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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2007-12-27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7-12-27》

本期內容
  ◎經典50 大河灣 
  ◎選課輔導難矣哉! 



經典50 大河灣
  ■宋國誠
以個人移居和認同掙扎來襯托非洲文明的離亂與破碎,是《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1979)的主題,這也是奈波爾一貫的興趣與風格:將世界風情展現於目移睛轉之下,將歷史書寫在風塵僕僕的冷視旁觀之中。故事開始於主述者沙林(Salim)──一個印度裔的回教徒,從非洲東岸進入內陸,目的是去經營一個頂讓出來的小店舖。

不是非洲人的非洲歷史

店舖坐落在一個河灣的轉折之處,在地理上應該屬於剛果河域。首先映出眼廉的,是主述者被提醒的危險和警告,以及非洲的蠻荒與破落……。「一路上,我遭遇到的不僅是風沙、泥濘和一條條蜿蜒曲折、狹隘崎嶇的山路」,接著是非洲的貪婪和腐敗,「最難纏的是駐守在邊界崗哨的士兵。每隔一段路程,我就得停車,在森林中一棟飄揚著怪異旗幟的小木屋門口,討價還價,設法說服那群帶槍的傢伙,好讓我的車子通過他們轄區,進入前方的叢林……」。直到抵達目的地,一個歐洲人雜居之地,「整座城滿目瘡痍,一片殘破,……店舖坐落在商業區的一個市場,裏頭堆滿牲畜的糞便,處處濔漫著老鼠的氣味」 (註1)。

移居內陸,是一場絕望之行和傷心之旅。顯然,這個殘破不堪的地域一點也不值得去,但與其說這是一趟異地之旅,不如說是原鄉回溯-重新回到「前-殖民地域」的歷史與文明。問題是,非洲沒有自己的歷史,也沒有自己的文明,如今的非洲只是「後於-殖民中」──後於殖民時代卻仍然處於殖民境遇之中──的邊緣地域;於是這種「回鄉」又不是返家,而是再一次的迷途和逃離,因為「關於這個重大的歷史時期,……家族歷史,乃至於整個印度洋地區的歷史,我都是從歐州人的著作中得知的」,換言之,非洲只是個殖民書寫下「空洞的他者」,它或者是西方人筆下異域風情的野戲台,或者是西方優越意識的發洩場。這個被書寫的非洲,既無助於自身文化和民族尊嚴的提升,它甚至助長了非洲人的文化自卑。一個「不是非洲人的非洲歷史」,它實際上有如海市蜃樓、鏡花水月,因為「我總覺得,若不是歐洲人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我們的過去,早就像我們城外沙灘上的漁夫足跡,被海浪沖刷得乾乾淨淨了」(註2)。

歷來,對殖民地的描寫,不外幾種類型,一是「西方中心論」之下將殖民地視為展示帝國雄心和意志的場所,一是「反西方中心論」之下藉以展示善良同情和素樸懷舊的桃花源地,一是「本土中心論」對後獨立時代的誇大期望和浪漫憧憬。但奈波爾的立場卻是「三者皆非」。作為一名後殖民作家,他致力於重新揭示非洲被壓抑的歷史本真性,一種用非洲人的本性和欲望重新書寫的現實非洲。

儘管奈波爾既無法擺脫其西方教育下的身份尊嚴與現代意識,又難以承受西方人對其原鄉故居的倨傲和鄙視,又無法同情本族同胞的愚眛與墮落,特別是那些民族資產階級精英,利用本地同胞的愚蠢而肆行專制與腐敗。這裏所謂「被壓抑的本真性」,是指既無法寫進西方文明的他者日誌,又是揭穿本土精英自欺欺人的痴夢狂想後的那些真實本態,一種用眼直觀、以身親臨的經驗與感受。這種感受是一種文化的夾縫性與無根性,它充分表現在小說主述者沙林的身份認同之上。

沙林自幼生長非洲東海岸,受過英國現代教育,他一方面以居高臨下、非我族類的態度鄙視著非洲,一方面又以憐憫之心同情原始無辜的本地平民。儘管他以「歐洲文明者」自豪,但他對於非洲人的「仿歐心態」感到厭惡;對女巫師的兒子費迪南(Ferdinand)刻意模仿他的歐洲老師感到氣憤,對新總統搬弄「歐洲模式」以及建造工業園區進行嘲諷。

在這種雙重視野下,非洲人民呈現了兩種分裂圖像,一是「沒有歷史的人民」(people without history),一是「西方歷史中的他者」(the "other" within western history),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一群只能在「他述」之下而沒有「自述」權的人民,這種人民被描述成具有「把人類當作獵物」的天性-或者把自己同胞視為同類相殘的獵物,或者被殖民者和本土強權視為畜類可殺的獵物:

