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膨已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顯學！這不只是因為世界各國已有許久未受通膨所苦，而呈現政策應對上的失據，更因通膨具有財富再分配的準強制性，遂讓各國如屢薄冰，唯恐損及社會整合與政治正當性。

也因此，上週末總統候選人辯論會裡，公民提問如何改善通膨問題，至是根本。然而，儘管公民提問的題目已經事先提供給馬、謝兩位總統候選人，但這兩位候選人卻都語焉不詳，徒留更多質疑，讓人備覺兩位角逐者對於國政治理之輕率。

馬英九對於改善通膨問題的回應仍是一套劇本用到底：用三通改善投資與貿易，之後自然提高所得，進而強化對抗通膨的國民消費能力。問題是，三通固然擴大了市場經濟規模，惟經濟利益的分配是否如其所言雨露均沾，卻不無可議。

對此，馬英九的分配觀乃沿用了向下滲漏（trickle-down）的想像。然而這樣的分配原則並未在實證研究上被證明，相反地，全球化→自由貿易→貧富差距擴大是較常見的結果。由於通膨對於底層傷害最烈，素有「窮人稅」之稱；倘若經濟利益分配不均加劇，則底層人民無異遭受雙重傷害。是以馬英九的抗通膨策略極可能只強化了富人的所得能力，卻無助於底層人民擺脫通膨的生計困境。

謝長廷的答案也沒有比馬英九高明多少。相較於馬英九以三通促進所得，謝長廷則是傾向於減稅（吸引投資）維持私人消費水平。同樣的問題是，由於減稅效應對富人的助益甚於勞工與中產階級，故若試圖藉此手段抗通膨，則仍難免落入和馬英九殊途同歸的質疑：缺乏通膨抗體的一般人未蒙其利，而受通膨影響較微的富人卻被政策錦上添花。

馬英九與謝長廷雖然在政策重點上各有偏重，實則差距未遠。就結果而言，兩人的抗通膨政策都反而可能強化了原先通膨環境下的逆分配作用。依我們所見，馬、謝兩人可說是同時扮演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兩翼：自由市場與減稅崇拜。1980年代，雷根即是透過自由化與減稅展開他的「反通膨」大業，結果美國的所得分配一路拉大，原先受通膨之害的勞工、婦女、少數種族再次沈淪。

通膨聽似高深，實則反映在我們每天的購物帳單裡。倘若總統候選人對於如何駕馭通膨草率帶過，或是訴諸慣技，罔顧分配正義，不啻意味了台灣政治的異化。我們極擔心，扁任期的政治正當性耗損，極可能在下一任總統身上，持續以通膨之名惡化。如此，誠非台灣之福。

主計處公布去年非農業部門的平均薪資年增率達1.77％，創下近7年來新高，然而消費者物價漲幅卻更高，平均達1.8％，結果便使得實質薪資呈現0.03％的負成長，同時也是近4年來第3次負成長。這種甚麼都漲只有薪水沒漲的現象，早已不是新聞，問題在於主流輿論多將其歸因於整體經濟不景氣與中國崛起推升全球物價，好似老闆與員工同樣倒楣，由此發出種種「把餅做大」、「提振台灣經濟」的空洞議論，完全離題。

君不見自1997年以來台灣所有產業的單位產出勞動成本即一路下降，以2000年為基數100計算，已由1997年的101.9下降到2006年的87.81，2007年的數據更近一步掉到76.24，降幅達25％！這個數據的意義是：今天要生產與過去同樣單位的商品，老闆只需付給工人過去薪水的4分之3！同時，1997的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80.64，2007年則上昇到了144.51！換句話說，工作表現提升卻沒有相應的回報，才是近年來再怎麼努力工作薪水還是沒漲的真相！

這絕不是時機歹歹、需要共體時艱的問題，是資本對勞工的剝削加劇才導致了眾人的貧困與少數人的富裕。各種把餅做大的議論，不過是在迴避、掩飾此一剝削。

主計處發布去年全年的薪資與生產力統計，發現經常性薪資年增率已連續19個月超過1％，顯示薪資已呈穩定上漲趨勢。儘管受到國際物價高漲衝擊，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後的實質薪資呈現微幅的負增長，但在薪資成長趨勢不變且失業率低的情況下，民眾的生活應不致受到立即的衝擊，也顯示整體經濟面依舊良好，並未陷入停滯。

儘管如此，台灣為處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核心的東亞，這種經濟表現與鄰國相比依舊遜色不少。有許多人將台灣經濟相對表現不佳的原因歸咎於中國崛起或是全球物價上漲、美國消費疲軟等等因素，甚至曾提出共體時艱之說，實則皆無法自圓其說。如同樣受到中國影響與向世界經濟開放的台灣鄰國，新加坡薪資平均年增率為2.7％，南韓為7.5％，皆優於台灣。兩相比較，顯示面對外在環境變化的經濟對策，才是真正主因。

由此，本次總統大選破天荒地以經濟議題為主軸，實有其決定台灣未來前途的重要意義。台灣能否搭上亞洲成長的列車，或是就此被拋入菲律賓化、拉美化的地步，未來幾年的政策動向可謂關鍵。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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