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之後,才知道省工委會有那麼多支部:台大工學院、法學院、農學院、醫學院都有支部;師院也有支部,人還不少。五月份抓的那一批學生,有十幾個就是在師院學生宿舍被捕的;我們的「社會科學研討會」也有很多人被抓。班上的外省人被打掉了兩、三個;台灣人這邊,有些人逃跑,有人涉及學委會案。
一九五O年十一月我被捕之前,從九月、十月間就開始槍斃人。郵局案就在火車站執行,現場還貼出佈告。有一次軍車壓死一位國防醫學院的教官,肇事者也是在車禍現場的羅斯福路上槍決,而且不把屍體移走,在上面貼張佈告示眾。早期很多人在車站槍殺,國民黨就是這樣做。
我是在課堂上被捕的。我被捕,是因為看「禁書」。原先讀禁書並沒有那麼嚴重,當局以此為藉口抓人,是在一九五O年五、六月以後才開始的。起因於我的書被一位高工的同學拿去看──當時大家對這些書還不當一回事,很多就放在學生宿舍的書架上,包括各種書籍和上海發行的雜誌、報紙等──他就借了兩本去看。
我這個同學,曾經到成都考上陸軍軍官學校。在台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軍官學校非常難考,如今有機會投考中國的軍官學校,很多人就去應試。即使在二二八之後,大家仍搞不清楚軍校是國民黨的,以為就是國家級的學校,何況又是政府來招考的。這位同學叫陳耀堂,約在一九四八年去讀,大概是第二十二或二十三期。他如果一路順遂到現在,一定做到將官;可惜他大概看不習慣,和教官打架而被開除。
回台灣之後,到宿舍來找我。他經歷過大陸的狀況,想看看那邊的書。我有一些上海發行的《觀察》雜誌,和社會科學研討會在研讀的《大眾哲學》等書,他拿了兩三本走,那些書原本就放在桌上。他看了之後,又借給軍校的同學顏大樹。顏大樹也是台灣人,剛畢業回來,就被派到總統府,任職於警衛隊。顏把書帶回營裡,被人檢舉,很快沿著陳耀堂追到我這裡。兩位同學先被抓,隨後就抓我;我的案子變得很嚴重,好像我對軍隊有什麼企圖,要刺探情報什麼的。
十一月三日,師院上課的時候,四個便衣到訓導處,開張小條子,叫人送到教室,寫說家人找我,要我出去一下。一出教室,兩個大漢在外面等著,一人一邊,嘴裡連說:「請、請、請。」我覺得不妙,不像家人找我;才走到樓梯邊,兩人就把我架起來,一直帶到校門口,有輛吉普車等在那裡。上車後直接送到保安司令保安處,又稱情報處,就是現在的獅子林,是日治時代東本願寺改成的政治監獄。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人的足跡‧水的旅行
水水台灣〝游〞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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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從三月份起推出「水水台灣游學團」,規劃從海濱到河川上游的”游”學行程,讓熱愛這塊土地的民眾在達人的引領之下,體驗台灣的水之美,也親見台灣的水問題,共同來守護台灣的水、台灣的美麗。
「水水台灣游學團」率先登場的是「水漾生活系列」,讓參與者體驗水在台灣造就的美好環境,三月先前往護魚有成的金瓜寮溪與北勢溪,體驗清澈的溪流、悠游的魚群、綠意盎然的觀魚賞蕨步道等水所創造出的美麗景觀;四月再前往苗栗地區搶看火炎山奇觀、鴨耕稻、油桐花、夜間賞螢等水所就造的好景、好生活。
五月份起則展開「從海岸到山巔系列」,從河川下游上溯,感受水資源被破壞前後的差異。五月份先前往地景特出的台灣東北角,拜訪海岸潮間帶及海濱生物,並進行漁港探險、天然與人工海岸省思,六月份則是濕地之旅,不只帶領大家親訪人工濕地,還要參與濕地營造,共同玩泥巴、築濕地。
