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邦生活館 讓公益沒有數位落差 公益人文團體網路空間贊助方案 「智邦科技」長期關注公益、人文，秉持母公司的人道關懷，智邦生活館於經營「網站代管」服務穩定獲利後，特推出「公益網站贊助方案」，協助NPO（非營利組織）或社區產業用最低的成本透過網路傳播理想。 若希望智邦生活館提供網路應用教學課程，請參考【公益人文團體網路應用教學計畫】 【贊助條件】 1.申請單位：有立案的NPO、注重生態倫理的社區產業，或以非營利為主的社團法人(資金充沛有企業後盾的基金會請勿申請)。 2.申請條件： a.智邦生活館希望贊助的，是網站建置好後，能持續更新網站內容的NPO或社區產業，且這些NPO或社區產業會強烈希望讓更多網友接受到自己的訊息。 b.申請贊助的NPO或社區產業需承諾形式在智邦生活館電子報平台申請電子報，每月定期更新網站內容，並將內容改編成電子報發送（每月至少一期）。電子報內容可為純文字檔或HTML圖文電子報，內容需具可讀性與易讀性。 3.倡議型、運動型的組織、議題，若無法承諾會長期、持續經營網站與電子報，請勿申請。 【公益網站贊助方案內容】 一、位於台灣最佳中華電信機房的網站空間，擁有2G硬碟空間，與每月30G非常充足的流量。 二、智邦生活館電子報平台的發報空間。 三、集結各公益電子報內容以RSS輸出以供智邦網站與其他部落格輪播。 四、可使用擁有150套版型的「輕鬆架站」、擁有490套版型的「架站精靈」，減少NPO建置網站的成本。 五、可要求代為安裝擁有150套版型的F2blog，協助NPO輕鬆上稿與網路串連。 六、可要求贈送五個具掃毒、擋垃圾信功能的「企業信箱」，內含環保、省紙的「傳真信箱」功能。 七、每年贈送500通「智邦PP」手機簡訊，可供NPO人員互相聯絡。 八、輕鬆架站、架站精靈、網路行銷的全台巡迴免費教學課程。 【申請流程】 一、 填寫線上申請表單，送出審核。（表格在此） 二、 審核通過後，試做一份電子報（純文字檔或HTML圖文電子報均可）。 三、 將電子報與社團名稱、地址、聯絡電話、聯絡人姓名、NPO簡介寄到iwebs@corp.url.com.tw，如三個工作天內未見回覆，請再發信確認。 （詳情請見）

◆泰源越獄斷魂 綠洲浪費青春

泰源初期管理較鬆，也因為警衛連是陸軍軍區派來的，其中有很多台灣的充員兵；以前在綠島，警衛連則由警備總部指派，都是外省兵，不用台灣兵。泰源的警衛連是一般陸軍部隊，政戰官不至於太強勢，不像警總的警衛連那麼兇。泰源的台灣充員兵和我們多少有關係，有些坐牢的人比充員兵有錢，在福利社請客，大家稱兄道弟互相結拜。起事者認為，如果充員兵放鬆一點，就可能成事。聽說當時連軍械庫的鑰匙都放在定點，等他們去開。這些雖然是聽來的消息，可見事先和警衛連應有聯絡。

當時我的估計，越獄起事絕對不會成功。王昇當政戰學校校長，保密系統做得比共產黨還要嚴密。台灣地小人多，我在新生訓導處時調到政戰部康樂室，才知道連綠島那麼小的地方，都到處放「點」；有些點是老百姓，他們看到什麼狀況都會通風報信。連綠島都如此，台灣更免不了，到處都佈置線民。

在那麼嚴密的控制下，沒有外力幫助，只靠獄中少數人，就算拿下軍械庫，裡面的槍能派上什麼用場？台灣的警備這麼嚴，實在很不可能成功。果然出事後一兩小時，直升機就飛來了。逃到山裡的人肚子餓了，跑到老百姓的寮仔，討蕃薯湯來吃。蕃薯下水還沒滾，已經有人溜出後門通報消息；蕃薯還沒吃到呢，警察就來了。事發之後，監獄裡所有人通通關起來；連吃飯時，外役開鐵門送菜湯進來，都有五、六個兵仔拿槍押送。

