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在台灣師範學院（就是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唸四年級的時候，我被捕了。原因是閱讀左派書籍，就是社會主義方面的書。那一年稍早，已經先抓了一兩百個大學生。
每個時代各有其特殊的背景和趨勢。二次大戰才結束，中國的內戰又打得如火如荼，國民黨和共產黨相互爭奪政權，從東北打到長江，台灣也受到影響；隨著大陸的動亂，顯得非常不安。結果，台灣「回歸」中國不到幾年，二二八事件也才發生不久，一九五○年，台灣又進入白色恐怖時代。
學生對政局最敏感。那時很多大學生從大陸來台就讀，以沿岸的上海、江蘇、福建和廣東最多。台灣的大學不多，在台北的有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和法商學院（後來併入台大，成為法學院）；另有農學院在台中，即今中興大學；工學院在台南，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總共只有這五、六所，每年招收的學生也不多。
當年台灣的大學，曾個別到福建、廣東、江浙、上海等地招生，大陸學生也必須通過考試進來。他們大多靠大陸的親友接濟，並互相通信往來。大陸一省一省的「淪陷」，被共產黨佔領，他們的心情也愈來愈沈重，繼而家信斷絕，錢也沒辦法寄來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鬥爭當中，到底要站哪一邊：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校園和學術界，以三民主義、國父遺教作為政黨的信仰；共產黨則宣傳共產主義，尤其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為主要的學術信仰；學生受影響也分成兩派。當時的世界局勢已進入冷戰時代，分成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雙方的對立非常明顯。台灣也不能免，雖有不少親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但傾向社會主義的也有不少；像知識階層、文化界和學生，一般都左傾。美國、歐洲和日本，都有同樣的傾向。
這是全球性的體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同情農工、弱者和窮人，學生都偏向這邊。我讀的是教育系，班上有一、二十位外省學生，約佔全班四十人的一半。其中有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他們平常也做些政治活動，像拉人入黨等等；同樣也有共產黨的學生。這兩個黨的學生，到底是考上之前就已入黨，還是考上後才安插任務，在校園兼做政治工作，就不得而知了。
即使國民黨的職業學生，也有轉而同情共產黨的。我出獄後打聽到，有兩名國民黨籍的同學被槍斃。其中一位李德育，在保安處上班，穿軍服來學校；另一位陳光第，也穿軍服，聽說是彭孟緝的家庭教師。當時他們被視為國民黨的職業學生，或許因為同情共產黨，也被打掉。當時的情勢就是這樣。
台灣籍的學生，傳統上比較親共。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共產黨一向以解放殖民地為訴求。日治時代到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很多偏向社會主義，是親共的；光復以後，台灣學生仍保有這種傾向。中共在大陸取得優勢之後，更強化了對學生和學術界的影響；國民黨的失敗，原因之一就在於學術界已普遍親共。「中國民主同盟」就是一例，構成民盟的都是智識份子，後來大都投靠中共。
學校裡的讀書風氣，因為時局的緊繃，課雖然還上，但人人關心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的真相，都會去找相關的資訊，尤其是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學生也成立社團，如「社會科學研討會」等等，一起讀大陸出版的書；像上海「生活書店」的書，比較便宜，種類也多。當時如《唯物論辯證法》、《大眾哲學》、《資本主義批判》、《新民主主義》這一類的書很多；《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等，也寫得不錯，都是馬克思的觀點，學生特別喜歡看。這些書，重慶南路的書店就買得到，只是放在裡面，要走進去一點才找得到。一九四九年起，這些書變成禁書，禁止販賣、禁止閱讀；但市面上照樣賣，大家也照樣讀。