「水水台灣游學團」於即日起開始報名,本活動每場人數40名,歡迎一般大眾(小朋友限國小中年級以上)一起跟著水去旅行,一次報名兩場活動報名費可享九折、一次報名三場報名費可享八折、一次四場全部報名則可享受七折以下的優惠。
六月份「水水台灣游學團」上學期的課程結束之後,將於九月下學期繼續「從海岸到山巔系列」直到年底,七、八月間還將推出「豐饒漁場之旅夏令營」,相關訊息請隨時留意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Take it easy! 環境行動網」:http://www.eeft.org.tw
‧活動時間:2008年3月~6月
‧活動報名:即日起額滿為止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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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本願寺 用電刑關獨房
一到情報處,立刻偵訊。當時的政策,就是不讓任何違抗他的人留在外面,有關係的人必須趕快抓起來。所以審問的重點,就是一直追問:還有什麼人?有什麼組織?書哪裡來的?有沒有開會…一直追究。我們都沒有這些嫌疑,頂多是在學校社團裡,互相把書借來借去;結果,把書借來借去看的人都要抓。
他們一直問「你們的組織還有什麼人」,也提到四六事件,說我毫不悔改。又問為什麼拿書給軍官看,我說我怎麼曉得,我的同學是被開除的,又不是軍人。訊問的重點就是認為我背後還有組織,既然一起看書討論,一定還有主犯…不斷的追究。幾乎連續三夜四天,我都在偵訊室裡,接受疲勞審訊。
他們一直換人來問。有的人很壞,扮黑臉,用棍子打我,又把我的兩根拇指綁上電線電我;也有白臉法官,說很同情你呀,學生思想自然比較左傾什麼的。又有一位洪國式,是中共派來的,被捕以後被安排在情報處,負責說服我們。他說:「我是那邊派來的,你們還是坦白講,沒有關係。」總之就是軟硬兼施,連續審問了四天三夜。
我的狀況很單純,就是借書、看書一共三個人,沒有什麼組織。於是他們說:「那麼你最好的朋友是誰,把你朋友的名字寫出來。」我想寫出來一定完蛋,就把班上四十個人的名字寫了二十個。我們班在五月份,也有一個同學涉及學委會被抓,他們拿我的名單去問他,說:「盧某某已經都寫出來了,這些都是你們的同案。」那個同學嚇壞了,哪有那麼多人一起看書開會,那還得了!於是他點了兩個人,說這兩人有看過書,講過話,討論書裡的東西。這兩個人倒楣了,一起被抓進來,都成了他的同案。
東本願寺原來的建築很高,情報處把它隔成三層:地下一層是大房間,每間可以關十幾個人;二樓是獨房,像棺材那樣大小,後面一個洞供大小便,四面都沒有窗戶;地上第三層大概是關女生或重要人物。偵訊過後,我被送進二樓的獨房,關了一個多月都不再問話,之後才被叫出去寫自白書。
我自己並沒有寫多少,他倒是一邊問一邊寫,問的重點還是一樣。前後在情報處關了兩個半月,終於要結案了;檢察官叫我出去,他問我答;他寫筆錄,都是他寫,然後就叫我蓋印。我說我要先看一下,一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他寫得很嚴重,說我發展組織,吸收兩個人;我只是借書給同學看,卻變成我吸收他。看完,就要我承認;我說你寫的和我講的不一樣啊。但是不承認不行,他叫兵仔抓住我的大拇指蓋指印,就算結案了。
◆軍法處鬼門關 判無期要恭喜
兩天後,我被送到軍法處。軍法處位於現在的來來飯店,大門在青島東路,範圍很大,東面是軍法處,西面是軍人監獄。到軍法處以後,大概覺得我的案子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沒再抓到新的人,所以很快就開庭,當時叫「提訊」。開到第二庭,增加一個法官,大概算是會審,就這樣結案。我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到軍法處,五月判決。被叫出去聽宣判時,法官的口音聽不大清楚,只大概曉得被判無期徒刑,他也唸了「罪行」,但是我都聽不懂。