一九七二年，泰源的政治犯移監到綠島。移監時好像大演習，下了作戰令一般。卡車一出門，道路兩旁站滿武裝士兵，動員很大的兵力，空中還有直昇機巡邏。大清早我們從成功坐上登陸艇，才十七浬的航程，中途還進行一場進出修理艦的演習。修理艦很大，我們坐的登陸艇直接開進船腹，各種機具卡卡亂響的搞了一個多小時。真難得還有這種光景可看。

到綠島前，我以為又要回到新生訓導處；等卡車開進一個大鐵門，才知道是個新建的監獄：綠洲山莊，它的牢房，新生俗稱「八卦樓」。我在綠洲山莊關到釋放，三年間都不曾外出一步。泰源來的人犯關在「八卦樓」的第一區，另外一批是景美軍法處看守所來的，關在第四區。景美軍法處可能在移監綠洲山莊之後，才不再關政治犯，但仍留下工程隊，像木工、裁縫等等。

關在綠洲山莊的日子，感覺上最長、最難挨，整天沒事做，只能帶字典和三民主義，其他的書都不准，書寄不進來也寄不出去。我們在泰源看慣外國雜誌，到了綠洲山莊什麼書都沒有，那一段日子真是青春的浪費。

◆永遠對的官兵 錯到底的制度

所以說，威權政治實在很差勁。政工幹校成立之後，建立起保防系統，王昇開始用幹校畢業生發展政戰系統。我在新生訓導處時，就感覺到政戰學校出身的人，目中無人，看不起那些戰鬥系統的人。他們的態度就是，誰敢怎樣的話，我們的報告可以直接送到王昇那裡。指導員一職，後來改稱輔導長、政戰官、保防官；新生訓導處那兩個保防官很不得了，大家都怕。後來又派一個年輕的保防官來，外語學校畢業的，口氣更大，他把官兵集合起來，說要由他教英文。本來英文都是我們新生教的，他說：「那是幾十年前的英文，算什麼？我來教。」

連我們打籃球他也看不順眼，他自己愛打。官兵隊從來不敢跟新生隊打，因為打不過我們，而且會有人打小報告，說官長和新生打球。那個保防官一來，就要官兵隊和新生隊比賽。其他官兵向他說，打輸了不好看，不如以大隊為單位，由官兵和新生混合編隊比賽，比較沒有面子問題。

當時我負責辦理康樂活動，在訓導處常被笑說是「師大體育系」的，專門負責籌備運動會，好像總幹事，連官兵都要聽我的，但名義上還是由官兵掛名。保防官就教我擬公文，由康樂官具名發出去。於是分為一、二、三大隊、處部和警衛連共五隊比賽籃球。他指定自己和一位馬屁型的新生做裁判。

我是第一大隊的選手，他專門吹我，稍微靠近別人，他就吹犯規，不到半場我就五次犯滿了。輪到他代表處部比賽時，由指派的新生當裁判，不管他怎麼推擠，都不會被吹犯規，所以他得分最高。計算成績時，我們一大隊和處部各三勝一負，但一大隊勝分多兩分，還是得到冠軍。

他很不甘願，一直找我麻煩，到康樂室搜我的東西。我有記錄每天工作的習慣，也曾寫過因為母親逝世，不能回家奔喪，傷心發牢騷的筆記。他看到了，沒有拿走，只是記在心裡。等到要移送泰源時，他就向輔導長說，我藏兩本日記簿，應該沒收。輔導長在檢查行李之前，先把我叫到一邊說：「你過來一下…他媽的，那個保防官說你有兩本日記，要我沒收…看你怎麼藏一藏，先託別人帶，就說你燒掉了。」

