇口向上提昇，當上總統，都沒有把「大中至正」牌匾改成「民主廣場」，現在面臨新立委與新總統的選舉，因為拿不出政績，忽然提出「轉型正義」，利用違反程序正義的手法，硬生生改了牌匾，我們則要點明，這就是選舉奧步，而且轉型正義只是轉向有利於統治者，絕非有利於被統治者，正義就是正義，無所謂轉型不轉型，我們要求的正義就是，做不好就下台，至少每8年政黨輪替一次。

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軍警、檢調全為獨裁者服務，法院也是國民黨開的，這是有目共睹；現在民進黨執政，我們彷彿又回到過去，軍警檢調司法全在為執政黨服務，中選會更插上一腳來輸誠，並擺出選後辦人的姿態，在在證明，司法是統治者壓迫被統治者的工具。勞苦大眾的語言就是，不管誰執政，我們要溫飽、要就業、要平安，不管什麼政治操作，我們的眼睛雪亮，能識破選前的司法奧步，像南韓這次的選舉一樣，把敗政敗德的執政者趕下台。

本次工會法修正草案將教師納入籌組工會的適用對象。相較於修法前，承認教師組工會的團結權固是好事，但此份修法草案卻同時限制教師不得罷工，自動戳破了「尊重教師勞動權」的謊言。

勞資協商的內容之所以能夠實現，來自於協商雙方分別掌握了某些物質基礎，並且能據此迫使對方兌現其協商承諾。否則，倘若協商內容能夠憑空生效、自動兌現，則所謂的勞資協商究竟與一場咒語吟唱大賽何異？然而，相較於雇主所掌握的經濟甚至暴力等物質基礎，勞方唯一能掌握的有效籌碼只有「聯合停止提供勞動力」──亦即罷工一途。換言之，罷工不只是爭議手段之一，同時也是確保其它手段能夠成功的必要條件，如何能容許尚未成立工會即遭拔除？

此外，本次修法草案的更包含其它貌似進步、卻無涉問題根源的修法內容：例如以降低工會組成人數限制作為「提高勞工團結權」的象徵，卻未涉及改變中小企業「勞資貌似一家人」的特殊情境、未挑戰各種礙於勞工團結結社的非正式雇佣勞動。吾人如何能夠同意「阻擋修法的，是工運罪人」 這種說詞？

更何況，有識之士早已指出，這種選前才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根本無助於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

上週立法院朝野協商工會法修正草案，確定將開放教師籌組工會，但同時明確禁止教師發動罷工，以免學生受教權受影響。相對於過去正反雙方在「教師是否可組工會」一事上爭議不休的僵局，此一協商結果顯然向前邁出了有創意的一步。

一般而言，除了教學工作外，基層教師通常需要同時負擔部份行政工作，工作壓力確實因而增加，故的確需要形成團結的組織來捍衛自身權益。但教師畢竟不同於製造業工人，組成工會後一旦發動罷工，勢必累及學生的受教權益，就算不追究如何補償學生在罷工期間所損失的受教權益，至少在罷工期間如何安置學生去處就是個大問題。

在此特殊背景下，立院朝野的「可組工會，但不得罷工」共識若能通過，除可避免學生受教權益受教師罷工波及外，更可敦促教師工會在行使協商權時，回到「理性互利」的基礎來與對手談判溝通，並且成為學生學習「理性協商」的良好活教材——若能談成，則是理性協商之果；若談判不成，則具體檢討協商條件以待再談。和樂而不為？

因此，吾人不僅應抱持樂觀態度支持此次修法，更應企盼這有助於培養理性和平素養的修法精神，能夠進一步擴及所有勞工法令，而非僅針對基層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