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大自然和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發展並不牴觸；維護完整的棲境與健全的生態系，對人類的健康與福祉有莫大的幫助。

2004年，有三種禿鷲被世界保育聯盟列入嚴重瀕臨絕種名單，分別是長嘴禿鷲、細嘴禿鷲與東方白背禿鷲。1990年代早期，這三種禿鷲的族群總數在印度與南亞一度達到4000萬隻，如今卻減少了97%以上。保護這些禿鷲、防止牠們滅絕的理由，可用一種聽來熟悉的說法來詮釋：我們對於世界的生物多樣性，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不過，還有另一種較不為人所知的角度，可以解釋保護牠們的理由。

有很長一段時間，觀察者並不知道禿鷲族群減少的理由，有人懷疑罪魁禍首是棲境減少或環境污染。幾年前，研究者發現，牠們的死其實肇因於一種雙氯酚酸鈉（diclofenac）消炎藥，這種藥通常用來救治牛隻。對牛與人來說，這種藥可解緩疼痛，但對禿鷲來說，卻會造成腎臟衰竭。食用牛屍體的禿鷲消失後，數以萬計的牛屍只能在陽光下腐爛，而根據某些研究報告，這些屍體成為炭疽的溫床，然後成為野狗的食物。野狗由於食物充裕，族群大增，狂犬病的威脅也隨之提高。於是，禿鷲的命運與數百萬人的命運就這樣聯結起來，保護禿鷲免於滅絕，也能保護人們遠離疾病。

如果不仔細觀察，通常看不出救助瀕危物種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聯，但在許多保育專家參與的案例中，這類的關聯其實很普遍，例如濕地與紅樹林等生態系，可保護人們不受致命暴風雨的威脅；森林與珊瑚礁提供食物與收入；一個生態系受到傷害，影響可能遠達地球的另一端，使該處人們所仰賴的資源與觀光收入蒙受損失。

別再提「熱點」了

儘管人類與生態系相互依賴，一般大眾與某些政府還是以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等於把動植物的需求看得比人類還重要。為了扭轉這種趨勢，也為了人類與受威脅的生物，我們與越來越多的保育人士認為，過去決定以保育計畫為優先的許多方法都可以淘汰了，重點應該放在對人類有價值的生態系，我們的計畫應該在保護人類健康與福祉的同時，也能保護許多物種。

保育活動帶給人「反人類」的印象，部份原因在於為了保存動物與棲境，數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或被剝奪了原來的食物或收入來源。肯亞總統齊貝吉（Mwai Kibaki）引起爭議的決定──把安博塞利國家公園交還給原本定居於此的馬賽族人，反映出優先佔有權遭取代的不滿日漸升高。這種不滿是全球性的，亞洲及非洲各地的獵人與農民認為國家公園限制了他們的飲食與收入，而美國的農民與伐木工人為了鮭魚和西點林鴞必須犧牲自己的水源使用權與工作，也憤怒不已。

大眾之所以造成「自然與人類對立」的認知，還有部份原因來自於一種聚焦於「熱點」的保育策略；這是1988年英國牛津大學的梅耶（Norman Myers）發展出來的想法。所謂「生物多樣性熱點」，是在一小塊地區中，孕育了十分多樣的本地植物──也就是當地原生而且分佈範圍受地理局限的植物。梅耶之所以採用這類植物的多樣性做為指標，是因為植物資料是最可靠、往往也是僅有的資料，而且過去也認為植物多樣性大致上可以代表動物多樣性。梅耶與國際保育協會的夥伴繼而評定出世界上25個熱點，做為保育計畫進行的重心，例如巴西賽拉多地區的莽原，以及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

在此之前，保育團體著重於「明星物種」，如貓熊、鯨魚和海豹等，相較之下，熱點的概念提供嚴密又可量化的方法，做為保育投資的準則。以計算物種數量所得的分類系統，比起拿可愛動物的照片為號召，顯然科學得多。熱點的方法看起來也比較實際：保育機構的資金有限，而現在他們可以把錢放在能一次保護最多物種的地方。過去15年來，無論是慈善團體或跨國機構，都普遍歡迎熱點策略。