那時大家也很認真的閱讀共產主義。主要是因為共產主義的訴求：爭取殖民地解放，和資本主義國家對抗。不少人認為將來必定會再發生世界大戰，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市場和資源，必將再度侵略未開發國家，並搶奪殖民地，結果將引發生世界大戰。這一套理論很有道理，而且很準，第一、二次大戰就這樣發生了。生活書局的書，把共產主義寫得很平易，我們的中文能力不強，讀生活書局的書較容易了解，大家都買來看。我第二次被捕，也起因於生活書局的書。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傳播學生鬥陣
「推動總統候選人承諾反置入式行銷」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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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台灣新聞媒體普遍存在嚴重的置入式行銷現象，其中政府是最大的廣告主之一。
2003年「國家施政宣導及公營事業商品廣告之媒體通路組合案」新聞局以10億9千萬元的政府經費進行行政院內十八個部會的媒體集中採購，更指明以「置入式行銷」來進行政策宣導。根據前行政院新聞局長姚文智，在2005年的一場研討會中表示，從2003年至2005年，共兩次政府媒體通路集中採購案將近20億的預算中，部分經費是用來進行媒體(包括節目與新聞)置入式行銷；而2008年行政院看守內閣透過新聞局曾公開指出，將投入2億6千萬元採購文宣商品，其中又有多少金額是採新聞置入式行銷方式處理而不可知。
置入性行銷即是行銷學上的「產品置入」，新聞置式性行銷就是：以付費的方式，透過不醒目的手法，將付費者所欲傳達的訊息以新聞包裝，進而達到影響閱聽人的目的。不同於廣編稿會註明為廣告之方式，因此許多民眾誤以為就是經客觀採訪所得之新聞。
監督本是媒體之天職，也是公共服務與自由民主之體現，所以民眾面對新聞資訊時較願採相信之正面態度，而不同於一般的廣告或政令宣導；因此，當置入式行銷透過新聞的方式播送後，即變成了蓄意操弄資訊、欺騙大眾的行為，民眾從此將如何信賴新聞媒體？民眾又如何得到資訊來監督政府？新聞學界也一致認為，置入式行銷已嚴重違反新聞專業，甚至成為官方變相干預新聞的手段之一。
雖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已於「通訊傳播法」草案中訂定相關法令，然而草案進度嚴重落後，甚至還未能送入立法院進行審議；加上此法只針對電子媒體，未能全面涵蓋所有媒體。因此，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認為，唯有從根本解決，剷除戕害新聞專業、公正性的源頭，才能正本清源。
我們認為，置入式行銷的爭議必須「拉高層次，一次解決」，唯有由未來的總統明確承諾，才能讓媒體免於受到國家機器的不當干擾；只有總統候選人的連署、表態與信守承諾，才能讓危害新聞專業的「置入式行銷」徹底從新聞專業中消失。
因此，我們強烈主張：「總統候選人要公開表態，並連署宣言，在當選後的總統任期內，不再編列任何預算進行置入式行銷於新聞節目與新聞報導內，並加速國內相關法令之修訂，以杜絕任何形式之新聞造假與媒體言論控制。」
我們也深刻體認媒體肩負拒絕新聞置入式行銷的責任，承續記協及其他媒體監督團體反置入式行銷的一貫立場，我們也在此強調，政府、媒體本身應做到下列事項：
1.政府所進行的政令影像、文字宣導，必須與媒體之「新聞」做明確的切割。
2.政府所進行的政令文宣，不得變相以座談會、專題報導及任何新聞形式呈現，而是回到廣告形式，並須明確加註：「廣告」、「政令宣導」等字樣。
發起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傳播學生鬥陣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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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抓人 四六導火線
