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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8-04-16》 |
本期內容 | |
◎教育論壇:我們不要這樣的教育部長 | |
◎英語充電站:高中資優生的英文潛能與國際宏觀培養 |
教育論壇:我們不要這樣的教育部長 | |
■羅德水 | |
新任教育部長不日即將公布,過去一段時間,教育部長誰屬引起台灣社會高度關注,不僅馬英九與劉兆玄開出「品德要高、不能有意識形態」的條件,許多關心台灣教育的朋友也紛紛提出建言,一言以蔽之,許多人均以「正面表列」方式評斷部長人選。雖然基層教師幾無參與建議的空間,馬、劉兩人迄今亦無向教師組織徵詢意見的跡象,不過,那怕只是書空咄咄,在此我們還是聊勝於無地討論一番。為免流於形式與空談,以下將以負面表列的方式探討什麼樣的人不適合擔任教育部長。 一、不要一個具有高道德形象,卻沒有處理公共事務能力的部長: 包括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在內,許多人談及教育部長資格時均不約而同指出:教育部長之品德應足為全民表率,馬英九甚至表示希望內閣官員應「德勝於才」。相信沒有人會認為教育部長的人品不重要,不過,我們還是要指出,正直的人格與高尚的品德只是所有國家要員的基本條件,不客氣一點說,教育部不是慈善基金會,任命教育部長當然就不是推選慈善協會的理事長,說到底,教育部長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合理的分配有限的教育資源,一個徒具高道德形象,卻沒有處理公共事務經驗或專長的人,如何勝任? 二、不要一個擁有博士學位,卻不懂溝通協調的部長: 從民國39年3月程天放出任遷台後首任教育部長以來,歷任教育部長共有19位,其中高達15位部長具有博士學位或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擁有博士學歷幾乎成為教育部長的必要條件,不難想見,往後由未取得博士學位者擔任教育部長一職的可能性大概不高。教育部長擁有高學歷並非壞事,然而,即便是博士甚至是望重士林的院士,所知所學畢竟有限,須知,教育部不僅主掌全國教育事務,還要協助、監督地方教育業務,事實上,光是教育部內司、處、室、各小組、各委員會合計就接近30個單位,一個缺乏溝通協調、聯繫整合能力的部長,如何帶領龐大的教育行政體系推動政務? 三、不要一個官大學問大,不尊重基層教師的部長: 由於教育部長及部內高級官員多數擁有高學歷,長期以來,不少教育官員之大頭症頗為嚴重,每每以上級長官自居,對基層教師頤指氣使。殊不知,教育部的官再高再大,實際執行教育政令與教學工作的,卻是各級學校的行政同仁與基層教師,企盼各級教育官員摒棄官大學問大的惡習,教育部長尤應帶頭尊重教師專業。 四、不要一個唯長官是從,犧牲教育專業的部長: 「官大學問大」其實亦有唯長官是從的指涉,絲毫不誇張,不少中央或地方教育官員,雖然每每以基層教師之官長自居,可遇到長官的長官就別有一番光景了,例如,揣摩上意投長官所好,硬推違反法令的不當政策,或是唯長官意志是從,即便長官的政策有違教育專業,為宣示效忠也要力推到底。我們建議,教育部長身為最高教育行政首長,應有為堅持教育專業不惜違逆長官意志的擔當,以為全國教育人員典範。 五、不要一個一味強調競爭力,卻漠視教育本質的部長: 過去十年,台灣總體教育深受新自由主義之害,評鑑、淘汰、市場導向、提升競爭力等口號當道,扭曲教育本質、侵害教育專業之事所在多有,從中央的5年5百億計畫,到地方的所謂提升學生程度實驗,無一不是新自由主義教育的產物,期待未來的教育部長必須堅守教育基本價值,萬不能放任市場機制扭曲教育本質。 六、不要一個捍衛主流階級利益,忽略弱勢者權益的部長: 雖然批判學者指出,教育難以擺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過,身為全國最高教育首長,對於教育本質應有深刻的理解與反省,教育應該公共化,國家應該為弱勢者而非優勢階級辦教育,教育不該淪為替優勢階級利益服務,而應重回促進階級流動的功用。 七、不要一個空談理想,一意孤行的部長: 教改十餘年來,不少教育政策的推動讓親師生無所適從,為了自圓其說,教育官員每每推說「教改立意良善」意圖卸責。我們以為,教育部長當然必須具有引領師生走出教改困境、擘劃台灣教育願景的高度熱忱與理想,然而空談理想並不足以成事,即便再有正當性的教育政策,仍應由下而上按部就班,切忌冒動躁進。 八、不要一個沒有抗壓力,遇到問題就轉向的部長: 教育作為公共事務,政策的推動勢必牽動各方利害關係人的角力,例如,「繁星計畫」遇到分數造假事件,就有人要求停辦,多元入學不盡完美,亦有人主張不如回到聯考。事實上,教育不可能立竿見影,教育部長必須具備高度的抗壓性,不能一遇壓力就轉向。 以上,我們列舉了幾項教育部長不應該出現的特質與作為,衷心企盼新部長能為台灣教育帶來新契機。 (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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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