判決的輕重是有「行情」的,同房的難友都會事先估計。他們對我說:「你的案子牽涉到軍人…」就不肯再講下去,只是搖頭,恐怕我會被打掉。後來他們聽說我要被「判決」,全房都喊起來,既然還有「判決」,就確定不是死刑了。等到判決回來,我說是無期,大家倒是很高興:喔,無期啊,死不了的。
當時要槍斃人,都在雞啼時分來提死犯;聽到鐵門卡的一聲,大家的心抽搐一下,呼吸幾乎停掉,安安靜靜聽他們的腳步聲,看停在哪個房間點名──軍法處有二十多房。點到名、帶出去的人,就不再回來了。
軍法處那樣的氣氛,實在不是人住的。裡面擠得像沙丁魚罐頭,六坪大的房間,關二十多個人。晚上睡覺不能平躺,都要側睡,起來小便之後就沒有位置躺了。冬天還好,夏天真受不了,熱得都打赤膊,只穿一條內褲,流出來的不是汗,都是油。我們把衣服撕開做成繩子,兩邊綁住軍毯來「拉風」,大家輪流拉才有點風,否則整棟押房只靠兩架小小的抽風機,根本沒有用。開飯時尤其熱,湯一送進來,熱氣令人受不了。
軍法處無所謂「放封」,只在早上開門讓你出去盥洗,時間才七、八分鐘,要洗臉、洗澡、洗衣服。大家先把臉盆準備好,門一開就跑步衝出去,先接一盆水,趕緊沖衣服沖身體,才一下子哨子就響了。吃飯時一人一碗,配的是青菜,頂多拿豆腐渣炒一炒。但是在軍法處,因為已過偵訊階段,家人可以寄東西來,我們吃的菜主要就靠家裡。偶而剛判決的人,在移送軍監之前,也可以接見親友;這時就有熱炒可吃,家人都會送來米粉、麵條和各種熱菜。
當年軍法處的接見室,設備還很簡陋,雙方隔開,中間有個小木窗,如果看守不注意,還可以拉拉手;後來用玻璃隔開,只能透過對講機說話。判刑比較輕的人,判決後可以寫信通知家人來接見。我判決後也寫信回家,信還沒寄到,就被送往內湖「新生總隊」了。
◆撿回一條命 綠島做新生
我是五月初判決,五月八日或九日送到內湖;在內湖才一個禮拜,又全部移送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內湖的生活條件和軍隊差不多,睡教室裡的通舖,也可以申請接見。之前,家人接到我寄自軍法處的信,趕到軍法處看我時,我已經被送走;這次我從內湖寫信回家,家人又趕來接見時,我又送綠島了。兩度都撲了空。
或許是運氣比較好吧,我的案情依照當時的「行情」,很可能判死刑;但一九五一前半年,新生訓導處已經設立,有足夠的空間疏散大量的人犯,當時軍法處牢房實在爆滿了。所以判決比較潦草,想趕快結案,把人送走。否則像我這樣,被認定參加組織,又吸收軍中兩人,是死定的。我記得還在軍法處時,大約一九五一年二、三、四月間,比較少聽到一次槍斃很多人的情形,大都一次一兩個。但是一九五三、五四年之後,只要吸收一人就槍斃了。
那一次移監,內湖新生總隊和軍人監獄各送了一大批人,用很大的登陸艦,可能有五、六千噸,卡車可以開進去;從基隆啟航,五月十七日抵達綠島。新生總隊很多是判五年以下,或者判無罪卻「交付感訓」的人;因為標榜「感訓」,不把我們當犯人看待;七年、十年以上的人大都送軍人監獄。我判無期而送新生總隊,算是比較例外。
送綠島那天,軍監來的人都被銬在一起;我們內湖去的人沒銬,而且穿新生總隊發的制服。到了綠島,軍監來的難友就發牢騷說:「你們在船上跑來跑去,我們卻銬在一起,動都不能動。」國民黨有不同的政策,個人的遭遇也就不一樣。
第一批政治犯抵達綠島,是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新生訓導處像部隊的營房,不像監獄,講起來就是集中營。剛到時連圍牆都沒有,只有三個大隊的營房,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都是木板房子。寢室裝鐵門,用舊鐵軌改的,有木頭窗子。
