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行政院推出稅改計畫，打算在兩年後大幅度減稅。據說因為「產促條例」即將落日，估計可以多收一千多億的稅收。於是行政院打算大幅度的減稅。除了調降營利事業所得稅、遺產稅等稅率之外，還計畫降低綜合所得稅率，並且提高子女就學的扣抵額等等。這個稅改似乎人人有獎，皆大歡喜。財政部官員並且說，台灣要建立「輕賦簡政」的社會，彷佛為這樣的減稅政策冠上學理的光環。

但是，行政院的這個計畫並未得到社會輿論的高度讚賞。相反地，許多學者與媒體大肆批評，反對行政院的稅改計畫。批評的焦點集中在：1.看守內閣不宜提出這麼重大的稅制改革方案。2.稅改表面人人有獎，實質比較嘉惠富人，因為，營利事業所得稅、遺產稅等富人的稅率大幅度調降，即使個人綜合所得稅，高所得者調降的稅率也是大於中低所得者的稅率下降額；稅改並沒有緩和日益嚴重化的貧富差距，反而更加惡化，不符合社會正義。3.台灣政府債台高築，有形與隱形的債務估計已經超過10兆元；龐大債務當頭，任何負責的政治人物應優先考慮平衡預算，降低債務，而非為了討好選民，亂開支票，而把債務留給子孫等等。

我們同意上述的這幾點批評意見。但是我們認為還有些更深層的因素促使民進黨政權推動這個減稅計畫，值得進一步分析。首先，民進黨似乎不了解減稅對窮人是不利的。因為窮人幾乎無稅可減，減稅的獲利程度通常與富有程度成正比。不幸，中低收入者多半也不了解她／他們少繳的區區幾百或幾千元，與高所得者可以少繳幾十萬幾百萬者完全不成比例；減稅的結果造成原來已經貧富不均的情況更加惡化；她／他們更加忽略政府稅收減少對她／他們的影響：學費、醫療費用等等都增加了，其增額往往遠超過她／他們從減稅得到那區區數百上千元。但是，減稅表面上可以討好所有民眾。民進黨利用中下階層的無知與忽略來達到嘉惠富人與獲得選票的雙重好處。這是不折不扣的愚民作風。

其次，減稅就是政府可以支配的資源減少了，政府能作的事情也就減少了。因此，減稅潛在的邏輯，就是要降低政府的功能。這就是前述財政部官員所謂的輕賦簡政，本質上要減少社會福利以及教育、醫療等等方面的作用。這正是198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新自由主義是極右的思潮，企圖透過減少政府的管制而讓富者可以恣意獲取更多的財富。行政院的這個稅改計畫，說明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與極右新自由主義者的理念相一致。從這裡可以了解民進黨的階級本質所在。

前（24）日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會登場，據說依循「審議民主」原則開放公民提問，總算將這在學界大紅大紫、政府每年編列高額預算的玩意兒搬上螢幕，讓民眾一探究竟。看似玄之又玄的詞彙，原來沒有什麼大道理，就是找幾個人提問、追問，再由候選人應答，非只候選人之間唇槍舌戰，或單向宣揚政績與政見的個人秀。

民主向來不稀奇，本是生活的一部份，偏有人喜愛將之神聖化、神秘化，以致恍若深不可測，遙不可及。西方公民社會的形成有其歷史脈絡，集會結社的傳統深植社會，也深入生活，人人因不同社會位置而具有不同的「公」的身份，進而產生相異甚或矛盾的「公民意識」，審議民主即基於調和此矛盾而產生。反觀台灣，工會組織率長期偏低；多數民間團體依賴政府補助；社區組織和學生會則淪為辦活動募款的去政治化團體。無怪20位提問人中「沒有勞工」，對於農業、青年、社區議題焦點亦過於分散，僅有少數環保、婦女及同志團體代表較能聚焦。

審議民主初體驗，當求除魅務盡，而非反其道以更多空洞玄妙的辭藻飾之。應直視台灣公民社會羸弱之根本，質問民不結社，何以為公？

日前舉行的總統電視辯論會首次引進「公民提問」的設計，並在會後記者會中允許「公民記者」進場，於網站上開放上傳提問影片等，皆是秉持所謂「審議民主」原則的大膽嚐試。透過眾多媒體聯播，可視為全民審議民主的初體驗，初試啼聲，雖不盡人意，但仍值得加勉。

審議民主理論是源自1990年代的一種新民主形式，旨在使意見歧異的公民，透過理性討論、反思，重新評估和界定自己的利益與觀點，從而重新思索公共問題，尋求最大公共利益和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換言之，審議民主乃假設受特定公共政策影響的不同社會位置的公民，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前提下，可以透過在公共領域中對公共政策的公開討論，用「說理」的方式提出方案或意見，找到集體決定的模式。

不過本次辯論會顯然還是過於以兩位候選人為主角，公民只能事先預錄好提問，供候選人好整以暇的準備面對或閃躲，至於現場追問，無論問與答的時間都縮短，且完全沒有討論的機會。故往後當增加公民代表與候選人的互動、溝通，使彼此發言的份量較均等，精益求精，才稱得上是道地的審議民主。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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