英語充電站:高中資優生的英文潛能與國際宏觀培養 | |
■李振清 | |
從宏觀思維,與國際多元的角度來啟蒙資優高中生,並有效培育他(她)們的英語文聽、說、讀、寫實用能力,藉以吸收廣泛的知識,從而跟21世紀的地球村接軌,這已是當前各先進國家教育政策的重點規劃,也是民間企業(如西屋Westinghouse與英特爾Intel)及國際組織不遺餘力地推動的重點工作。歐洲一流學府,和美國的名校如哈佛、耶魯、芝加哥等大學,及小型人文學院如史密斯、衛斯理、奧柏林等,均有研習外語及出國實地進修(learning on the native turf)的傳統。這種學術國際化與生活地球村的觀念,其實衍自古老的華人智慧結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四方友。對於大、中學資優生的輔導與培育,這種海外留學、研習外文與增廣國際見聞的教育方針,儼然已形塑成為現代資優教育的基本課程。 我國近年來的「大學甄選入學」、「繁星計畫」,以及鼓勵參與國際科學競賽,甚至高中資優生直接申請進入歐美一流學府深造的措施,都是順應世界資優高中生培育潮流的政策,逐步在尋求突破僵化教育的瓶頸。然而,在培育資優高中生的政策中,學生的英(外)語能力、國際宏觀,及品格教養等問題,是否也同時納入輔導,以便落實資優高中生的完整教育,這恐怕是當前社會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美國科學高中資優生的核心價值 對高中資優生規劃有完整培育機制的美國各州科學高中,均把全人教育的觀念,同時納入資優高中生培育的基本課程之中。同時,外語、品德教養、創新能力與國際宏觀,更視為甄選的核心價值,以及教育訓練的基本內涵。 筆者在華府服務期間,曾於1996年5月30日安排、並陪同當時的省政府教育廳李文良先生率領的資優教育考察團,拜訪維吉尼亞州極為著名的明星科學高中,「傑佛遜科學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接待我們的校長鍾斯先生(Jeffrey Jones)在簡報時特別強調:傑佛遜科學高中很驕傲地自認為是全美最傑出的科學高中。所有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均進入一流學府深造,並成為國家未來科學與前瞻科技研究、發展的菁英。然而,這些資優學生在4年的科學教育中,前兩年的主要課程,大都偏重在人文與社會學科方面的訓練。 起初,筆者甚為納悶。短短4年,竟沒趕緊全力衝刺科技教育? 鍾斯校長坦誠地分析,再好的科技人才,將來必然仍須融入整體的廣大社會。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必須以人文與社會的核心價值作為基礎。天才型的科技人並非孤立於社會中的;他們必須跟所有的人打成一片,共同為人類與社會的福祉打拚。 經過鍾斯的仔細分析,並細讀傑佛遜科學高中的教育宗旨(mission statement)之後,筆者始恍然大悟,瞭解「資優教育」的真諦: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cuses on the academic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tudent, preparing graduates to become responsible citizens and leaders in the 21st century. 傑佛遜科學高中的課程內涵,鎖定在全人型學生的學科與倫理發展,以便學生在畢業後,培養成為21世紀負責任的公民和領導人。 這段語意深遠的高中資優生教育內涵,讓筆者感到震撼。在歐美已經實施甚久,功能顯著的高中資優生培養與教育,到了台灣,卻逐漸由於升學主義與補習教育的氾濫,難於發揮真正的功能。品格教養,更在台灣特殊的教育環境下,聊備一格。待進入大學之後,品德教育的落差,就會開始浮現;資優的特質,也極可能開始變質。 