抵達這個城鎮不久,我就聽馬赫許說起本地的非洲人:「沙林,你要永遠記住,這兒的非洲人很malius」。他使用這個法文字,因為跟這個字義相近的英文字wicked(邪惡)、mischievous(愛惡作劇)和bad-minded(壞心眼),都不恰當。這兒的非洲人很malius,就像一隻狗在追捕一隻蜥蜴,或一隻貓在追捕一隻鳥兒,因為他們從小就把人類當作獵物看待(註3)。

無根者的宿命

對應於這種非洲人的雙重圖像,奈波爾精巧地佈署了兩個「人性-歷史」場景,一處是本土強人專制弄權、巧取豪奪的政治舞台,其中上演著愚眛與被愚眛的劇本;一處是意志難伸但卻欲望直流的叢林野店,在這裏,有高談的空想、知識的欺詐、情欲的荒亂和絕望的迷失。前者展示了荒誕的權力鬧劇,它是根據本土精英的權力陰謀來編寫的:一位非洲總統──被稱為「強人」(Big Man)──衣飾光鮮、作風強悍,他聘任西方學者雷蒙(Raymond)當顧問,請這位白人教授到工業園區以歐美的方式教授非洲年輕人,他刻意模仿前宗主國的皇家氣派;原來只是女僕的強人母親因強人掌權而被奉為「國母」,沙林還親自經歷了一場叛軍暴亂,沒有榮譽和責任感的商業掮客、貪婪無恥的軍人充斥全國,兒童行軍時捧著「總統嘉言錄」喃喃過街。一時間,令人有時空倒錯之感,土著內戰重覆著殖民戰爭,強人暴政取代了宗主專制,歷史沒有進步,文明也沒有進化。

至於後者,那總是散發汗臭與霉味的小店,那綣身於河灣深處的小鎮,上演的是一群邊緣人的悵然悲歌,「我們是單純的人,擁有文明,卻沒有真正的家鄉,……我們這種處境的人,總是擺盪在絕望和希望、悲觀和樂觀之間,往復游移」(註4)。這裏來了一個宣稱熱愛非洲文化的比利時神父,他成天挖掘、四處尋寶,狂熱地蒐集非洲宗教的各種資料和殖民時代的廢石鏽鐵,他甚至在自己家中成立一座「非洲寶庫」,後來竟被一個美國人全部偷運回美國,自己也死在尋寶的旅途之中。沙林和雷蒙之妻伊薇(Yvette)之間既病態又卑微的肉欲之愛──一種妓院式的性幻想,以及事後充滿征服者的厭倦感,反射了「無根者」的虛空與徬徨。至於沙林本人,不僅被本地人視為「異鄉人」,連他對自己也可能淪為「非洲的非非洲人」感到焦慮與不安,實際上,他已從非洲人身上看到自己無根者的最後宿命:

在我身上,我看到了那群面黃肌瘦、衣衫襤縷、從鄉村流浪到城鎮的老酒鬼;他們成天徘徊在廣場上,眼睛盯著小吃攤,伸手向人討幾口啤酒喝。在我身上,我也看到那群來自貧民窟的小混混。他們是新品種的非洲人,襯衫上印著「偉人」的肖像,成天只想從外國人身上弄點錢來花(註5)。

後殖民畸形

《大河灣》之中「灣」(bend)一語,具有歷史與地理、種族與文化之交摺、疊合、混聚的多重寓意。這個由獨裁者與原居土著所構成的原始專制社會,混雜著都市與叢野的既極端又對立的交融關係,而奈波爾也刻意將歐洲人、印度人、土著人並置在這個幽黯空間內,並以沙林和伊薇之間的「異族性愛」(intersexuality)關係,以河面四處漫生的水葫蘆(洋水仙)和叢林深處的木刻面具為對立象徵,來表達一種「後殖民畸形」狀態。這裏所謂的「後殖民畸形」有兩層含意,一是指土著對西方文化的拙劣模仿,但形成的卻是費迪南這種「優越/自卑」交雜不清的心理變形;一是指西方人對非洲虛偽的慈善,它表現在比利時神父修斯曼的「殖民戀物」(colonial fetishism)情結之上。修斯曼表面專注於非洲面具和木雕,表現出對素樸文化的嚮往,他雖然自稱是非洲人的朋友,但他並不真正關心非洲,而是一個文化掠奪者和古物蒐括者,他最後葬身於非洲神秘組織的刀下,罪名正是破壞非洲宗教。雷蒙則是「西方導師」的代表,但他最終的失敗意味著西方對非洲「治理移植」的失敗,它帶給非洲的不是繁榮與進步,而是騷亂與衰敗。