雖然「熱點」的說詞具有說服力，但背後的生物多樣性思考並沒有成功抓住一般大眾的興趣或想像力。最近的調查顯示，在美國只有30%的人聽過「生物多樣性」這個名詞。甚至許多在保育領域工作的人會小心地避開這個辭彙，生怕使人感到無聊或引起反感。「生物多樣性熱點」顯然沒有激發大眾贊助或參與保育工作。

部份科學家對熱點也不甚熱中。不久前，倫敦帝國學院的歐姆指出，熱點可能是反宣傳：擁有很多本地植物的地方，未必同時擁有許多蝴蝶或脊椎動物。同樣來自帝國學院的卡迪洛也指出，最有滅絕危險的動物並非生活在植物熱點，反而是生活在寒帶森林與北極地區的哺乳類。

還有其他生物學家指出，世界上多處多樣性貧乏的地方，反而提供了重要的季節性棲境、遷移中途站，或者是繁殖場所。例如，每年9月有50萬隻麥哲倫企鵝在阿根廷的Punta Tomba聚集，這片乾燥而灌木叢生的巴塔哥尼亞地區，原生植物的種類寥寥無幾，連生物多樣性「溫」點都稱不上，但在這兒繁殖的企鵝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卻功不可沒，因為每年有七萬名遊客為牠們而來。類似的地方還有很多，它們的植物多樣性低，卻孕育著生態或經濟上十分重要的物種：綿延的凍原孕育著鴨、雁與天鵝；溫帶河川提供了鮭魚的繁衍。

生態系服務

保育還需要其他的指導原則。儘管有人不能領會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大家卻都看重大自然是食物、燃料、建材、休閒與振奮人心的原鄉。在「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的大傘下，生態學家已經開始量化這種自然資產。「生態系服務」一詞由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埃利希（Paul R. Ehrlich）所創，同樣任職於史丹佛大學的戴利也加入支持陣營。生態系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如醫藥與木材；也包括經濟價值常被忽略的過程，如水質淨化、植物授粉、氣候調節、洪水與疾病的控制、土壤形成等。美國佛蒙特大學的柯斯坦沙與一些經濟學家嘗試為這些過程換算成美元價值，他們發現這些經濟服務的年產值，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總和。

把焦點放在生態系服務的概念，不只在學術圈受到歡迎，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也漸漸開始把保護這些服務視為根本目標。2000年，聯合國發起了生態系服務的研究，一年後，一個由超過1300位科學家組成的跨國團隊，展開了生態學史上最富雄心壯志的計畫：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此計畫把過去50年來人類對生態系服務所造成的影響確立起來。生態系服務共分四大類：供應性的（提供糧食或遺傳資源等產物）、調節性的（提供調節性的功能，如洪水調控）、文化性的（提供非物質性的效益，如心靈上的滿足），以及支持性的（提供生態系的基礎元素，例如土壤的形成）。評估發現，多數的生態系服務非但已經耗損，而且人類的使用方式也使之無法永遠續存。

對更廣大的群眾來說，2004年印度洋的海嘯與2005年的卡崔娜颶風，使人清楚看到生態系與人類生活條件的關係，這兩個例子都因為缺乏自然植被而使破壞加倍。過去70年，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將近四千平方公里的沼澤地與篦藻床受到破壞，使卡崔娜颶風產生的暴風雨影響範圍嚴重擴大。在東南亞，沿岸地區大量的紅樹林變成養蝦池，對抗海嘯的防波堤作用已經喪失。布魯塞爾大學的斯里蘭卡研究者達多–桂巴斯（Farid Dahdouh-Guebas）主持的海嘯後研究計畫發現，擁有完整紅樹林的海岸幾乎沒有受到損傷。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澤地與斯里蘭卡的紅樹林都未列名於世界生物多樣性熱點，它們基本上並沒有本地植物，我們估計該處擁有的動植物物種數，連雨林的1/10都不到。