威權政治之下，會有那麼多冤錯假案，也是因為有這種制度。制度非運作不可，保防、政戰系統的「業績」，就在於監視考核；即使沒事也要製造，小事也要放大，再加上獎金制度，老百姓就更加遭殃。難怪軍中流行說「錯就要錯到底」，連官長都公開講：「不要認錯，做到底就是了。」這是國民黨最不好的地方；他們說「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就是這樣的心態。

◆法官玩文字 套牢多少人

蔣介石死後，蔣經國頒佈特赦和減刑令。聽說蔣介石講過，政治犯他絕不原諒。假如這句話是真的，以前說判個感訓就放你回去的話，都是騙人的；要等他死後，蔣經國接任總統，才頭一次頒佈所謂政治犯減刑條例。那時我已經關了二十五年，二十一歲進去，接到減刑釋放時，已經四十六歲了。那天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

那一次不是大赦，並非所有人都放出來。特赦有個條件：判決的法條不能是二條一項。二條一是「參加非法組織，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所謂「非法組織」是指中共的組織，不能適用減刑條例，其他組織則可以。當年判決書的用語有很多種，譬如：參加匪黨組織、參加朱毛匪幫組織、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等。組織的名稱雖然不一，在當局的眼中都是一樣，都是朱毛匪幫，都是中共黨徒。

但這時問題來了，減刑那天，同樣以二條一判刑的人，能不能出來，差別太大了。判決書上寫參加朱毛匪幫組織、或匪黨組織的，都沒有份。寫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或只寫參加外圍組織的，才得以減刑出獄。

這是法官和書記官的筆法，或仇恨情緒深淺的表現，只是幾個字的差異，就差了好幾年。我坐二十五年牢；同樣判無期徒刑，在我之後才出來的，還有二、三十位，有坐了二十九年、三十二年的。最後兩位關最久的，林書揚和李金木，三十四年七個月，就為了那幾個字的差別；人生運氣好壞，差別實在很大。後來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開始關心那些人，像王永富、謝秋臨、林書揚等人，都接過人權團體的慰問信；他們出獄時，也常接受採訪。

◆辛苦適應社會 轉向本土認同

在綠島期間，家人兩度去看我。釋放那天，因為同一批人很多，將近兩百個，採集體遣送的方式。他們先雇好交通船，把我們送到富岡；那裡已備好遊覽車，約有六部等著，分別把我們送往北、中、南部。我填報台中市，坐的那部遊覽車，一直開到台中市警察局。家人事先得到通知，動員二、三十個親戚等在那裡，他們簽了字，把我領回家。

我在新生訓導處時，常擔任伙食委員，由兵仔帶著，出去向老百姓買魚；那時常勞動，體力還不錯。後來輾轉經過泰源監獄和綠洲山莊，都是監獄，將近十年期間，都不能出圍牆一步。在綠島的前十四年，出去買菜、砍樹砍草，整個島都跑遍了。後來的十年都關在牆裡，每天只放封三十分鐘，在埕子上繞來繞去。

所以剛釋放時，看到太陽，覺得真受不了；又在大太陽底下坐船，海面搖晃，隨即又坐了整天的車，難怪家人剛接到我的時候，都說：「完了完了，這個人關到發呆了，神經有問題，不會講話。」那時父親和兄弟、大姊看到我，就是一副呆呆的樣子。二十五年實在很久，又坐了整天的船和車，加上一路上看到的形形色色，人早就呆了；到家時筋疲力盡，軟綿綿的，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兩、三個月後，我報考國泰人壽的日文翻譯；其他的工作都不可能，我讀師範學院，也不能任教員。像蔡焜霖，出獄後考上師大，教育部發現他坐過政治牢，馬上退學。我一回家就要向警察局報到，找工作時，管區警察每個月來看一次，警備總部中部負責輔導的人，也穿著便服來。這個人很開明，對我說：「關那麼久，又戴那麼大頂帽子的人，出來以後可能會有自卑感，覺得自己抬不起頭，你千萬別這麼想。」我很訝異他會說這樣的話。