2006年3月27日的《時代週刊》(TIME),以「Are We Pushing Our Kids Too Hard」(編按:我們會不會把孩子逼過頭了)為封面故事,深入報導亞洲父母給予子女過度壓力,俾以期待他(她)們成為「資優生」的事實。台灣也不例外。有多少高中資優生進入大學後,仍然繼續在各方面表現傑出,並能持續在國際上出人頭地的? 然而,2008年4月4日《中國時報》報導的醒目標題,「中一中資優生,錄取麻省理工」,引發了筆者深入探討高中資優生應如何藉由提升英文潛能,與培養國際宏觀的教育政策與前瞻。從全球化發展的角度來觀察與衡量,這則新聞對於21世紀台灣的中等與高等教育發展,以及國際人文素養的建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中一中資優生錄取麻省理工的啟示 根據4月4日《中國時報》的深入報導,在奧林匹亞國際競賽中奪金摘銀的台中一中數理資優生王俊凱與張凱瑞,已分別錄取美國名校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MIT),以及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王俊凱與張凱瑞兩人決定放棄保送台大的機會,到美國接受更具挑戰性的高等教育。王俊凱對物理情有獨鍾,張凱瑞則是化學高手。 筆者對台中一中數理資優生王俊凱與張凱瑞的明智決定,額手稱慶。 麻省理工學院(MIT)集全世界最頂尖的理工、財經與人文菁英於一堂,施以思想創新、師生互動、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國際化高等教育。1995年11月10日,筆者陪前教育部部長郭維藩博士赴麻省理工學院拜訪當時的校長Charles Vest時,Vest校長坦誠地說,MIT的資優人才培育,特重大一開始的新生啟蒙與全人教育,包括品格與教養,國際宏觀與外語能力。假如王俊凱與張凱瑞進入台灣的大學,其挑戰反而是如何擺脫掉台灣大學生消極、被動、怠惰、英文能力不足、缺乏國際宏觀與慈悲心的校園文化。 當時下大學生普遍反映出英語文統整能力日漸衰落、學術研究方法與能力薄弱、國際視野欠缺之際,自然就會視英語溝通與出國深造為畏途。因此,歐美一流學府裡的台灣留學生人數,自1995年後,逐漸遞減。大學生英語文能力差,國際宏觀不足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二。 相對地,台中一中的數理資優生王俊凱與張凱瑞,卻勇於匹馬單槍,遠赴美國一流學府接受國際與多元的學術挑戰,殊為難得。這種凌駕大學生的學習心態與未來期許,必然跟學校的前瞻性政策、創新教學成效,以及放眼天下的生活輔導機制,有密切之關係。 其實,由熱心的台灣教育人士林烈堂、林熊徵、林獻堂、辜顯榮、蔡蓮舫等人創立於民國2年的台中一中,就像台灣的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高雄中學、新竹中學、嘉義中學,及台南一中等校一樣,均有輝煌燦爛的歷史;學校培養出來的傑出校友,對台灣近百年來的發展,影響深遠。最早定名為「台灣公立台中中學」,後來改稱「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等學校」的台中一中,在蔡炳昆校長務實作為、廣納意見,與前瞻領導下,有一段獨步全國,不為人知的英語教育創新改革歷程。 筆者曾經參與台中一中的英語教育創新建言,協調跨國聯繫,與英語教師參與學生海外研修的國際機制,因此值得將蔡炳昆校長領導英語教師與資優學生參與海外英語研修的規劃,以及產生的成效,供教育當局作為資優生國際培訓的參考。 蔡校長在高中校長會議展現的睿智 筆者原在台師大英語研究所服務,並兼任師大國語中心主任10年(1980~1990)。也許是此種長期培訓外國菁英學生(包括現任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M. Rudd)的國際教育經驗,讓教育部在1990年將筆者借調至美國服務8年。這期間,筆者以教授兼駐外人員之身分,在海外藉由學術與文化機構參訪,及參加國際會議之經驗,吸收了不少新世紀大、中學生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之經驗。1997年底回國擔任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期間,筆者亟欲將歐美各先進國創新國際教育交流、英語與資優生教育資訊,提供給國內各界參考。 2000年10月2日在台北縣的國立中和高中舉行的「高中校長會議」中,教育部中教司特邀筆者跟與會的3百多名與會的高中校長們報告,規劃遴選學生直接至海外優良的大學校院進行暑期英語文研習,藉以提升老師與學生英語文實用能力的基本策略。 