棲境喪失與經濟損失之間的關聯，在某些例子即使並不易察覺，但仍可能有重大影響。風吹過不斷擴張的非洲撒哈拉與沙赫爾沙漠，把沙塵往西帶到大西洋，每年有數十億公噸的沙塵降落在美洲或加勒比海，伴隨著沙子而來的沙塵、污染物、微生物與營養物，都是摧毀珊瑚礁的一員，進一步使觀光業與漁業受到損失。非洲北部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過度放牧與非永續性的耕作方式，在當地使貧窮、饑荒與營養不良更加嚴重，而在半個地球之外的珊瑚與經濟活動也因此蒙受損失。

由生態系服務提供的經濟利益，對開發中國家更加重要，因為他們從林業、織品原料及農業獲得可觀的收入，他們的森林和漁業在國家經濟中的地位，通常比美國和歐洲重要5~10倍。聯合國一份2005年的報告有力地說明：要減輕世界7億5000萬農民的貧窮，保護環境是其中的關鍵。

生態系與自然循環遭破壞時，人類健康也會受威脅，印度的禿鷲只是數百案例之一。每年幾乎有200萬人死於污水或供水不良，保育濕地與森林可以減少這些死亡：濕地提供自然的濾淨功能，可提升飲水與農業用水的品質；健康的森林可阻擋沉積物、避免水源污濁。保護森林與草原可以減少非洲的沙塵飄散，甚至可以減少中國西部的黃沙飄過太平洋，這些沙塵與近年來美國氣喘病例的增加有關。

生態系損害與人類健康之間較微妙的關聯，可從致病生物由野生動物轉移到人類身上得見。世界上2/3的新疾病，如伊波拉病毒與禽流感的病原體，本來只感染非人類宿主，而只有在土地使用與農作方式改變時，才得以與人類接觸。而這還不只限於「偏遠」地方的疾病。在美國東部，人們因為撲殺狼和美洲山獅，引發了鹿和鹿蜱族群數量大增，導致每年超過兩萬件的萊姆病新病例，一世紀前消滅掠食動物的舉動，卻危害了今日人們的健康。

保育的救生艇

我們之所以提倡將重點放在生態系服務，從許多方面來說，是對傳統保育所強調的「相互依存」觀念加以重新包裝；不過我們的方法有幾個明顯的不同點。首先，我們認為有許多保育人士拒絕承認當前的世界局勢，他們必須停止執著於原始野生世界的圖像。每天都有25萬人口加入地球，會有更多的森林與濕地因為農業而被伐除，也會有更多的海洋生物因漁獵而消耗，生物多樣性勢必會減少，不受人類影響的野生世界將不再存在。

由於我們的環境將主要由人類影響的系統組成，要保護生物多樣性，絕不能只有自然保留區，勢必要在包含都市、密集農業、人為管理的森林與河川的地景中進行。諷刺的是，受保護的地區其實最可能需要密集的管理，好維持其「野性」，許多國家公園的管理者已了解到這個事實。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的景觀即受到高度管理，自然水源已經被鑿井取代，而大象族群也遭選擇性的移出，以避免過度擁擠。

我們主張的第二項主要改變是優先順序，保育人士首先應該關心的是生態系服務受損時，對人類福祉威脅最大的地區，如亞洲的紅樹林、美國東南的沼澤，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旱地，以及世界各地的珊瑚礁。這在政府單位與保育團體想攜手合作、共同為大眾安全與保育而努力的地區，會特別迅速有效。例如在弗羅里達的狹長地帶，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與美國自然保育協會合作，致力於評定出對大眾福祉與傳統保育有同樣重要性的地區；測繪出具有生物多樣性、並有能力保護人類社群的棲境，工作參與者便能確認出需要保存的地方。

第三，保育人士應該要與發展專家更密切合作。過去20年來，許多永續發展計畫已經在尋求不同團體的結盟，不過只限於已經有市場價值的物品，例如魚或非木材的森林產品，而且通常也不具有生態系服務的視野。藉由結合、協調保育力量與人類福祉計畫的精力與資金，專家們可以提高兩方努力的效率和影響力。舉例來說，投資於乾淨、無沉積物的水源，通常也可以保護水域生物多樣性。