到國泰不久，城中分局的警察馬上來找我，要我好好幹，不要再出事；家人也要我趕快結婚，安定下來。「時間」實在是很厲害的力量，被隔離二十五年，實在太久了，和別人講話都合不來；大家說去哪裡做什麼事，我都搞不清楚，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我負責公司的保險教育和資訊工作，每個月編一本通訊，也代表公司寫一些文章發表，讀的東西較多，漸漸才習慣。剛出來時，還保有共產主義的思想；後來國泰信託解散，我和一位經理一起經營出版社，期間常讀台灣史，漸漸才發展出本土觀念。

日治時代的文化協會，因為地主階級擋不住左傾的勢力，分裂成民眾黨和農民組合，看起來還是左派氣勢較強人較多。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大家要對抗日本，卻因地主有妥協性，有官做、有保障就好，不太注重勞苦大眾的處境；難怪社會主義會因為符合大眾的需求而得勢。

當時有農民組合、也有台共組織。台共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獨立於中國，毛澤東也講過，要爭取台灣獨立。日治時代的戶口名簿看得很清楚，日本人多是複姓，台灣人單姓，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是清國奴。但是這種區分，使人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反而產生中國的民族意識。戰爭結束，稱為光復，回歸中國，覺得很自然，每個家庭的祖譜，也都還記載著祖先來自福建等地。

後來多讀台灣史，發現福建人、廣東人來台灣，其實也是殖民，也侵略了平埔族的平原。侵略的手段很多，用武力、用租約，很多不講道理之處。據說平埔人的園子裡如果有人拉屎，他們很忌諱，寧可放棄土地。漢人故意到平埔人的園子裡拉屎，等平埔人拋荒而去，就隨後進佔種植，造成很多紛爭。這是日本人寫的故事。讀這些台灣史，漸漸想到祖先可能有平埔血統；我家祖籍是福建永定（漳州府），隔鄰為廣東梅縣，所以家鄉都使用客家話。如此說來，我的祖先與福佬、客家、原住民都有關連。台灣住民多混來混去，如要堅持單一種族，沒有多大的意義。

◆突破禁忌再出發 特務強悍隱憂在

我們出來以後繼續被監視。起初每個月一次，後來兩個月一次，警察會來我家問東問西，直到陳水扁當總統以後才取消。雖然放出來，我們還是很小心，因為有好多人又被抓回去。一九七五年，黨外運動開始發展時，我們很關心，常去聽政見會。隨後台獨派政治犯成立組織，類似互助會的性質；我們覺得新生訓導處的同學，也應有一個組織，便於一九八八年成立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每次開會，都有兩三個特務在後面繞，我們不予理會，看得出來不會再抓人了。到了一九八九年，黨外運動擴展，老兵闖回大陸，政府有點控制不了，開始放鬆，禁忌漸漸解除。

當時的組織以互助和交誼為主。後來一九九一年發生獨台會案，抓了四名學生，因為他們曾經到日本參加講習，當局就想以「刑法一百條」判刑。刑法一百條是唯一死刑，於是各界發動廢除刑法一百條的大遊行。過去我們因為刑法一百條，吃了很大的虧，根本沒有顛覆政府的舉動，只是看看書，就判十幾二十年，甚至槍斃掉。我們十分同情面臨刑法一百條迫害的學生，於是頭一次動員，好幾百人參加大遊行。我們還特別打扮，穿白衣服，全身套進去，寫上姓名、刑期和抗議的標語；還演出街頭劇，有逮捕、刑求、槍斃的情景，非常引人注目，報紙都大幅報導。

我們出來之後被監視，依我看，連李登輝都沒辦法管；後來國安局、調查局要換人都很困難。他們是另外一股勢力，另外一個系統，從大陸過來之後，就是我行我素的機構。除非你是自己人，第三者打不進去，干涉不了，到現在他們的經費還是獨立的。李登輝的時代還沒有辦法，特務機關的人事和經費，都不能碰；到陳水扁以後，大概比較好了。