我曾兩度被捕，第一次是因為「四六事件」。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兩位台大和師院的學生共乘一輛腳踏車，即所謂單車雙載。那時腳踏車很少，後座常常載人，但卻是違規的。他們在新生南路被警察取締，大概警察態度不好，以致發生口角；當時戰爭剛結束，警察十分霸道。警察把兩個學生抓到大安分局，兩人在裡頭被打。目睹警察抓人的師院學生立刻趕回宿舍，動員同學包圍大安（第四）分局，要求放人。
學生對抗警察，是日治時代的傳統。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很壞，學生一有機會，都會和警察槓上。但是日治時代，學生得到較大的保護；當時要考中學很困難，學生人數少，都是菁英份子，比較受到尊重，政府對學生都另眼看待。學生和警察生事的話，都只交由學校處分，不會被抓；就算交給學校，校方頂多罵幾句就算了。所以學生對上警察，都會想要比一比。但是戰後，尤其二二八當時，那些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所以單車雙載事件，可能因雙方的態度問題引起糾紛，這卻是一個導火線。
逮捕的場面被其他的學生目睹，立刻回學校通報，先到師院。那天下午，師院學生聚集七、八十人到第四分局要人。分局起初很強硬，不承認抓學生，不肯放人；大家又聽說兩位學生被打，雙方更僵持不下；隨後台大學生也趕到分局，現場約有一百多人，把分局團團圍住。分局上報市警局，市警局怕事情鬧得太大，命令分局當場放人。人放出來，學生仍不甘休，要求分局長出面道歉；分局終於有人出面，卻是冒牌的，不是分局長本人。學生於是把出面道歉的警察架回台大宿舍，到半夜才放他走。
◆學生串聯 當局擴大逮捕
隔天，台大和師院發動全校學生，到中山堂旁邊的台北市警局抗議。學生沿著羅斯福路、南昌街遊行，一直走到中山堂。遊行當中所唱的歌，和大陸學潮時唱的一樣；因為有很多外省學生參加，他們會講北京話，隊伍大多由他們領導，除了唱民謠之外，大概也有唱「國際歌」等等。
那天有四、五百人參加遊行，學生沿路散發傳單，抗議警察抓人打人。外省學生又因時局的關係，家裡無法匯錢過來，吃不飽飯；有些雖是公費生，也只領到很少的津貼。二二八前後，通貨膨脹很嚴重；日治時代，一個月薪水才二十元左右，生活就過得去了；中國政府來接收之後，錢一直薄，後來更貶到四萬換一元，難怪公費生也吃不飽。所以遊行當中散發的傳單，也有「反飢餓、反迫害」等口號。不料這也成為後來抓人的藉口，當局就指遊行是「唱共產黨的歌，散發共產黨的傳單」。
如何處理這次遊行？市警局向高層請示。當時省主席陳誠不在，大概回大陸開會，代理者決定低調處理，由台北市警察局長出面道歉；學生達到目的後解散。據傳，陳誠回台之後，大發脾氣，決定擴大逮捕學生。
其實當年台灣的校園，和大陸比起來很平靜。大陸正逢內戰，學生又具有社運前鋒的傳統，當然鬧出很多學潮；相形之下，台灣的學生很溫和。但這個事件成了導火線，大家發現政府愈來愈不講道理，學生必須團結起來。於是兩校決議，在青年節集會，商議擴大校際的學生組織。
現今的台灣學生，比較少參加政治運動，只有黨外時代比較多，近幾年又少了。早期的學生不是這樣，從日治時代開始，學生的抗日運動就有很多次；戰後初期也有。
三月二十九日，各校學生在台大法學院集合，以紀念黃花崗的名義，舉辦營火晚會。當晚台北市高中以上學校，像成功中學、北一女的學生都到場，台中、台南的學校也派代表參加。大家圍著營火，舉火炬跳舞，還有台大「麥浪歌詠隊」等等的演出。當晚做成決議，要組織全省性的學生聯盟。當局獲悉，認為事態愈來愈嚴重，擔心會引發像大陸那樣的學潮，決定先下手為強。到了四月五日，終於動手抓人，先抓了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
◆兩百師院生 對抗一團兵力
四月五日早上，那天似乎放假。突然有人進入宿舍，對周慎源說，他的親戚在外面等，要他出去。他是嘉義人，以為真的有人來找，就出去了。一出去，立刻被兩名特務左右挾持，上了人力三輪車押走。
押送途中，路經台大醫院附近的新公園。周慎源看到附近有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就大聲喊「特務抓人、特務抓人」，隨即跳下三輪車。台大學生迅速圍過來，兩名特務立刻逃走。周慎源回到學校，學生都非常氣憤，兩校集會討論，打算再度示威抗議。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其實前一天深夜十一點多，師院的學生宿舍就已經被包圍了。當局要抓的學生分屬兩校，也同時派兵到台大去抓人。他們有一份逮捕名單，師院六名，台大十三、四名。台大宿舍是日式的平房，軍警一衝進去，雖然學生稍有抗爭，大體上很快就抓到人了。