◆新生訓導處 政治犯集中營
我們第一個工作是蓋圍牆,自己把自己關起來。每天到海邊打咾咕石,把附近海灘的景觀都改變了,原來凹凹凸凸的海灘,都被我們打平。第一任處長姚盛齋,原任基隆要塞司令。他的感訓政策,是要我們拋棄對黨國的厭惡,信仰三民主義,效忠國民政府。他口頭上說,接受感訓成績好的,會給你好處,譬如提前釋放云云。事實上當然沒這回事,十年就是十年,無期就要關你一輩子。
蔣經國在蘇聯,學會列寧式統治的方式:以黨做主體,進行嚴密控制;蘇聯就是以集中營管理政治犯。當然國民黨當局也想「感化」你,要你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改信他的三民主義。所以新生訓導處用所謂「感訓」方式對待政治犯,第一在於國民黨是列寧式的體制;第二才是為了思想改造。
每天的作息是半天上課,半天勞動,但工作忙起來就不上課了;像一開始做圍牆,我們就整天搬石頭砌牆。最要命的是搬運補給品,像大米、麵粉和煤炭。貨從南寮上岸,搬到訓導處要走六公里,沒有卡車,全靠我們的肩膀和兩條腿。趕工的時候一天搬運三趟,來回三十六公里,而且不是空手,要扛東西。兩個人抬一包米,重五十公斤,煤炭稱過,也是五十公斤;我們都沒有肩扛的經驗,扛起來實在不得了。自己帶去的鞋子,折磨一個禮拜就壞了,鞋底整個掉落,因為走的是海灘旁邊,鋪咾咕石的小路。鞋子穿壞以後,赤腳來回,更加辛苦。
其間自然會和官兵發生衝突,一年多後,果然就把所謂「頑劣份子」送走一批,那一批有一百多個,不久又送了兩批。一九五四年左右,土城成立了「生產教育實驗所」,便把原判感訓的人也送走了。
◆吳國楨揭秘 綠島惡名遠播
「新生」當中,有一位東北籍的國大代表,齊維誠,聽說是陳誠下令逮捕的。因為他在南京開會時,曾提議嚴辦陳誠。陳誠在內戰時是東北的指揮官,戰敗撤守,致使東北淪陷,齊維誠提議嚴辦,以謝國人。陳誠記恨他,一到台灣就把他抓起來判感訓。但是感訓隊要移送生教所時,卻把他留下,送到我們第三中隊來。
不知是這位老兄想要表現,還是處長姚盛齋想邀功,一九五三年初,表面上由齊維誠發起,提議推動「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受到上面採納而下令執行。於是各隊指導員便召集開會,要大家簽名響應,寫血書呈給總統,表現出受到感化參與運動的樣子。我們覺得已經坐牢了,哪裡還要響應這種運動,簡直是出賣自己,違背我們的意願,所以響應的很少。
第四中隊響應的最少,才幾個人。隊長和指導員發火了,說有人煽火策動,抓幾個人去關碉堡。演變到後來,竟變成一個大案,送一批人回軍法處,又槍斃了不少人。新生訓導處的待遇,要等到第三任處長唐湯銘接任以後,才有改善。
一九五四年三月,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遭整肅。據說他在美國期間,公佈台灣政府的惡行,其中有一條,是把愛國青年關在綠島。所以一九五O年代,美國大使和外國記者,都曾經到綠島查訪。因為記者團要來,我們的伙食和服裝都有改善。原先我們的衣服,從內湖新生總隊以來,就像古代人穿的,我們叫它「屎桶褲」:兩條褲管上下一樣寬,在褲腰處裁開,兩邊交叉對折,用繩子紮起來。這下就換成西褲了,有鈕扣有口袋,也可以繫腰帶。上衣也比較挺,又有帽子像學生那樣。
記者團來訪之前,成績不好、愛講閒話的人都事先疏散,送到山上隔離起來。接受記者團採訪的「新生」,也已事先指定,只有廖文毅案的鍾謙順是記者團特別要求的,此外都是處部指定的人選。我們還要「演出」上課、打球的情形,給記者參觀;記者也隨機找人訪談,但是比較不聽話的,早就隔離了。這是早期管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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