小說的末尾,奈波爾留給人們的是一幅煙硝四起、蒼惶逃難的非洲景象。「村民們爭先恐後,追狂一般,拼命把他們的獨木舟繫在輪船和泊船上……,他們是一群逃離河岸的難民……,互相衝撞、推擠,好幾艘沉沒在河中……」。「空中瀰漫著一群飛娥和各種飛蟲。這時候打開探照燈,我們會看見成千上萬隻飛蛾,漂蕩在燦白的燈光中」(註6)。沙林最後雖然僥倖逃離了非洲,但眼前與未來的前途依然茫然無知,這個被遺忘的非洲,將再度被遺忘,這個黑暗大陸,繼續綣縮在黝黑的森林之中。

註1:V.S. Naipaul, A Bend in the River, 李永平譯,《大河灣》,台北:天下文化,1999,頁3~5。

註2:《大河灣》,頁14。

註3:《大河灣》,頁70。

註4:《大河灣》,頁114。

註5:《大河灣》,頁243。

註6:《大河灣》,頁378~379。
(回目錄)



選課輔導難矣哉!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哈佛大學2003年的通識教育改革中,建議教師承擔輔導的功能,甚至設置學術導師(Academic advisor)的想法,引發林孝信教授請我在今年高雄大學召開的通識教育年會,介紹世新大學新鮮人守護神的理念及作法。

在狐疑中,我還是答應他的要求。我一向不喜歡遠行,尤其是新竹以南的活動。我最後會決定出席,主要是想讓其他學校知道世新大學已推行3年的新鮮人守護神。

話必須推到幾年前,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曾經醞釀,模仿國外大學「大師教大一」的制度,邀請名師開設通識課程,讓學生因為大師的薰陶,得以領會知識鑽研及思想激盪的樂趣。

然而,幾度實際觀察,發現剛進大學的新生,心態上其實並未成熟,還抱著「由你玩四年」的固習,對知識並未有起碼的尊重,讓好不容易、透過人情請來的通識課程名師,最後都打了退堂鼓。在某一次專門為通識學生舉辦的專題演講,還因為學生的不受教,一度讓通識中心主任氣得差點淚灑全場。

這些事件,讓我們徹底思考「大師教大一」這種理想,在台灣如何落實的困境。如果學生的思慮,尚未成熟到主動學習的階段,大師教大一的理想要落實,有其結構的困難度。

這也是教育部推出教學卓越計劃時,世新大學會規畫「新鮮人守護神」的背景。就在當時,為了協助學生,牟校長打出「we care」的想法;其中的理念,就是我們在乎學生在世新的學習,想盡力協助他們進入大學生活。

重點當然就是如何形塑大一新生的問題。我們認為,大一是整個大學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如果大一能帶好,接下來的3年,將會比較好輔導。因此,整個大學生涯規劃中,為了讓他們能夠接受大師的教誨,我們必須先將他們「格式」好。

這個計劃由校長、教務長、各院院長及各系推薦對輔導有熱忱之教師共同參與,原則上每位老師守護15至20名新鮮人,並選派一至二名大四學生或研究生作為小老師,幫助老師進行國際觀、弱勢關懷、環境關懷、責任感、時間管理及生涯規劃等現代公民必備知能的輔導。

新鮮人守護神雖然呼應了哈佛大學要求教師承擔輔導的理念,但說到選課輔導,卻有其未殆之處。在當天的研討會,我提及選課輔導要能落實,前提是教師必須對通識課程及專業課程都需要有所了解。但以當前專業程度深化的情況,要讓老師承擔這項工作,確實深具挑戰。

另外,個人二度參與系所評鑑,發覺現在的學生,有選課的問題,通常是問學長姊及助教,會問老師的實在少之又少。再者,當前台灣的選課,都已朝網路選課方式發展,學生選課在寒、暑假早已都初步完成,如何在台灣的制度下,發揮選課輔導,確實有待思考。

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當時並未思及,回來以後,與教務處課務組的同仁座談時,才有了更完整的了解。事實上,台灣的學生畢業學分多,本就不易輔導。更何況,必修學分又多,需要輔導的課程其實少之又少。最根本性的問題還在於,最需要輔導的一年級,偏偏是必修學分最多的年級;既然是必修,代表無從選擇,何來輔導的必要?

想一想,國外的制度,再怎麼良善,理想再怎麼高,碰到台灣的實況,為何會常常水土不服,已是不用多言矣!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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