但師院宿舍是新蓋的兩層樓，底下有門，軍警動作不便。最重要的是，我們事前已經得到消息，知道夜裡可能來抓人。大家集中在北面宿舍的二樓，拿樓下餐廳的桌椅塞住樓梯，碗都收到樓上當武器。半夜樓下喊起來，來人以保安司令部的兵仔為主。他們在外面喊話，說只要抓名單上的六個人：周慎源、鄭鴻溪、朱商彝、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等，我們交出來就沒事，不要受共產黨的煽動。
當時師院的院長由謝東閔代理。他到現場用台語對我們喊話，說：「台灣學生不要傻，不要被他人欺騙利用，把人交出來吧。」我們回應說：「半夜抓人又沒有公文，太不合程序，我們不會放同學出去。」雙方對陣互相喊話，一直僵持到將近天亮，外面的兵仔愈來愈多，據說有將近一團的兵力，和平東路附近臨時戒嚴禁止通行。
天快亮時，他們終於衝上來。我們從樓上把碗丟下去，被打中的兵仔，血立刻噴出來。兵仔一路攻上樓梯，和學生對打，學生打不贏，一個個被綑起來，裝上卡車，送往現在的中正紀念堂，那時還是日本人留下的軍營。
宿舍原來住有三百人，因為放假人數不齊，被捕的大約兩百人，在軍營關了六、七天。台大那邊，要抓的大概都抓到了；但師院這邊指名逮捕的六人，才抓到一半。周慎源、朱商彝（台中一中畢業，後來去大陸，改名朱實，任教於上海某大學，曾數度回台），鄭鴻溪（也逃到大陸）等都沒有被捕。我們在軍營裡被盤問：誰煽動？誰有共產黨的嫌疑？等等問話，沒有人理會。一星期之後，把我們放了。
聽說，周慎源當天藏在樓下飯廳的天花板上；也有人說，是躲在廚房裡，工友睡的通舖底下。他後來的遭遇很戲劇化：跑到桃園山裡，被發現時，和情治人員槍戰後被殺；鄭鴻溪和朱商彝，則據說坐船到大陸。一九四九年，台灣和上海還有通船，他們可能託人設法，用假名坐上末班船。後來鄭鴻溪做到統戰部第一局局長；朱商彝曾因交換教授的機會，到日本教了三、四年書。
◆傷痛的台灣 學生的悲憤
一九五Ｏ年我再度被捕時，他們還追問我牽涉四六事件的情形，像當時做了哪些非法活動等等。其實四六事件主要是受到時局的影響，當時每天的新聞都是關於內戰，兩邊如何打，百姓如何死傷慘重，餓死的、凍死的多少。又因為台灣經濟很糟，先被戰爭破壞，政府官員一來，又是貪污；他們穿中山裝，袋子特別大，隨時找你麻煩，只要紅包塞進去就沒事。
有一次我回家鄉彰化訪友，他父親做糖的買賣。糖是管制品，五、六大包的糖，路上被警察攔下來查辦；警察隨即以一紙紅單把朋友的父親從家裡調去，當場把人扣留。朋友家裡非常慌亂，有人比手畫腳的點醒說：「趕快把那個放進去，人就能出來，怎麼你們連這個也不懂？」家人急忙籌錢送去，果然不到半小時，人就放了。那時我還是學生，已經見識到中國的吃錢官了。
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並不覺得恐怖，只感到很不甘願、不服氣，整天想著要如何對抗。年輕人不知道什麼是恐怖，除了機槍正在掃射的時候；但大家都不甘願，想起二二八事件，被他們殺那麼多人，就要想盡辦法推翻國民黨，大家的意識裡都是這種想法。很多人會走這條路，就是認為要對抗國民黨的話，共產黨那一套不錯：運用地下組織，慢慢吸收人，嚴格訓練，有制度有團隊精神，才可能對抗，才有效。如果像二二八那樣單打獨鬥，人再多也會死光。這可能是很多人參加共產黨的原因，不一定每個人都對大陸有興趣。
另一方面，青年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和日本時代的傳統有關。當時的世界分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對立的陣營，世界上的殖民地，大多偏向共產陣營。像非洲和南洋，因為統治者是白人帝國主義者，當地人民都很悽慘，牛馬般被奴役、被管制；社會主義者號召民族解放、殖民地解放，對他們非常有魅力。
日本統治台灣數十年，在台灣的日本人就比台灣人佔優勢。我國小畢業，投考台中高工時，一年錄取一百四十人，日本人就佔一半；其實日本人才二十萬，台灣人有六百萬，他們卻優先佔一半的名額。我記得報考的台灣學生有三千人，才取七十名，你看有多難。台中高工目前還在，也還是高工。高工畢業後，我先考上延平大學；二二八之後學校被查封，才再考進師院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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