如果保育與社會議題缺乏緊密連結，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政策通常不會受到大眾支持。美國環境管理顧問公司（American Environics）的謝倫柏格與諾德豪斯在2004年一篇名為〈環境主義之死〉的文章中提出他們的論點：環境團體必須超越他們把環境封鎖於密封罐內的傾向，來考慮其他的觀點，否則他們的思路註定失當。我們相信這份對環境主義的激烈控訴，同樣可以用在保育運動之上。

最後，我們所期望的保育工作，在評估其成效時，不僅看受保護的物種數目，更要包含人類福祉的提升，這樣的評估方法其實已經存在了。1980年，印尼政府與美國自然保育協會聯合成立科摩多國家公園，一方面保護受威脅的科摩多巨蜥，一方面則是為了保護森林與珊瑚礁，國家公園的門票收入則轉給當地的發展計畫，也撥給新興的產業：海草養殖、觀光業、木雕，以及得獎的珊瑚礁魚類養殖，2006年一份針對國家公園鄰近地區村民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的人都因為新增的收入而對保護區非常支持。

潛在的不安

有些人對我們的方法會感到不安，因為大自然提供的服務不一定與生物多樣性呈正相關。另一個不安的來源是對生態系服務與人類經濟至為重要的動植物數量，通常相當多，不過稀有物種仍扮演關鍵角色，就像買保險一樣。由於全球氣候改變、土地受到大幅的人為改造，今天的稀有物種，到了明天卻可能變成普遍物種，所以我們能保護越多物種越好。在美國加州，從經濟觀點來看，非原生的歐洲蜜蜂是最重要的傳粉者，如果歐洲蜜蜂的族群驟減（近來牠們已受外來類的威脅），一些原本數量較少的原生蜜蜂可能變多，取代替農作物傳粉的重要經濟地位。

雖然，如果人類只保留少數能提供或有潛力提供服務的物種、而放任其他物種滅絕，從道德觀點來看是該受到譴責；但若以為我們能夠把大部份的世界轉變回工業革命之前的模樣，那才是不切實際的想法。某些人類造成的滅絕是無可避免的，而對於我們到底能做到哪些事、又做不到哪些事，也必須實際些。我們必須確保的是，能提供人類所需生態系的那些生物多樣性，能優先受到保護。

我們建議，與其用原生植物的豐富程度測繪出10~25個值得優先保護的地方，保育人士不如先設法找出有如救生艇般的生態系──也就是貧窮比率較高的地方（其經濟來源大多仰賴自然系統），以及生態系服務已嚴重損壞的地方。保育工作的主旨若是提供乾淨水源、減少土壤侵蝕、避免過漁時，不僅幫助人類，也能保護更多生物多樣性──即使不是完整的生物多樣性。相對於多數的保育工作，這類型的保育計畫也將能得到更廣泛的支持。

同時，部份獻身保育的組織應繼續支持看似沒有明顯利益的物種與地區保育。把重心轉向生態系服務，不表示完全改變保育目標，而是拓展大眾對保育的支持，並促進願意轉變重心的組織達成改變。

大自然的經濟

保育生態系服務究竟能否支持經濟成長，還有待證實。做為一項保育策略，生態系服務的未來或許仰賴生態學家與財經專家之間的合作，即使目前的合作可能還不太高。不過，許多熱心支持者確實來自商業社群，例如2005年11月，美國高盛集團宣佈將生態系服務納入商業經營，包括籌措10億美元投資再生能源、把評估生態系服務計畫的影響做為標準操作程序之一，並成立一個開發綠色市場的智庫。

世界銀行也鼓勵世界各國採用「綠色會計」制度，也就是說，經濟資產與國家生產力的評估，要把環境與生態系服務加進來，並減去因污染及過度使用而造成的破壞。經濟評估與創造生態系服務的市場，使得保育成效的量化成為可能，於是公司與人們很容易產生認同，比起用明星物種或原生植物的政策來說，這是一種進展。

如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塔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等人的深刻言談，已經引起人們注意環境與人類的繁榮和平之間的關聯。安南說：「我們對抗貧窮、不公與疾病的戰鬥，直接連結到地球本身的健康。」保育人士應聆聽並散播這樣的訊息。保育，只有在把人類視為中心時，才能真正全球化，並受到廣泛的支持。 （本文出自SA 200710）