筆者鄭重呼籲各高中校長們正視學術國際與多元化時代,英語文教學與學習的實用與交流觀念。同時,也由國際文教處擬定下列方案,提供各高中校長參考: 1.遴選出的高中資優生由老師帶領赴學費合理的海外大學校院,實地研習英語文,由合作的學校遴聘有經驗的教師擔任教學工作。陪同的教師也以resident director(指導員)的身份,一起免費上課,藉此發揮教學相長之效益。 2.海外合作的大學校院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協助甄選,並由駐外單位協調在國外的聯繫與輔導事宜。 3.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與中教司輔導各高級中學跟國外大學校院直接建立交流合作之關係。如此可直接提升學生的英語文能力與國際宏觀。 筆者在高中校長會議中強調,此種由學校安排高中生赴海外研習英語文的機制,可以節省龐大的仲介費,而且可達到學生有效臨場學習、海外參訪,及國際交流之實質效益。 筆者滿懷熱忱,興沖沖地提供挑戰與創新的海外高中教育延伸計畫後,3百多名校長中,僅有台中一中的蔡炳昆校長清楚地聽進去,而且立刻前來跟筆者深入討論可行的細節。 蔡炳昆校長回到台中一中後,立刻召集該校的英文老師們,成立為資優生而設立之「密集英語會話課程(IECC)」,並於2001年1月6日正式開課。筆者於2000年11月7日,及2001年3月1兩度前往打氣。同年的7月6日至8月12日,台中一中的師生出國至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進行「暑期美國文化與語言研習(ACL)」,成效斐然。 台中一中的英語教育國際化在蔡炳昆校長的領導下,目前已經拓展到與法國及日本的實質國際交流。加上教育部積極鼓勵與補助開設「高中第二外語」的推動下,台中一中蔡校長已經推動8年的高中資優生國際化與多元化教育政策,不但輔導了台中一中的學生實踐學術國際化的真諦,同時也讓學生們奠定了未來一生的全人教育基礎。以筆者觀察歐美資優及高等教育實踐的經驗,台中一中的英語與國際教育措施,確可作為台灣各大、中學的典範。 從科學天才培養看台灣資優生未來 美國的資優生培養與教育以「天才與資優生教育」(Talent development and gifted education)為核心,還延伸到小學;對本國或外籍生一視同仁。1983年在激烈的「西屋科學天才獎」(Westinghouse Science Talent Search)競賽中,以設計研究「速度與壓力關係之風動」(wind tunnel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locity and pressure)而獨占鰲頭的紐約布朗士科學高中學生、我國外交官子弟甯致(Paul Ning),就是一個最佳的典範。(參閱1983年3月28日Bellie McGrath在《時代週刊》所寫的專論:儒家的工作倫理〔Confucian Work Ethic〕)。 甯致後來順利從麻省理工學院(MIT)與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分別獲得碩、博士學位,如今活躍於美國的高科技界。 推動高中資優生56年的美國「西屋科學天才獎」(1942~1998),會同各高等學府,培育了無數世界級的各領域人才。其中,有5名諾貝爾獎得主。1998年轉由英特爾接棒,繼續培育美國科學菁英高中生的長期任務。 想起筆者親身參與過的「西屋科學天才獎」競賽與頒獎,以及傑佛遜科學高中的教育宗旨,回頭再審思當前的台灣高中「資優教育」與高等教育現象,不禁令人感慨我們的資優人才培育,還是有一段漫長的路途要走。不過,看到台中一中學生王俊凱與張凱瑞,以優異的英文和國際觀,直接分別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與柏克萊加州大學;台南一中學生羅蘶進入芝加哥大學;建中學生進入耶魯大學等現象,倒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多元化國際教育現象。至少他們能避開台灣的「大學病」或「台大病」(參見2008年3月10日《中國時報》:〈台大人有台大病:驕傲怕挫折〉)。但願將來有更多的高中資優生追隨他們的腳步,直接進入世界一流學府深造。如此,他們的英文潛能與專業學科更能大幅度開發,台灣的教育也會更多元、更國際化、更具國際挑戰性。 (世新大學英語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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