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件事情引起人們對於民族主義重振的關切。從西藏事件所引發的西方媒體對中國事務不正確不公正的報導，甚至還有歧視性的言論，造成全球華人廣泛的抗議；四川大地震以及隨後的救災努力更凝聚了華人的向心力。外患內憂都是形成民族主義的動力。中國最近這兩大事件，促成了民族主義的重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罕見的景象，值得注意。

近代民族主義有兩個根源。其一是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是源自資本主義興起後，中產階級逐步掌控國家機器政治權力中，形成的一種社會意識。它用以凝聚國民的共識（所謂生命共同體），以遂行資產階級擴大商品銷售的終極目的。這種思潮盛行在資本主義出現後的歐洲國家，主要經由教育與大眾傳播來進行社會意識的凝聚，此即民族主義理論家安德孫（B. Anderson）所指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另外一種是在飽受內憂外患的第三世界國家產生的，是基於克服共同的災難（例如抵禦外侮） 而出現的。以中國為例，「中國人」的概念雖然自古已有，但是要到鴉片戰爭以後才形成今日的「中華民族」概念。在這之前，漢滿的對立嚴重，甚至孫文早期的革命仍然以「驅逐韃虜」為口號，視滿洲人為異己。直到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後，中華民族主義才成形。

資本主義國家所形成的民族主義，曾經造成了國家之間的對峙、衝突，乃至戰爭。兩次普法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都有民族主義的因素。強烈的民族主義還會發展成為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等等思潮。這些思潮對人類曾經造成巨大的災難，因此有識之士便強烈批判民族主義的思潮，倡導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

但是，這種源自反思巨大災難的批判論述，卻常常被用來反對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對義和團的譴責。義和團誠然有愚昧迷信的成分而為吾人所不取，但是它反抗帝國主義欺凌的精神，卻往往因此而被揚棄，並且進一步地成為開脫帝國主義侵略的理由。因此，源自反思民族主義弊病的批判論述，反而成為助長帝國主義宰制第三世界的幫兇。這種吊詭的論述，百年前的孫文便有所警覺。

中國從長期的革命歷練中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但是這種思潮在改革開放後就被放棄了。放棄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同時也逐漸漂離第三世界的陣營，失去對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批判。這使得帝國主義缺少一個應有的制衡力量，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病缺乏有力的反思條件。中國民族主義的重振將會產生鐘擺效果，這對國際局勢也都會有深刻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

日本成田機場於5月20日慶祝啟用30年，但卻連原規劃的第一期工程都尚未完成，原因不是日本人的效率出了什麼問題，而是30年來如一日的農民抗爭。

1960年代日本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安保鬥爭，在日本政府宣布要建立新機場之後，許多左翼活動家與學生進入農村，與「反迫遷」的農民一同阻擋政府的工事，並於1970年代達到運動的高潮。當年的抗爭農民雖有許多後來接受了政府的條件，但至今仍有不少農民堅守家園。這種堅毅的精神與農民儉樸、有機的生活模式，啟迪了不少當年的知識份子，也開啟了後來各式各樣的新社會運動，對台灣的社運亦有相當影響。

如今30年過去了，當年的反安保、反美帝激情過後，遍地開花的社區、環保等等新社會運動，卻一度出現去政治化的趨向。不僅日本的新社會運動對於軍國主義勢力的重新崛起，反制力比不上傳統的老左派，台灣紮根農村的社造運動也面臨「接案化」、「活動化」的困境，無力挑戰傳統農村產銷權力。

面對已不再新的新社會運動，30年或許是個反思的起點。

成田機場啟用30年，當年抗爭的農民如今居然還堅守家園，這恐怕會大大令台灣各種社會運動者汗顏。相較於成田機場抗爭30年，或是日本國鐵員工抗爭近20年，台灣哪個社會運動可以堅守崗位超過3年？

除了唯心的、難以證實的「民族性」之外，這恐怕還牽涉到運動的模式。成田機場抗爭之所以能長長久久，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農村經濟的延續性。台灣過去那種強調透過衝撞達成政治目標的街頭運動，頻繁地把群眾從生產現場動員上街，相較之下就顯得十分消耗而無力。

歷史證明，那些空洞的口號與宏大的政治意識型態行不通，只有承認生活即政治的新社會運動才有前途。且看近年台灣社運，動輒罷工、臥軌的工運早已失去活力，一度激昂反帝的街頭農運也銷聲匿跡，換上來的是蹲點農村、強調文史、不避諱接政府專案的農村社造運動，以及結合都市中產與小農的生活環保與有機農業，或是如樂生療養院等零星的反迫遷個案。

這些都說明了，激昂的反體制時代已經過去，只有回歸土地與日常生活才是正途。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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