台灣的情治機構非常複雜，有好幾個系統：像藍衣社，專門暗殺日本人和親日份子；像戴笠的軍統，陳立夫、張群的中統、政學系，各人有各人的諜報組織。來台灣以後有內調局，就是內政部調查局；此外還有保密局，抓我們的就是保密局。聽說保密局內定你是死刑，或該判幾年，軍法處沒有辦法更動。軍法處屬於保安司令部，不是情報系統，是以國家的建制設立的。保密局在大陸就有根底，它要做的事，保安司令部不敢去碰。

保安處抓來的人，到軍法處以後，如果講的有道理，有時還可以減輕量刑，因為保安處和軍法處都是保安司令部直屬的單位。我的案子在保安處寫得很嚴重，法官說我是死硬派，非重罰不可，我想大概完了，結果沒判死刑。但是由保安處送軍法處的人，還可能放輕一點；保密局抓的人，就比較嚴重了。

蔡孝乾的整個省工委會系統，都是保密局在辦，不讓保安處插手，保密局的權力顯然較大。鹿窟案抓了兩、三百人，也是保密局辦的，指揮官谷正文就是保密局的偵查隊長。保密局處置人犯的權限也比較大，基於國家政策，有些人可以讓他自新；像蔡孝乾、陳福星等幾個大人物都自新了，他們都是保密局抓的。保安司令部和警總抓的人就不可能自新，他們對外宣稱說可以自新，是騙人的，不可能。

◆賠償政治犯 爭取世紀平反

政治犯的賠償間題，隨後成為互助會內部爭執的焦點。我們認為應該向國民黨清算，很多人不應該判那麼重，不應該被槍斃。即使有人自認為不冤枉，但那些無辜被牽連的，也有好幾千人。有的只因為借你住一夜，曾經和你交往，就被判「知情不報」，用一生的黃金歲月坐牢，老來尤其辛苦。至少也應為這些人請求賠償。

為了這件事，互助會內部鬧分裂。一派堅持不向國民黨要錢，我們是認為要向國民黨清算，於是我們於一九九七年，另外組織「五○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以我們的會為主體，到立法院、行政院請願示威。獨派的「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也和我們合作，後來「互助會」也跟上來，最後終於成功。我們覺得這樣做沒有錯：爭取人權，照顧受難者，而且對本土、對我們居住的地方有利的事，我們也應當積極貢獻。這是促進會當前的主旨。

雖然，對於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實在應用國民黨的黨產來賠償，如今以國家預算賠償，講起來還不是很正大光明。應清算國民黨的黨產來賠，而且也不只賠這個金額；一輩子和一家子都沒了，不是最高五、六百萬元可以解決的，這些錢應由罪人中國國民黨來支付。目前的狀況是妥協的結果，現實就是如此；要靠國家的財政做更廣泛的賠償，我也不敢想。

目前民進黨政府提出的政策，只要是好的，我們促進會都會儘力配合。另外又於一九九八年組織了「台北市高齡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進而普遍關懷所有的老人。為了這件事，本來打算成立基金，目標集資兩千萬，但內部有矛盾，錢又退還大家。本來和日本講好，生產老人專用的「介護器材」，是能幫臥床的老人翻身，處理大小便的設備，生產出來，捐給醫院和貧苦老人。那是一架機器，有排泄孔，又能定時翻身。

基金退還後，目前有心無力；也想邀集下一代的人來幫忙，但是要組織第二代的人才，目前還有困難，並不樂觀。目前主要的工作，是配合國家人權紀念館的成立，協助文宣、口述歷史、收集資料等工作。人權是與民主一樣重要的工作，促進會將悉力以赴；此外，就眼前能做的儘量做，尚未有更遠大的計劃。

（本文收錄於《白色封印》，2003年出版）

[留言 / 轉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